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未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九年(1581年)，五十七岁的居正，终于劳累病倒。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新历7月9日），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 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据传，一日万历读书，念到“色勃如也”时，误将“勃”读成了“背”。突然听见身边一声大吼张居正之死：“这个字应该读‘勃’！”居正这一声大吼，让万历真的有些“勃如”了。但碍于居正当权，没有发作。但从此，居正在万历心里便不是敬爱，而是敬畏了。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

如果张居正多活20年张居正之死，明朝还会那么快速的灭亡吗？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这么来看，如果张居正想多活20年，他还能活过20年吗张居正之死？显然是不能的，因为按他的为人风格，他一定不会坐视万历皇帝随意处理朝政；而万历皇帝随着年纪的长大，也一定不会容忍这位权臣一直把自己当小孩子对待。所以最后的出路，估计就是张居正直接被万历皇帝干掉。

张居正去世后张居正之死，宣告明中期以来的革新结束，明朝政治全面走向衰败。张居正以“威柄之操，几于震主”获罪，继任的阁臣明哲保身，一般官员大多仰奉权力，唯唯诺诺，士风沦落。张居正的倒台也加剧了党派之争，官员结党私营，放弃中立立场，损失了行政的公正与效率。明朝政局大坏。

由此看来，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挽救明朝于既倒，但此后张居正一死，即被抄家。后来，明神宗怠于朝政，而勤于搜刮，加剧了明代官场的腐败。官员奏疏多被“留中”，严重挫伤了官员参政张居正之死、议政和行政的积极性。

官位久虚，在职官员的考课升迁时停时行，助长了官场上的因循拖遢之风，也为各级官员贪污纳贿、欺压百姓洞开方便之门。明朝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劣，社会矛盾加剧，农民起义、市民暴动、军兵哗变、民族矛盾尖锐等问题日显突出。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这些问题，显然都不是张居正能够解决的，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体制决定了，张居正可以当上文官的最高级别职位，却永无可能解决最高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