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从辉煌到浮华的惊天变故(转载)[已扎口]:刘亭亭

　　曾飞：从辉煌到浮华的惊天变故

　　发布时间:2011-05-24 08:04 作者:曾飞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64次

　　早在1963年5月，毛泽东同志就告诫过我们，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变颜色了刘亭亭。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果不其然，仅仅几十年的功夫，中国就从人民当家做主的毛泽东时代蜕变成野蛮生存竞争的黑猫白猫时代刘亭亭。垄断着权力与资本的“强者”、“成功者”、“精英”、“上等人”业已步入了空前的“盛世”；失去了政权与生产资料的“弱者”、“失败者”、“人口垃圾”、“下等人”正在步入被奴役的人间地狱。历史的曲折不幸被毛泽东所言中，危险已经不再是一种应该提防的情景了，而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现实。

　　面对当今的局面，“走资派”很舒畅，官僚很舒畅，奸商很舒畅，汉奸很舒畅；工农兵很纠结，知识分子学者很纠结，小业主很纠结，小股民很纠结，民间企业家很纠结，职业经理人很纠结，人民的干部很纠结，真正的共产党人很纠结刘亭亭。他们想弄明白，无数革命前辈、先烈和人民大众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人民江山，为何美帝国主义纠集全世界的垄断资本势力用庞大的军事力量都无法摧毁。而仅仅依靠一个“世纪伟人”及其追随者就轻轻松松地把人民的江山给颠覆了，成了官僚资本的天下？为何延安时期那种“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的人间希望轻易被破灭；为什么在静悄悄中换来了“一有贪官污吏官僚资本，二有土豪劣绅地方一霸，三有赌博股市绞肉机，四有娼妓小三，五有小老婆包二奶，六有叫化子流浪儿童，七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有萎靡之风淫秽之气，九有吃摩擦饭搞垄断割据，十有发国难财的汉奸卖国贼”的所谓“春天”。

　　更不幸的还有，一说起阶级和阶级斗争，一提起无产阶级专政，很多过来人和没有过来的年轻人就顿时毛骨悚然，心有余惧，急忙回避刘亭亭。被当成过“臭老九”的笔者也是一代深受其害的过来人之一，当时的那些苦难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挥之不去。但可怕的是很多人至今稀里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谁才是那些苦难真正的制造者。

　　面对当今的乱局，一些有正义感的学者纷纷跟随大众厉声呼喊，力揭时弊，譬如田嘉力先生等等刘亭亭。于是一些小迷糊就挖苦说：你对得起毛时代深受其害的过来人吗？代号“无风无月”的匿名者2011年5月19日的跟贴就大咧咧地说：“未改革前的打老师、斗成分不好的人，就有道德？饿死人不反省最道德？运动死人是高道德？有点人性吧，有了前30年没绝人性的没道德熏陶，才有这30年道德的沦丧，要用脑袋思考，而不是用屁股思考。”这些小迷糊至今对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使人们深受其害的说教深信不疑，不经意间早已把自己的屁股坐到官僚资本那里去了，于是也就只能跟着屁股思考，而失去了独立用脑子思考的能力。

　　网友iqingniao就很清醒，能够独立用脑子思考：“历史上饿死人，运动扩大化，都缺不了走资派，今天的毒食品，出卖国家利益，还是走资派干的刘亭亭。走资派只会指鹿为马，嫁祸于人，从来不敢承认现实的一切丑恶，都是他们的罪恶所导致的。”

　　网友所指证的“历史上饿死人，运动扩大化，都缺不了走资派”，全是无法抹去的事实刘亭亭。我们这些年已古稀的过来人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只不过是在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下，毫无言论自由，过来人根本没有机会把过去的真相告诉现在的年轻人而已——过去30年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斗成分不好的人的不是别人，正是自我标榜为解放了他们的“改革派”的官僚们，当年他们的美名叫做“走资派”。如今他们动辄得意洋洋地指责毛泽东，责问有正义感的学者：“文革打死人，毫无人性！”的确文革中那些打死人的畜牲毫无人性！但打死人的正是他们自己的一帮人。只不过他们的脸皮够厚，敢于反过来指责别人毫无人性而已。

　　据“北师大附中女校长卞仲耘之死”一文披露：文革中打死人，始于刘、邓集团的高干子女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刘亭亭。其中比较著名的是1966年7月31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后来被称为“老红卫兵”。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中共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批斗致死，副校长胡志涛受重伤，卞仲耘的死和宋要武有直接联系，当晚宋彬彬等人在北京饭店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卞仲耘死因，第二天，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之一、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疲带，臂缠袖章，一副典型的红卫兵装束’。邓榕却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这里说的宋要武，就是宋彬彬，宋任穷之女……。在刘邓集团子女文革中的暴行被公之于众这后，一些右派小丑们像流氓一样辩解说：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受了毛泽东的鼓动。并说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亲口对宋彬彬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从时间关糸上看，打死卞仲耘发生在7月，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代表发生在8月18日。也就是在此之前，刘亭亭，宋彬彬，邓南她们已经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打死了人！能说是毛泽东在鼓动他们吗？毛泽东是否知道是师大女附中发生的事还是个问题，是否知道宋彬彬参入打人事件更是个问题。另外，宋彬彬受到毛泽东接见，宋彬彬的文章见报，是谁的策划呢？而其时主管宣传的是邓小平。北师大女附中的打人事件是刘邓集团操纵自家子女，为保自身位，打击迫害无辜群众的一个范例。现在看来，很可能是刘邓集团的一个阴谋。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讲话，文件，制止武斗是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我们没有看到刘邓有这样的讲话和文件，我们只看到刘邓一个又一个讲话都是针对群众的。宋彬彬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红卫兵，千家驹《自撰年谱》中说，“宋彬彬和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

　　谢富治67年3月24日在公安部的讲话说：刘少奇“在47年、48年冀中要打倒一切老干部，那时候叫搬石头，是毛 纠正的刘亭亭。63年至64年四清时，在工厂工段长以上干部都要打倒，毛 主持制订了23条，纠正这种形左实右的东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刘派老婆、亲信到学校，把系以上的干部都打成黑帮，斗争方法戴高帽子是他们搞的，发展到八月中斗小流氓，十万人大会，其中还有公安人员，小孩子五花大梆，拳打脚踢，后来才打人成风了”。——最后这一段话就是指的那些以高干子女们为主组成的“老红卫兵”——“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8月前后，在北京搞的“恐怖”，成千条人命遭他们“草菅”，包括海外宣传的大兴县的屠杀，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刘少奇其人》）

　　刘少奇王光美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刘亭亭。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海外学者宋永毅：《别忘了王光美作为迫害者的一面》）

　　“走资派”非但毫无人性地糟蹋人，把原本指向他们的阶级斗争，转移成指向人民大众的残酷迫害，借机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搞臭刘亭亭。同时，他们还竭尽全力破坏经济建设。一个国家 外加一个 ，借助自己手中的权力，大搞浮夸风、共产风，办大食堂，摧残经济制造贫穷和饥荒；在苏联没有讨债的情况下搞提前还债等没良心的大破坏，制造人祸，直至饿死百万人，以便嫁祸于毛泽东多快好省的经济建设路线，借机把社会主义闹穷搞臭，并讥笑为“贫穷的社会主义”，以便为复辟官僚资本主义制造口实。

　　网友“兵丁”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在经过了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认真来分析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总路线并没有什么‘严重缺陷’，……都没有违背客观规律……刘亭亭。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是有的，缺点、错误也是有的，那就是当时表现出来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强迫命令’、……等五风。为了制止和纠正‘五风’这些错误倾向，毛 在短短的四、五个月里，先后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11.2—10）、武昌会议（1958.1121—27）、八届六中全会（1958.11.28—12.1）、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2.27—3.5）、上海会议（1959.3.25—4.1）；直到亲自给全国的每个生产队长写信。逐渐制止和纠正了这些错误倾向。但是，那两个带头鼓动搞‘五风’的人，自始至终并没有真正地认错，就是在文革中作了检讨，并保证永不翻案，最后还是翻了案！并且将这些错误作为攻击和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口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关于党史的是与非之一》）——这些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只不过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很难传播而已。而被当年的“走资派”及其“官二代”把持的主流媒体所散布的尽是谎言。他们信奉的是“把谎言说一万遍就是真理”。他们在“真理”的旗帜下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利用权力发财致富。

　　“走资派”及其“官二代”如此“成功”的秘诀，其实就是历代帝王将相的拿手好戏；李宗吾的《厚黑学》总结了其中的精髓：“我读中国历史，发现了许多罅漏，觉得一部二十四史的成败兴衰和史臣的论断，是完全相反的；律以圣贤所说的道理，也不符合刘亭亭。我很为诧异，心想古来成功的人，必定有特别的秘诀，出于史臣圣贤之外。我要寻它这个秘诀，苦求不得，后来偶然推想三国时候的人物，不觉恍然大悟，古人成功的秘诀，不过是脸厚心黑罢了。”正是“走资派”及其“官二代”脸厚心黑创造了他们的“盛世”，使中国发生了从毛时代到猫时代的惊天变故。

　　总之，从毛时代到猫时代的惊天变故始于刘少奇到延安，发作于经济建设高潮中，成型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刘亭亭。

　　惊天变故始于刘少奇到延安之时

　　在共产党进京的前后，当时党的领导核心班子明白无误地表现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的这一张照片中（见图）：毛泽东的左侧是朱德和周恩来，这是一组在革命浪涛里考验出来的三人组合；而右侧是刘少奇和任弼时，领导班子里的新势力，他们深得官心，代表着革命胜利后官僚们分享胜利果实的强烈欲望刘亭亭。此外还有一位后来的“世纪伟人”，他当时的官衔是邓 ，是刘 有力的支持者。

　　信力建：《刘少奇是如何从延安崛起的》一文披露：“如果说，毛泽东是在延安最后确定了他拥有真正党和军队的‘最后决定权’的话，那延安就是刘少奇崛起的真正起点——换言之，是在延安，刘少奇才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刘亭亭。……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于当年12月30日到达延安，……到延安后，刘少奇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43年3月16日－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毛泽东任‘ ’的提议。……我们知道，在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不搞党魁制，宜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络。显然，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在党的早期，尽管出现过陈独秀这样的‘大家长’、王明这样的共产国际‘宠儿’，但他们的权力在组织上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中央书记或 的设置，一直持续到刘少奇到延安后飞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3人时，刘少奇随即提议书记处应设立1个 ，其他两名书记是 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 。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 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就在党内被正式成为‘毛 ’。……通过这次政治局例会而不是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推动对党的领导体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动。……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曾经胜利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但一旦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就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之福了。”正是刘少奇炮制了中共“一把手”的体制。而人们熟知，演变至今的“一把手”体制危害无穷，它实质上窒息了中国民主，使之胎死腹中。这就是中国惊天变故的始点。

　　人们应当注意到：“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还把‘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党员的一项义务刘亭亭。这份报告在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时，常常伴随着一个‘最’字，使我们联想到这个字眼原来不是林彪的专利。……在延安整风中，刘少奇与康生同为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是主任毛泽东推进整风的左膀右臂。……在整风中，劳苦功高的周恩来、张闻天、陈毅、彭德怀等人都受到过火批评并作了过分的自我批评，而康生的所作所为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当毛泽东亲自出来鞠躬、敬礼、赔不是的时候，人们就把‘抢救运动’这页丑恶的历史轻轻地揭过，结果是让康生韬光养晦，在‘文革’中再度大显身手。”（同上）刘、邓、林、康等官家，在“文革”中又乘机搞官僚派斗，搅乱大革命的阵脚，使之最终演变成一场官僚“内战”而危害百姓。

　　此后，“二把手”一步步把“一把手”捧杀架空，独揽大权的阴谋活动也就此拉开了帷幕刘亭亭。官僚资本主义的复兴在此一举。

　　惊天变故发作于经济建设高潮中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在延安就已经代理中共中央 职务刘亭亭。根据目前能够得到的资料，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 。后来，毛泽东坚辞国家 的职务。按照惯常的做法，由上届国家副 朱德继任是顺理成章的事。在中共高层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中普遍持这种观点。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受中央书记处委托，草拟的一份第二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家领导人侯选人名单，仍把刘少奇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选，而没有提国家 候选人人选。透露出了一个明显的信息：刘少奇仍将留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既然如此，国家 候选人显然就是朱德了。……由于毛泽东始终未推荐提名，在全会讨论提名国家 候选人时，会场出现了少有的尴尬。这时，邓小平站起来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话音未落，全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于是，全会一致同意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国家 候选人，而朱德为委员长候选人。（《国家 风波：毛泽东为何让位于刘少奇》）1959年，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毛泽东的接班人的面目出现，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从这些信息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刘某人在高级干部中相当有市场。他很得“官心”。此后刘少奇还借机对朱德进行了严历的批判：《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元帅进行严历批判）。（《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纪录》令人拍案称奇）

　　刘某人为何深得官心呢？把他与毛泽东的观念稍作对比就可以明白刘亭亭。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坚持人民的利益第一的思想，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继续为人民服务刘亭亭。在《纪念白求恩》里，他更加明确地指出：“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他满腔热情地号召大家向白求恩同志学习：“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进京之后，一部分干部认为自己已经打下了天下，应该享受胜利果实，应该发财了。对继续为人民服务有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加上毛泽东不留情面地杀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等贪官，一些欲豁难填的官员恨死了毛泽东。

　　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