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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是正直派的名称,这一名称的取得与顾宪成有密切关系杨时修。
一、顾宪成与东林党
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生杨时修。万历四年(1576年),中应天乡试第一名;八年成进士,被吏部分送本部办事。他一进入仕途,即表现出了对朝政极为关心的积极态度。当时,同榜进士魏允中、刘廷兰也在以前的乡试中获得了第一名,三人号“榜中三解元”,相互“以名相期许,慷慨论列”,“日评时事,居然华衮斧钺一世”,被称为“三元会”。
顾宪成不仅关心朝政,而且为人正直,敢言直谏,对于权贵超出规范任意行事之举不肯容忍杨时修。万历九年(1581年)六月,首辅张居正病,“举朝为醵金祷于东岳”,“宪成不可”,“同官危之,代为署名”,顾宪成闻之,“驰骑醮坛,手抹去之”。当三王并封诏下,他上疏力谏,认为“耦尊钧大,逼所由生”。他又给首辅王锡爵写信,“反复辨论”。此诏之后来被迫收回,顾宪成的努力是原因之一。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京察,吏部尚书孙蛖、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私人”，顾宪成当时任吏部考功员外郎,在其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杨时修。 顾宪成不阿权贵,因而仕途很不顺利。
万历十五年(1587年),曾由署稽勋司员外郎被谪为桂阳州判官杨时修。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更由吏部文选郎中降杂职,“寻革职为民”。其第二次被降谪,是因推举阁臣得罪了明神宗所致。 当时首辅王锡爵将谢政,廷推阁臣,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侍郎赵参鲁、盛讷等商议,列“故大学士王家屏”等“七人名上”。
而王家屏前“以争国本去位”,深为明神宗所厌,明神宗之意“雅不欲用”,加之明神宗对名单中的其他一些人也有看法,因而“严旨责让”,下令:“前吏部尝两推阁臣,可具录姓名以上杨时修。” 于是吏部另将有关人员写入名单推上。
明神宗看后仍不满意,特别是发现王家屏仍然列名其中,更为生气杨时修。顾宪成之被降为杂职,就是这样发生的。接着又被削职为民,则是因为当降为杂职的圣旨传下后,有人具疏相救而引起的。
顾宪成罢官后家居杨时修。家乡原有东林书院,乃宋朝“杨时讲道处也”,“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为之营构”。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落成”。
于是,顾宪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杨时修。 他们都是为人正直、因遭当权的邪恶势力的打击排挤而被罢官的人。其他为数甚多的“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土大夫”,也纷纷“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
顾宪成及其共同“讲学”者虽处逆境,但不忘关心朝政大事,这个书院里的一副对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杨时修。” 顾宪成曾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
所以,他们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杨时修。这样一来,东林书院形成了一个舆论中心，对朝臣发生不小的影响,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此“东林名大著”,朝廷内外正直的一派士大夫,便逐渐被政敌称为东林党。
二、东林党与宣昆齐楚浙各党的斗争
在正直派逐渐被称为东林党的同时,邪派势力则形成了宣、昆、齐、楚、浙等党杨时修。这是以沈一贯的追随者为基础,逐步扩大而成的。宣党首领为汤宾尹,宣城人,字嘉宾,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中举,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善于写作,“内外制书诏令,多出其手”,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十二月晋中允,后官至庶子、祭酒。
昆党首领为顾天峻,昆山人,字升伯,万历二十年(1592年)中进士,授编修,累迁左谕德杨时修。汤宾尹和顾天峻皆“险波无行”,喜谈“天下安危大计”,他们“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其政治集团因此根据首领的籍贯而被分别称为宣党和昆党。
齐、楚,浙三党是科道官按籍贯形成的集团,“齐则亓诗教、周永春、韩浚、张延登为之魁而燕人赵兴邦辈附之;楚则官应震、吴亮嗣、田生金为之魁,而蜀人田一甲、徐绍吉辈附之;浙则姚宗文、刘廷元为之魁,而商周祚、毛一鹭、过庭训等附之杨时修。”三党与“宾尹、天峻声势相倚,并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
两派形成不同名目的集团之后,相互间以空前的激烈程度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截止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其中重要的有王元翰案、淮抚李三才之争、辛亥京察荆熊相争、韩敬科场案、李朴上言等杨时修。
1.王元翰案
王元翰字伯举,云南宁州人杨时修。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万历三十四年(166年)改吏科给事中,寻进工科右给事中。 在谏垣四年,力持清议,摩主阙,拄贵近,世服其敢言,是属于正直派的官吏。他曾直言不讳地向明神宗指出:“近更有二大变。大小臣工志期得官,不顾嗤笑,此一变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谴告,亦悍然弗顾,此又一变也。有君心之变,然后臣工之变因之。”
又说:陛下三十年培养之人才,半扫除于申时行、王锡爵,半禁锢于沈一贯、朱赓杨时修。”还推荐顾宪成等十余个被罢官的正直人士要求起用。邪恶派朝臣对他很不满意,必欲去之而后快。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二月,遂有御史郑继芳出来,上疏弹劾王元翰“盗库金,克商人赀奸赃数十万”杨时修。郑继芳之所以出而发难,还有两个具体原因:一是受了浙江余姚人、沈一贯党、吏科都给事中陈治则的唆使,他是陈的门人,而陈“与元翰不相能”;二是受了同党给事中王绍徽的唆使。
王元翰见到弹疏愤甚,上疏自辩,并对郑继芳进行反击杨时修。于是郑继芳的同党刘文炳、王绍徽、刘国缙等“十余疏并攻”王元翰,而南京给事中金士衡、御史刘兰等“乃合词为之申救”。 明神宗不予理睬。
当郑继芳刚刚上疏之时,不俟明神宗下令“即潜遣人围守元翰家”杨时修。王元翰不堪忍受,“乃尽出其筐箧,舁置国门,纵吏士简括,恸哭辞朝而去”。同年六月,王元翰因擅离职守,吏部降之为刑部检校。在处理此案中,明神宗对两派“无所可否”的态度,使诸臣“无所见得失”,于是此后便“益树党相攻。”
2.淮抚李三才之争
李三才,字道甫,顺天通州人杨时修。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曾任山东司道,颇有政绩。万历三十七年(1599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时矿监税使横行恣睢,李三才与之作斗争,“甚有保障功,内珰辈惮之,不敢肆,淮民赖之”。官衔屡加至户部尚书。 另外,当沈一贯当权之时,他还经常上疏“攻其短”;“冠盖往来淮上者”,他必与之谈论“时政得失,无所讳避”。
因此,朝中的邪派官僚对他“恨之刺骨”,而比较正直的士大夫对他多起好感杨时修。不过,比较正直的士大夫之所以对他多起好感,还因为他常玩弄政治手腕所致,史称“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
创办东林书院的顾宪成与李三才交往颇多杨时修。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八月,顾宪成曾专程赴淮安,找李三才商讨政事;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七月,李三才曾上疏建议“用废弃”,其意图就是为了给顾宪成等人创造东山再起的机会。
李三才为什么能得到顾宪成的信任呢?其原因之一即在于他善于玩弄手腕,史载:“其用财如流水杨时修。尝宴顾宪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陈百味。宪成讶而问之,三才曰:“昨偶乏,即寥寥;今偶有,故罗列。’宪成以此不疑其绮靡。”
关于李三才的争论,发生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杨时修。当时李三才在淮任职已久,屡次被提名出任都御史掌管都察院,又“内阁缺人,建议者谓不当专用词臣,宜与外僚参用,意在三才”。
这使邪恶派的官僚甚为不快,而且他们推测倘对李三才加以攻击,“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于是便上疏弹劾李三才,挑起了一场争论杨时修。
首先发难的是浙江定海人，沈一贯的亲戚，工部郎中邵辅忠杨时修。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十二月,他参论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而为贪险假横之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正月,其同伙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上疏继之。李三才“四疏力辨,且乞休”。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等相继上疏为李三才辨。
大学士叶向高上言:李三才已杜门待罪”,为漕政计,应速定去留杨时修。对于上述奏疏,明神宗皆不作答。不久,邪恶派御史刘国缙、乔应甲,给事中王绍徽、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等,又连章弹劾李三才;而与之相对立的给事中胡忻、曹于汴等,则“交章论救”,“朝端聚讼,迄数月未已”。
在这朝中争论不下的时候,身居家乡的顾宪成也参加了进来杨时修。他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力称三才廉直”,又写信给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力辨”。御史吴亮素善李三才,即将顾宪成的来信“附传邸报中”,由是攻击李三才的人“益哗”,乔应甲“复两疏力讦,至列其十贪五奸”。
李三才“亦力请罢,疏至十五上杨时修。 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其免官命令的正式获得,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的二月。关于李三才的争论,加深了士大夫中两派党争的对立情绪有人评论说:“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
3.辛亥京察
这次京察发生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主持其事者为吏部尚书孙丕扬、侍郎萧云举及副都御史许弘纲协助进行的是考功郎中王宗贤、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汤兆京及协理御史乔允升杨时修。
这些人大部分是比较正直的官吏杨时修。 早在京察开始之前,邪恶派官吏为了使自已在政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就已经开始施展手腕。如恶东林及李三才、王元翰者,设词惑(孙)丕扬,令发单咨是非,将阴为钩党计”。幸亏其阴谋被耀州人、掌翰林院吏部右侍郎王图发觉,“急言于丕扬止之”,事方得解。
这年三月,京察正式进行,孙丕扬等人不顾邪恶势力的阻挠,将许多邪恶官僚列入察疏,“故御史康丕扬、徐大化,故给事中钟兆斗陈治则、宋一韩、姚文蔚,主事郑振先、张嘉言及(汤)宾尹、(顾)天峻、(御史刘)国缙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给事中王)绍徽、（御史乔)应甲于外”杨时修。
邪恶派官吏大为恼火,“议论汹汹”杨时修。同年五月,察疏终于发下,正直官吏取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当时,大学士叶向高一人在内阁,无首辅之名而有首辅之实,这次察疏之最终发下,多赖其从中“调护”，他是明神宗实际掌权后的万历时期少有的比较正直的掌握首辅职权的人。
4.荆熊相争
汤宾尹最初曾在家乡夺生员施天德之妻徐氏为妾,徐氏不从,投缳而死杨时修。合县为之不平,致激民变。生员冯应祥、芮永缙等讼于官,为徐氏建祠致祭,汤宾尹甚以为耻。后来又有诸生梅某淫人之媳,为芮永缙等所揭发,巡按应天御史荆养乔“以梅生蔽罪”。
时湖广江夏人熊廷弼以御史督学南畿,出巡至宣城,竟尽反其案,出梅生于狱,“又以所司报永缙及应祥行劣,杖杀永缙”,其爱书云:“今之公举,皆施、汤故智杨时修。”原来熊廷弼与汤宾尹素相交欢,其如此处理,乃是“借梅生以洒宾尹”之耻。
这使荆养乔非常气愤,遂劾熊廷弼“杀人媚人”,“疏上,径自引归”,时在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一月杨时修。熊廷弼接着上疏辩解。都御史、渭南人孙玮认为“二御史相争,必行勘,乃足服其心”,主张“镌养乔秩,令廷弼解职候勘”。
孙玮奏疏一出,在科道官中引起尖锐的争论,正直的一派,如给事中孙振基等持勘议甚力;而邪恶的派,如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亓诗教、赵兴邦等则接连上疏相驳杨时修。
经过一段争论,最后明神宗以孙玮所主张者为是,“令廷弼解职(此时熊廷弼的政治立场属楚党,站在了邪恶派一边,万历末再出投身辽事后,则发生了根本转变)杨时修。
5.李朴上言
李朴,字继白,朝邑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后由彰德推官入为户部主事,万历四十年(1613年)迁郎中杨时修。为人戆直,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曾经给明神宗上了一个有名的奏疏,猛烈抨击邪派官僚。
从上面的叙述来看,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以来,邪派官僚似乎处境不妙:辛亥京察中吃了亏,荆熊相争也处在被弹劾的位置杨时修。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局势反而是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着。 他们尽管在若干政争中最初处在被动的地位,但由于他们的拼死搏斗,最后的结局反而是转向了有利于他们的方面。
辛亥京察的结果,实际上是对邪派官僚有利的杨时修。万历三十九年五月察疏之下,使正直派取得了胜利,而这个胜利只是暂时的。 察疏下后,主持其事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仍不断遭受邪恶派官僚的攻讦。另外,他起用被废的正直官吏沈鲤、郭正域、顾宪成等人的要求,也因明神宗“雅意不用旧人”,不能实现。这使他极不舒心,只好“屡疏求去”,“疏二十余上,既不得请”,即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二月,“拜疏径归”。
继孙丕扬主持吏部的是山东掖县人赵焕(同年二月署职,八月正式任吏部尚书)杨时修。此人“雅不善东林,诸攻东林者乘间入之,所举措住往不协清议”。
由于每次政争后形势是越来越对邪派官僚有利,因此邪派官僚的势力与日俱增,气焰甚盛,其中的齐、楚、浙三党科道官尤其如此,有谁稍持异议,即“群噪逐之”,李朴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出于对邪派官僚的积愤不平而上疏的杨时修。
在奏疏中,李朴揭露齐、楚、浙三党,“深结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请寄,广纳赂遗;亵衣小车,遨游市肆,狎比娼优;或就饮商贾之家,流连山人之室;身则鬼蜮,反诬他人”;“百人合为心,以挤排善类”杨时修。他还为东林被攻击大抱不平,说:“乃攻东林者,今日指为乱政,明日目为擅权,不知东林居何官?操何柄?
在朝列言路者,反谓无权,而林下投闲杜门乐道者,反谓有权,此不可欺三尺竖子,而乃以欺陛下哉! 最后,李朴又坚决地表示:“望俯察臣言,立赐威断,先斩臣以谢诸奸,然后斩诸奸以谢天下当时,“雅不喜言官”的明神宗得朴此疏,“心善之”杨时修。
但齐、楚浙三党恨之人骨,“排击无虚日”在他们的攻击下,第二年六月,李朴竟被谪为州同知杨时修。
李朴的遭遇,反映了邪派官僚的势力此时确实已相当大了杨时修。此后齐、楚、浙三党“益用事”。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九月,赵焕离吏部尚书之职,四十二年(1614年)二月襄阳人郑继之继任,他“故楚产,习楚人议论,且年八十余,耄而惯,遂一听党人意指”。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起,缙云李铽以吏部侍郎兼署都察院,他则为“浙党所推穀”杨时修。万历四十二年八月,比较正直的首辅叶向高离职而归,方从哲成为首辅。到这时,邪派官僚的势力可说是已经彻底压倒正直派的官僚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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