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遭到国民党守军第 29 军官兵以及北平军民的全力抵抗。日军在增兵后，向驻守在南苑的29军发起总攻，中国守军损失惨重，副军长佟麟阁朝香凉、132师师长赵登禹不幸牺牲，壮烈殉国。7月29日，北平宣告沦陷。
日本侵占华北后朝香凉，为了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在政治上采用“以华治华”的方针。“日军每占领一地，即着手、扶植汉奸及亲日分子，建立伪政权。”7 月 30 日，以江朝宗为会长的“北平维持会”在中南海怀仁堂成立，“市府秘书长周履安、自治监理处处长吕均、前湖南省长周肇祥、商会邹泉荪和冷家骥、保商银行经理王毓霖、朝鲜银行秘书梁正平、东亚同盟会社文龙等人为常务委员，”并聘请小泽开策等一干日人为顾问，日本顾问实际操控着维持会的运作。8月5日，张自忠在日人和汉奸的挤压下，被迫辞去相关职务，9月初经天津南下，一时北平呈现无政府状态，维持会成为“维护安定”的行政机构。
8月8日朝香凉，日本侵略军进入北平城。8月20日，北平市维持会会长江朝宗任伪北平市政府市长。9月22日，日伪成立“平津地方治安维持会联合会”。10月12日，日伪改北平为北京，1938年12月13日，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首都南京陷落，日本决定迅即成立华北新政府以取代南京国民政府，实现新旧交替。12月14日，日伪在中南海居仁堂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王克敏、汤尔和、董康、王揖唐、朱深、江朝宗、高凌霨、齐燮元为委员，“仿照欧美三权分立、责任内阁的方案制定，实行总统制，分别设立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以北平为“首都”，仍沿用中华民国年号。”1938年1月1日，“临时政府”正式办公，伪北京市政府改称“北京特别市政府”，5月13日，北京特别市政府又改称北京特别市公署。
1940年，汪精卫主持的汪伪国民政府成立朝香凉。要求统一各地的临时政府，因此，华北地区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事实上，由于扶持各地伪政权的日本侵略军利益不易协调，汪伪政权触角难以延伸至华中以外地区，“伪临时政府名义虽被废除，但是，为适应强度‘防共’的要求，其机构只是作了新瓶装旧酒的变换”，人员方面“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与伪华北临时政府组成几无差别”。
这个印度法官叫拉达·彼诺德·帕尔（Radha Binod Pal）朝香凉。在参与东京审判的11个审判官中，帕尔提交了1275页、洋洋百万言“判决意见书”（参与东京审判的每个审判官均必须提出自己的判决意见书），主张“全员无罪论”的“奇葩言论”，虽然不是东京审判的主流观点，更未被接受，但却影响深远，成为当今包括一些学界人士在內的日本右翼否定东京审判的重要“依据”。
帕尔的主要观点是：1、东京审判是“戴着法庭这一假面具达到政治目的。” 其隐义即 “ 这是美国进行复仇的审判 ”。2、“既然承认战争，杀人行为就是必然行为。何况在国际法中本没有战争是犯罪这种法律。无法律之处当无刑罚，无法律之处当无审判。” 根据这一逻辑，帕尔进而强调：“东京审判本身是无效的。” 因为，审判甲级战犯，适用的是在战争结束后制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条例》，即采用的是“事后法” 。3、“ 在突袭珍珠港之前，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发出的同样的通牒，如果发给其他国家，即便像弱小的摩纳哥和卢森堡那样的国家，也必然为了自卫对美国诉诸武力。” 这一理论，和日本否定战争责任的 “自卫战争论 ” 完全吻合。4、审判原本应力求公正，但东京审判的审判团只有战胜国的法官，没有一个战败国的法官。这种“战胜国审判战败国 ” 的审判团构成，本身就不公正。而且仅仅战败国日本受到审判，对日本实施无差别轰炸甚至投掷原子弹，杀戮数十万平民的美国这种显然的‘反人道’行为，却未受到审判”。
东京审判结束后，帕尔写了60万言的《日本无罪论》，获得日本右翼的热烈追捧。1952年和1953年，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两度邀请帕尔访日，并让帕尔在各地演讲。
岸信介的胞弟佐藤荣作（因过继给佐藤家而改姓）出任首相后，于1966年邀请帕尔第三次访日，并授予帕尔一等瑞宝章，表彰其“为和平运动作出的贡献”。
1967年1月10日，帕尔去世，佐藤荣作以日本首相名义发去唁电。1975年，日本著名旅游胜地箱根建立了帕尔纪念馆。2005年，靖国神社举行了“帕尔博士显彰碑”落成仪式。
图：靖国神社内的帕尔博士显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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