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王建复、王媞
王珺 王冰洋 王传一 王恩琦 王菲
王菲菲 王富华 王冠 王光良 王海玲
王浩信 王宏恩 王宏伟 王惠 王嘉明
王家顺 王建房 王建复 王建杰 王杰
王洁实 王介安 王娟 王蓝茵 王磊
王丽达 王力宏 王量 王美莲 王佩瑜
王品 王启文 王强 王蓉 王瑞霞
王锐 王诗文 王识贤 王思思 王童语
王威 王喜 王啸坤 王笑文 王欣如
王心凌 王秀琳 王雪娥 王雅洁 王炎
王绎龙 王渝 王羽泽 王袁 王苑君
王韵婵 王昭华 王振宇 王志文 王中平
王壮 王子鸣 王馨平 王芷蕾 王菀之
王婧 王珏 王琥 王栎鑫 王梓宏
王橹窗 王铮亮 王筝 王雯 就知道这些了
这里有明清王建复、民国的历史故事、秘闻、深度分析等文章，欢迎关注“剑雄品评文史经济”做为总督直隶军务、粮饷、河道，兼巡抚京畿之责的曾国藩，押送到刑部的人犯，竟被刑部拒收。双方都是宦海中的“老司机”，怎么会发生刑部不买一方诸侯之帐的事呢？
按满清官制惯例王建复，直隶总督，属全国9个最高级的封疆大吏之首，驻所保定。此职任上，刘镛、李卫、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荣禄、袁世凯个个皆是名扬四海、世所公知之人。
这么说来王建复，刑部之举动，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
曾国藩押送到刑部的2名人犯，都是犯官。一个是天津知府张光藻王建复、另一个天津知县刘杰。而这两个官员，皆与“天津教案”有关。
“天津教案”发生后，因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推卸责任的缘故，直隶总督曾国藩，被朝廷强令处理此案。
说句老实话，重病中的曾国藩，颇有官场“老司机”的嗅觉。本想以病推托，却因英名已立于朝野，被慈禧认为处理棘手洋务之高手，而强令驱策，当然，这是明话。
从其未至天津之前，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所写之家书，便可得窥内情之一二。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官、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驱，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 ”观此信，行文凝重琐碎，心绪哀极惶恐，其暮气夕息、有去无归之哀鸣，铺陈于满幅信笺，直同于遗书？！
从信中，还可看出曾国藩将趋天津前，已具先筹之定见，谓此案双方“俱难和协”、“虽反复筹，殊无良策”之断论，及勉力一搏，或不可善终之纠结，跃然纸上，也为曾氏在此案打击下，最终以身死国，埋下伏笔。
素称晚清官场第一“忍者”的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建湘军、灭太平天国，挽狂澜于既倒，纵横于洋务运动，当属同治中兴中能力、谋略俱佳之干臣。
遇此区区一域，涉外之“天津教案”，竟说出这种丧气话，可见此案之凶险幽深，应为其残生中，所遇之罕见难关，自虑断难跨越。
为什么？不就区区一域洋务案么，以曾氏历经风雨之洋务之才，虽沉疴在身，竟会自虑殉职此案，令人疑惑不解。
所谓“天津教案”，发生于同治9年（1870年），天津民众先是发现大量死婴，断肢残目，横陈狼藉，曝现在乱葬冈上，而后发现这些死婴，与教会（望海楼）及育婴堂有关。
与教会有关，这点没错。这批弃婴本为所弃之病婴，再因时疫流行而夭折，被教堂所葬；错就错在，当地民众听信所抓到人贩子的虚言，认为教堂搞了一些见不得人之事。如将收购的弃婴之眼珠、脑子等器官，用作药引子。
后查之，却是人贩子情急之下，诽谤教堂所为。在当时，各地均有不同程度的弃婴、溺婴之恶俗。西人教会出于慈善和培养未来教民之虑，收留这些送过来的弃婴。
后来，教会考虑到光收留民众送过来的弃婴，还是不行。有些弃婴因家长怕麻烦，得不到及时地收留，被冻死、饿死，屡皆有之。遂通过金钱奖励送婴者，来促使应救之弃婴，得以尽救。
慈善，一旦与金钱挂钩，就等于挑逗某些国人嗜利的神经。一旦被逐利之徒所乘，好事就变成了断子绝孙的坏事。于是民众之婴儿被迷拐、抢夺之事，渐渐就多起来了。
百姓本来对西人掠夺，而令生活无着，久已生愤；又对洋教不同于儒家文化，因无知而生惧；更因文化不高，对坊间所传，洋人对弃婴挖眼剖心，种种似有似无之恐怖传言，是莫辨是非。
结果，民众对天主教会收婴之举，疑窦丛生、腹腓四起。这一次，抓住人贩子武兰珍，被民众暴揍送官，人贩子情急之下，便诬陷教会是通过教民王三，来收购她所拐来的婴儿。
显然，武氏企图利用官府惧洋，不敢细究之习，以求减轻罪责。在不明真相，又缺少思辨能力的第三者看来，情况确实也该如此呀。修女与人贩子，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直在做“一手交孩，一手交钱”的生意么。
岂料天津知县刘杰并不惧洋，径直带武氏，前往教堂查勘对质。一查，在教会里，哪知一无教民王三，二无武氏所供认之席棚、栅栏等物证。三，遍传教堂众人中，更无一人，能被武氏所指证。
事实虽说如此，但为时已晚，群情激昂、众口铄金之下，终让群体情绪，走向传染的盲目和狂热的盲从。最终一定要用突破的决口、肆虐的打砸，得以发泄民众不满的情绪。如此，津民闻讯，猬集于教堂门外，开始抛砖攻殴、肆杀洋人。
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闻讯赶赴通商署衙，态度咄咄逼人，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兵弹压。并以派法军将天津夷为焦土而相胁（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某些洋人漂洋过海，还那么骄横，真是作死）。
通商大臣完颜崇厚，镶黄旗，金代皇室完颜氏后人。因皇室之缘，曾署理过直隶总督之职。“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与“南洋通商大臣”对应。
该职于崇厚去职后，同年被清廷裁撤。由直隶总督经管，直隶总督办理洋务时，又称又“北洋通商大臣”。该职裁撤后，似更与“南洋通商大臣”契合。
完颜崇厚曾为僧格林沁专司过文案，襄理大沽口海防事务。这个人，本该是晚清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
之所以不为众所周知，是因为此人既是个胆大妄为、独断专横、又是个胆小如鼠、推诿卸过，大节糊涂、自利精明之辈。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忠君体国、精于洋务之专才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光绪4年出使俄国，他胆大妄为，擅自卖国与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约成后，竟不等朝廷的批复，未经奉旨，就自顾自地回国了。
如此目无纲纪、视国事为儿戏之人，一时令朝野震动。被修撰王仁堪、洗马张之洞等连续弹劾。光绪帝大怒，判崇厚斩监候。后经俄国人说情，仍着羁禁，终，崇厚交银30万两劳军，方予放归。
面对乌龙事件。被动之中的清廷，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前往俄国更改崇厚原签之约，费尽周折才勉强争回伊犁南路、嘉峪关等地之主权。
但仍失霍尔果斯河以西，及斋桑湖以东的地区。将中国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白白地送给了俄国。
此次“天津教案”，崇厚起先不循法国领事丰大业之请，是对的。这也体现了当时，无论是在满清官场，还是在大清民间，对洋人久在中华之为所欲为，殊为不满的国家情绪。
但他任由其事态扩大，不积极筹措应对，则有违朝廷命官之责。可以说，“天津教案”之爆发，其部分主要的原因，是由崇厚失职所点燃的。如果其当时积极筹措应对，是不易引起民众暴乱的。
自洋人入侵至今，无论在政治、文化、经济、外交等方面，国家之耐受力皆几近极限。满汉官场、市井坊间，对洋人、洋教，乃至洋务之不满愤恨，弥漫全国。此不爆，彼亦必爆，但只要此时不爆，则与崇厚无关。
再说，法国领事丰大业又是骄横之辈，闹闹嚷嚷从通商衙门里出来，回教堂时，与知县刘杰相遇理论，一言不合，怒而开枪，幸只击伤了知县侄子刘七。
尾随之民众，一看洋人敢袭击县太爷（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本来，大家就对洋人横行不法、“杀婴做药”、教民胡为、宗教冲突就怒不可遏，官府又一昧不敢整肃弹压，这下好了，抓到“开工”由头了。便一拥而上，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俩人，当街群殴致死。
然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津民顺势攻击法国天主教教堂。欲拨掉“杀婴作药”（坊间揣测）的据点。此举造成10名修女、2名神父、几名法领事馆人员、侨民、及30多名中国教民被殴杀。
再加上2名不明不白，被顺路杀掉的俄国侨民。此外，还放火烧掉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及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后波及至英美4座基督教教堂，可见民情汹涌之可怕，崇厚失职之可恨。
骚乱后，法教会请求法国政府动用武力。在中华大地上，又将上演了一套惯常的讹诈剧目。法军舰急吼吼地驶近天津，七国公使群起向总理衙门，递交抗议折子。
法国政府强求清政府，一定要处死仇洋、反教最甚，骁勇善战的天津提督陈国瑞、以及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
此时，崇厚虽然麻木，也知闯下滔天大祸。开始由胆大妄为、独断专横的戏路，转向胆小如鼠、推诿卸过的表演。
遂上书总理衙门推卸责任。说自己虽为三口通商大臣，但用兵权、行政权皆在直隶总督、道台、知府、知县那里；推说自己独有署理洋务之责，却无维护治安之任。
巧言令色，极尽奸佞。
独不言此为涉外事件，通商大臣有主事协调之责，并有其处置不当、垂拱而观之行。
严重失职，无从宽宥！
然而，因朝中有靠山恭亲王之接应、朝庭昏庸且偏袒于满人，这个责任竟给他卸下了。朝庭拿着“大黑锅”，到处看哪个汉官之头大小合适，就给扣他的头上。
崇厚奏请朝廷后，朝廷令驻节保定之直隶总督曾国藩，赴津处理烂摊子。同时崇厚在奏折中，还反咬天津府、县汉官，并唆使曾国藩将天津府、县官员交刑部议处，以平洋人之气。
其中，其还貌似为曾氏和天津官员贴心筹谋般指出，“且谓交部，则轻重尚可自主”，乍一听，还真特么的有道理。
可恶，大清官场怎么有这等奸佞狐狡之货色？
曾国藩拘于来津前，不了解详情，不清楚崇厚为人（到光绪年间，大家才看清他是个敢于甩个人、民族、国家之黑锅，是个极端自利、无家、无族、无国、无底线之“四无”人才），曾经对崇厚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去信中，有云“有祸同当，有谤同分”的会办之意。
哪知崇厚为择清自己，早布局不惜乱甩锅、栽赃他人，并想一跑了之。最后，连曾国藩也被甩中“大黑锅”，终日自感“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忧愤积郁，临死前，还不知是死于崇厚之大甩锅。
向来有忠君体国、中兴名臣之誉的曾国藩，被慈禧强令中止养病，拖着患有眩晕症之病体（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赴津善后此案事宜。
一到天津，便发布《晓谕天津士民告示》，对天津民众颇多指摘，诫其勿再启事端。大清“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怪象，又一次活脱脱地得以呈现。
经过2次鸦片战争的摧残，满清政府深知“洋枪洋炮”的厉害。遂命曾国藩以“不与开衅”为最高准则。哪怕在其他方面吃点亏，也都可以。这个，我们都见识过国力衰弱的晚晴政府奴颜婢膝之嘴脸。无需多言。
而曾国藩既是满清政府的官吏，又是“汉文化”的卫道士，除保证满清王朝皇室的利益外，自然而然还会追求儒家“平允中和”之道，以平国人对资本主义国家欺压大清国的愤怒。
曾国藩所面临的局面，这样看来，确是复杂凶险。一边是朝廷“不与开衅”之旨，一边是儒家“力求平允”之道，一边是洋人枪炮机械之胁，一边是自身病体冗沉之弱。
怪不得自利又有小聪明之崇厚想跑，换上任何无洋务专才之人，都顿生“跑路”之意。口头上的爱国，有个键盘就可以，作态义愤填膺或痛哭流涕，自由又潇洒；而真正的爱国，却是要大智慧、行大作为的。
口号山响、手低眼高，朝廷、洋人、民众终皆会BS你的。
由此可知，风烛残年之曾国藩，颤颤巍巍走在四顾深渊、雷池之上，实在是送人头、损名声之举。
扯远了，回来。曾国藩听信崇厚谗议，所幸还不太昏庸，在除去提督陈国瑞之责后，遂将俩无辜官员即行革职、送交刑部。
刑部又不是傻狍子，通过密切关注“天津教案”之态势发展，又得与朝庭中枢较近，有先天转奏、下谕之优势。岂不知该案所蕴之风险利弊。
早知该案是“坑官”之深潭，又自问扛不动。当然利索地以冠冕堂皇的方式，将球踢还给直隶地方当局，如此，曾国藩死国之日近矣！
终于，在胆战心惊、诚惶诚恐地处理完此事后，曾国藩发现，办此案之效应，给外界的观感、效果，却是令人意外的差（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直被视为畏洋如虎、谄媚曲腰之人。
由此还引起大清官场和百姓强烈的不满（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也使曾国藩积攒的一世之名，付诸东流（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连湖南家乡，也以他为耻。有人将曾国藩手书“湖南会馆”之牌匾砸烂，以曾氏拥三湘之籍为耻。
再说几句题外话。“天津教案”中某些一致对外的情景，是腐朽落后、以民为壑的晚清政治生态中，一次极为难得的官民同忿、朝野同欲的场景表达，这里不作详析，估计一分析，应有精彩深入之情景表达，下次再写。
只能说，这种本应视为正能量的表达。在当时政府整体畏洋如虎、割地赔款的习惯中，又显得又是那么蹊跷和突兀，与30年后的“庚子之变”，忽悠义和拳，以匪代军，参与攻击洋人，并对11国宣战，最终先兵败西狩，次又割地赔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也许这次戮洋焚屋，真的是”庚子之变”的预演。
而曾国藩呢，章太炎曾评之“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对曾氏之此一评价，“剑雄品评”认为，这是迄今看到的，对“同治中兴”名臣曾国藩之一生最为全面的评价了。
本文所有图片均来自互联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