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诸多朋友在理解上有严重的误区三星堆否定了夏朝。
首先要界定“三星堆文化”。先谈上限，绝对到不了距今4800年即公元前2800年。成都平原相当于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是宝墩文化，也有人称其为三星堆一期文化。注意这是前三星堆文化，而绝非三星堆文化本身。三星堆文化是以三星堆遗址第二至四期文化为典型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关于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的年代上限还不清楚，一般认为仅相当于龙山时代后期，则其上限依最新的测年只能上溯到公元前2300年前后。
砍去了前三星堆文化这个虚帽子，我们再看看三星堆文化本身。
首先要注意三星堆文化的问世是以出土二里头文化（二期）风格的器物为标志的。三星堆文化早期与二里头文化大致同时是可以肯定的。原定二里头文化的上限在公元前1900年，相关诸文化上限都偏早。现在据最新研究，二里头文化被下拉到不早于公元前1800年甚至前1750年，已成共识，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也只能下拉，而不能以不变应万变。
故学界多认为三星堆文化的上限约当二里头文化晚期，三星堆文化早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期，中期相当于殷墟文化早期，晚期相当于殷墟文化晚期至西周早期（陈德安等 2015）。如是，三星堆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600-前900年前后吧。
（许宏：《先秦城邑考古》，金城、西苑出版社，2017年）
所谓“三星堆青铜文明”，其实仅见于两座器物坑，坑中首现的不见于中原的器物与殷墟风格的器物共存，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至四期之间，绝对年代约公元前1250-前1050年，这已是二里头文化结束后至少300多年以后的事儿了。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表明在约当殷墟时代的三星堆1、2号器物坑之前，三星堆已存在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超出这一范畴的种种见解，只能无语了。
兴盛的三星堆青铜文明，已晚至殷墟时代。那时中原“中国”实体的铸铜技术，已外泄到殷商王朝域外的长江流域和关中等地。就三星堆而言，中原因素是外来因素的重要成份，而另外要素的源头尚待探寻。至殷墟时代，东亚大陆中原青铜文明独霸的态势已去，若干青铜文明共存的国际局势开始形成。
最初哪儿都没有国，“中国”出中原的时候成都平原那儿还没有国或者仅有偏落后的国，中国稍大时那儿吸收了些“中国”和非中国的因素发达起来，稍后的西周初期转型为金沙文化然后没了。东周时期的巴蜀继承了点皮毛，失忆了大半，汉代以后大体同化于华夏文明。这就是三星堆文化的生前身后史。
三星堆，一个永远的话题……
三星堆文明和中国古文明是什么关系
1929年农民燕道诚在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那是灿烂的三星堆文明重现中国的第一斧。紧接着，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此后，中国考古队分别于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对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的三星堆遗址群进行考察。
（商铜兽首冠人像）
三星堆遗址对中国来说至少有三点巨大的贡献。一是有力地驳斥了传统史学关于中原周边文化滞后的谬误，证明了长江流域文明与黄河文明同属于华夏文明的母体，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它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长期以来历史学界认为与中原地区相比，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的唯一代表，并以其为中心扩散到全中国。三星堆的发现调整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地理格局和思想格局。
（商戴金面罩铜人头像）
第二个贡献是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的发展有重要价值，遗址体现出高度繁荣，布局严整的古代王国的都城气象。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依托鸭子河南岸，横跨马牧河，形成了经东、西、南三面城墙及北侧鸭子河为防御体系的古城。古城由一道外郭城（大城）和若干个内城（小城）组成，古城内外可分作祭祀区、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并有三星堆、月亮湾等重要夯土建筑遗迹，这是一座由众多古文化遗存分布点所组成的一个四川最大最重要的的遗址群。
（商铜虎）
第三个贡献是三星堆文物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美学，历史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著名的一、二号祭祀坑既是整个三星堆遗址的精华所在，同时又代表了古蜀文明之最高成就，出土器物的种类大多是有别于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常见的新器物，有青铜人头像，各种动植物造型，金面具等，数量巨大，造型奇特，规格极高，堪称鬼斧神工，充分反映了商代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黄金冶炼加工技术、玉石器加工技术以及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商代四川盆地社会发展水平的传统认识，它们皆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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