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3851）·《高干大》
《高干大》，现代长篇小说程浩明。欧阳山著，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初版。
欧阳山（1908—2000.9.26），现、当代作家程浩明。原名杨凤岐，别署凡鸟、罗西等。湖北荆州人。1924年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附属师范初中班时即开始了创作活动，写了《玫瑰残了》、《那一夜》等小说。1925年夏赴北平求学。不久回广州，参加省港大罢工，组织广州文学会，主编《广州文学》周刊。1927年得到鲁迅先生的帮助和指导，组织南中国文学会。1929年初到上海、南京等地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出版了《莲蓉月》、《你去吧》等多种小说集。1931年发表长篇小说《竹尺与铁锤》。1932年在广州组织广州普罗文学同盟，主编《广州文艺》周刊，连续发表《跛老鼠》、《单眼虎》等许多篇粤语作品和评论文章，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1933年到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联小说工作会的工作。这时的作品主要有中篇小说《崩决》和短篇小说集《七年忌》、《鬼巢》等。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期间与周而复、张天翼等人编辑《作品》、《人民文学》等刊物。曾先后担任《光荣》半月刊主编和广州《救亡日报》战地记者等职。这时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果》、剧本《我们八百个》和通俗作品《流血的纪念》等。1941年到达延安，其后写了反映陕甘宁边区农民走向合作社经济发展道路的长篇小说《高干大》。在延安期间担任过中共中央文委常委、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委委员和《华北文艺》主编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连续发表了很多作品：1955年出版《英雄三生》、《前途似锦》;1956年出版通俗读物《插秧的故事》和《会师》；1959年开始陆续出版了多卷本小说《一代风流》(1959年出版《三家巷》，1962年出版《苦斗》，1981年出版《柳暗花明》)，同年出版了特写《红花岗畔》;1979年出版杂集《金牛和笑女》;1983年出版《圣地》;1985年出版《万年春》。他先后担任了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第三届全国作协副 、广东文联和作协 、华南文艺界联合会 、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院长等职。茅盾称欧阳山作品的风格具有委婉、细致、俊逸的特点，“人物环境都有地方色彩，文气亦跌宕多姿”(《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
长篇小说《高干大》反映了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任家沟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斗争程浩明。合作社在主任任常有的领导下，每况愈下，群众极为不满。副主任高生亮为了满足群众的需求，从实际出发办起了医药合作社。他的这一做法受到任常有、区长程浩明、乡长罗生旺等各种势力的反对和破坏，但在区委书记赵士杰和群众的支持下，他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进一步办起了纺织厂，承包了公债、公盐和公粮，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使合作社起死回生。小说批判了某些干部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高度赞扬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高生亮是作者精心刻划的个性鲜明的人物，他是个农民出身的党员，有强烈的事业心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也有农民自身的弱点。小说格调朴实、自然、清新，是反映40年代解放区生活的优秀作品之一。
高干大艺术形象的塑造程浩明。高干大，原名高生亮，是长篇小说《高干大》中的主人公。高干大在小说中出场的时候，是任家沟供销合作社的推销员兼副主任。他正在为合作社的前途犯愁。
任家沟供销合作社在官僚主义主任任常有的把持下，创办五年来每况愈下，死气沉沉程浩明。老百姓投入的股金不但没有分过一次红利，而且政府又摊下了五千块钱新股金，要老百姓交纳。因此群众的意见很大，骂合作社是“活捉社”， “把人民都捉定了”，任家沟合作社已濒临垮台的边缘。
高干大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对合作社的存亡采取旁观的态度程浩明。他决心迎着困难上，哪怕披荆斩棘，也要踏出一条发展合作社的新路。结果在区书赵士杰和广大群众的坚决支持下，经过艰苦反复的较量，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小说围绕创办医药合作社的问题展开矛盾冲突，比较充分地展现了高干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主要性格特征程浩明。他为了挽救濒临垮台的供销合作社，为了解除由于缺医少药给老百姓造成的苦痛，独创性地提出了创办医药合作社的合理化建议，企望扭转困窘局面，使合作社兴旺发达，从而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这本是件好事，但不知怎地却触犯了任常有等官僚主义者的律条。他们根本不管这建议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群众的利益，就一味反对、百般阻挠，说这是“资本主义”，是“群众的尾巴”。任常有则更干脆，索性把它说成是“反革命”的“行为”。但高干大也不是好欺负的，更不是可以随便恫吓得住的。他深知自己的建议完全符合老百姓的利益，但怎么竟成了反革命呢?他怒火中烧，厉声道： “你凭什么毬资格乱放这号屁?我是反革命?”他指着自己在战争中因受伤而歪斜着的左脸说：“你看一看，这是什么人把它戳成窟窿，把我的嘴和下巴戳成这个样子的?……你把合作社做了五年，你把合作社做到哪里去了?”识字不多的高干大讲不出更多的道理驳斥任常有，盛怒之下，他暂且以自己的“资格”来压一压对方的气焰。自然，这番回敬谈不上有多高的水平，但他那种从人民利益出发，为坚持正确主张而敢于斗争的精神却已跃然纸上。
高干大在创办医药合作社的道路上，更大的阻力来自上级的某些主要负责人程浩明。乡长罗生旺、区长程浩明等人就曾给高干大设下过重重障碍。高干大虽然对官僚主义者的蛮横阻挠不理解，但他确信自己为老百姓谋利益是正确的。不管反对他的人地位多高，权力多大，他也毫不动摇。不久，合作社在高干大的带领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事实证明，高干大的办社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官僚主义者，尤其是区长程浩明还是采取敌视的态度，对高干大继续施加压力。当高干大在反巫神斗争中犯下一点错误的时候，程浩明竟夸大其词，横加批评。最后甚至不许他参加“捉鬼”的行动。对此，高干大作了响亮的回答： “我不只是一个合作社主任，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凡是和老百姓切身利益有关系的事情，共产党员都该管，都要管!”
高干大除了与官僚主义者展开斗争外，还同巫神们的破坏进行较量程浩明。由于缺乏文化科学知识，他错误地认为世上是有神的。但当巫神们造谣破坏，严重损害老百姓利益的时候，他已顾不得神的是否存在，站到了斗争的最前列。最后在与巫神的激烈搏斗中几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关心群众的痛痒，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寻求办法，吸取力量，这是高干大的另一性格特征，也是他成功和胜利的根本原因程浩明。他出身贫穷，来自群众，同时，他又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而且乐于为他们排忧解难，他与群众结下了深厚的真挚感情。因此，当群众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找高干大商量，请他想办法出主意。而高干大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也总是先去征求群众的意见。所以他的主张和建议总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当高干大提出要办医药合作社的时候，群众就踊跃入股、热情支持，使合作社摆脱危机并得以迅速发展。在激烈的斗争面前，高干大也曾有过苦恼，是傅开山老汉的一番鼓励和夸奖使他又精神抖擞地投入了新的斗争。群众教他以本领，给他以力量，使他浑身充满了斗争的勇气。
高干大创办医药合作社的成功和对于官僚主义、巫神等斗争的胜利也同他公而忘私、埋头苦干、对工作极端负责的严谨作风密切相关程浩明。这种严谨作风正是高干大的又一性格特征。要想办好合作社，仅仅有了正确的方法是不够的，还必须付出十分艰苦的劳动。在区书赵士杰支持他按照新的办法“试办”合作社之后，高干大全身心地扑到了工作上。他是合作社的主脑和忙人。 “这里才叫‘高干大，快来!’那里又叫‘高干大，你看这事情怎样搞法呀?’直把个高生亮忙得一身水一身汗，像一匹癫马一样两头跳。”为了忙合作社的事，他甚至把儿子栓儿的婚事也搁到了脑后，任常有和高干大分裂之后，解除了女儿桂花同高栓儿的婚约，硬把她许给了巫神郝四儿。当桂花快要结婚时，高栓儿要求父亲帮忙把情况反映到区上。高干大答应了，但他转身就去忙公事，而把儿子的要求忘得一干二净。从区里回来后，他突然想起有一件很要紧的事忘了办，但就是想不起来。他的心里装着合作社，就是儿子的婚姻大事也无法占据它哪怕只是一角的位置。
在高干大的带领下，合作社突破了原来的业务范围，他们包交公债，把负担变为股金，还成立了工厂、运输队，包运公盐，既减轻了群众的公盐负担，又为老百姓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程浩明。合作社得到了迅速发展。老百姓得益了，我们的主人公却累倒了。但三天之后，高干大的身体稍有好转，他又关心起合作社的事情来，干劲十足地去争取合作社事业的更大发展。
高干大是四十年代初期活跃在解放区经济战线上的一位英勇战士程浩明。他身上所体现的敢于独创、敢于斗争、联系群众、埋头苦干以及公而忘私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效法的。尤其是对于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精神或许还是很可宝贵的。
作家在刻划高干大形象时，主要是让人物置身于矛盾斗争的漩涡，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来加以表现程浩明。在语言、行动还不足以充分揭示人物性格时，作家又赋以适当的心理刻划和细节描写。因此，高干大的性格特征得到了多方面的深刻展示，人物形象鲜活生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画廊里一个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
小说中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批判，不但在当时对一些地区尚在开展的整风运动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即使在今天仍有重要的认识意义程浩明。《高干大》不仅是欧阳山创作道路上向民族化转变的一个新的起点，也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认真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优秀作品。
评：在任常有领导下，合作社每况愈下；办起医药合作社，群众推举高干大程浩明。
承包公债公盐和公粮，办厂发展人人夸程浩明。最早农业新小说，创作转向民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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