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明清陈丹淮、民国的历史故事、秘闻、深度分析等文章，欢迎关注“剑雄品评文史经济”做为总督直隶军务、粮饷、河道，兼巡抚京畿之责的曾国藩，押送到刑部的人犯，竟被刑部拒收。双方都是宦海中的“老司机”，怎么会发生刑部不买一方诸侯之帐的事呢？
按满清官制惯例陈丹淮，直隶总督，属全国9个最高级的封疆大吏之首，驻所保定。此职任上，刘镛、李卫、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荣禄、袁世凯个个皆是名扬四海、世所公知之人。
这么说来，刑部之举动，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陈丹淮。
曾国藩押送到刑部的2名人犯，都是犯官陈丹淮。一个是天津知府张光藻、另一个天津知县刘杰。而这两个官员，皆与“天津教案”有关。
“天津教案”发生后，因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推卸责任的缘故，直隶总督曾国藩，被朝廷强令处理此案陈丹淮。
说句老实话，重病中的曾国藩，颇有官场“老司机”的嗅觉。本想以病推托，却因英名已立于朝野，被慈禧认为处理棘手洋务之高手，而强令驱策，当然，这是明话。
从其未至天津之前，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所写之家书，便可得窥内情之一二。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官、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驱，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 ”观此信，行文凝重琐碎，心绪哀极惶恐，其暮气夕息、有去无归之哀鸣，铺陈于满幅信笺，直同于遗书？！
从信中，还可看出曾国藩将趋天津前，已具先筹之定见，谓此案双方“俱难和协”、“虽反复筹，殊无良策”之断论，及勉力一搏，或不可善终之纠结，跃然纸上，也为曾氏在此案打击下，最终以身死国，埋下伏笔。
素称晚清官场第一“忍者”的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建湘军、灭太平天国，挽狂澜于既倒，纵横于洋务运动，当属同治中兴中能力、谋略俱佳之干臣。
遇此区区一域，涉外之“天津教案”，竟说出这种丧气话，可见此案之凶险幽深，应为其残生中，所遇之罕见难关，自虑断难跨越。
为什么？不就区区一域洋务案么，以曾氏历经风雨之洋务之才，虽沉疴在身，竟会自虑殉职此案，令人疑惑不解。
所谓“天津教案”，发生于同治9年（1870年），天津民众先是发现大量死婴，断肢残目，横陈狼藉，曝现在乱葬冈上，而后发现这些死婴，与教会（望海楼）及育婴堂有关。
与教会有关，这点没错。这批弃婴本为所弃之病婴，再因时疫流行而夭折，被教堂所葬；错就错在，当地民众听信所抓到人贩子的虚言，认为教堂搞了一些见不得人之事。如将收购的弃婴之眼珠、脑子等器官，用作药引子。
后查之，却是人贩子情急之下，诽谤教堂所为。在当时，各地均有不同程度的弃婴、溺婴之恶俗。西人教会出于慈善和培养未来教民之虑，收留这些送过来的弃婴。
后来，教会考虑到光收留民众送过来的弃婴，还是不行。有些弃婴因家长怕麻烦，得不到及时地收留，被冻死、饿死，屡皆有之。遂通过金钱奖励送婴者，来促使应救之弃婴，得以尽救。
慈善，一旦与金钱挂钩，就等于挑逗某些国人嗜利的神经。一旦被逐利之徒所乘，好事就变成了断子绝孙的坏事。于是民众之婴儿被迷拐、抢夺之事，渐渐就多起来了。
百姓本来对西人掠夺，而令生活无着，久已生愤；又对洋教不同于儒家文化，因无知而生惧；更因文化不高，对坊间所传，洋人对弃婴挖眼剖心，种种似有似无之恐怖传言，是莫辨是非。
结果，民众对天主教会收婴之举，疑窦丛生、腹腓四起。这一次，抓住人贩子武兰珍，被民众暴揍送官，人贩子情急之下，便诬陷教会是通过教民王三，来收购她所拐来的婴儿。
显然，武氏企图利用官府惧洋，不敢细究之习，以求减轻罪责。在不明真相，又缺少思辨能力的第三者看来，情况确实也该如此呀。修女与人贩子，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直在做“一手交孩，一手交钱”的生意么。
岂料天津知县刘杰并不惧洋，径直带武氏，前往教堂查勘对质。一查，在教会里，哪知一无教民王三，二无武氏所供认之席棚、栅栏等物证。三，遍传教堂众人中，更无一人，能被武氏所指证。
事实虽说如此，但为时已晚，群情激昂、众口铄金之下，终让群体情绪，走向传染的盲目和狂热的盲从。最终一定要用突破的决口、肆虐的打砸，得以发泄民众不满的情绪。如此，津民闻讯，猬集于教堂门外，开始抛砖攻殴、肆杀洋人。
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闻讯赶赴通商署衙，态度咄咄逼人，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兵弹压。并以派法军将天津夷为焦土而相胁（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某些洋人漂洋过海，还那么骄横，真是作死）。
通商大臣完颜崇厚，镶黄旗，金代皇室完颜氏后人。因皇室之缘，曾署理过直隶总督之职。“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与“南洋通商大臣”对应。
该职于崇厚去职后，同年被清廷裁撤。由直隶总督经管，直隶总督办理洋务时，又称又“北洋通商大臣”。该职裁撤后，似更与“南洋通商大臣”契合。
完颜崇厚曾为僧格林沁专司过文案，襄理大沽口海防事务。这个人，本该是晚清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
之所以不为众所周知，是因为此人既是个胆大妄为、独断专横、又是个胆小如鼠、推诿卸过，大节糊涂、自利精明之辈。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忠君体国、精于洋务之专才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光绪4年出使俄国，他胆大妄为，擅自卖国与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约成后，竟不等朝廷的批复，未经奉旨，就自顾自地回国了。
如此目无纲纪、视国事为儿戏之人，一时令朝野震动。被修撰王仁堪、洗马张之洞等连续弹劾。光绪帝大怒，判崇厚斩监候。后经俄国人说情，仍着羁禁，终，崇厚交银30万两劳军，方予放归。
面对乌龙事件。被动之中的清廷，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前往俄国更改崇厚原签之约，费尽周折才勉强争回伊犁南路、嘉峪关等地之主权。
但仍失霍尔果斯河以西，及斋桑湖以东的地区。将中国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白白地送给了俄国。
此次“天津教案”，崇厚起先不循法国领事丰大业之请，是对的。这也体现了当时，无论是在满清官场，还是在大清民间，对洋人久在中华之为所欲为，殊为不满的国家情绪。
但他任由其事态扩大，不积极筹措应对，则有违朝廷命官之责。可以说，“天津教案”之爆发，其部分主要的原因，是由崇厚失职所点燃的。如果其当时积极筹措应对，是不易引起民众暴乱的。
自洋人入侵至今，无论在政治、文化、经济、外交等方面，国家之耐受力皆几近极限。满汉官场、市井坊间，对洋人、洋教，乃至洋务之不满愤恨，弥漫全国。此不爆，彼亦必爆，但只要此时不爆，则与崇厚无关。
再说，法国领事丰大业又是骄横之辈，闹闹嚷嚷从通商衙门里出来，回教堂时，与知县刘杰相遇理论，一言不合，怒而开枪，幸只击伤了知县侄子刘七。
尾随之民众，一看洋人敢袭击县太爷（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本来，大家就对洋人横行不法、“杀婴做药”、教民胡为、宗教冲突就怒不可遏，官府又一昧不敢整肃弹压，这下好了，抓到“开工”由头了。便一拥而上，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俩人，当街群殴致死。
然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津民顺势攻击法国天主教教堂。欲拨掉“杀婴作药”（坊间揣测）的据点。此举造成10名修女、2名神父、几名法领事馆人员、侨民、及30多名中国教民被殴杀。
再加上2名不明不白，被顺路杀掉的俄国侨民。此外，还放火烧掉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及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后波及至英美4座基督教教堂，可见民情汹涌之可怕，崇厚失职之可恨。
骚乱后，法教会请求法国政府动用武力。在中华大地上，又将上演了一套惯常的讹诈剧目。法军舰急吼吼地驶近天津，七国公使群起向总理衙门，递交抗议折子。
法国政府强求清政府，一定要处死仇洋、反教最甚，骁勇善战的天津提督陈国瑞、以及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
此时，崇厚虽然麻木，也知闯下滔天大祸。开始由胆大妄为、独断专横的戏路，转向胆小如鼠、推诿卸过的表演。
遂上书总理衙门推卸责任。说自己虽为三口通商大臣，但用兵权、行政权皆在直隶总督、道台、知府、知县那里；推说自己独有署理洋务之责，却无维护治安之任。
巧言令色，极尽奸佞。
独不言此为涉外事件，通商大臣有主事协调之责，并有其处置不当、垂拱而观之行。
严重失职，无从宽宥！
然而，因朝中有靠山恭亲王之接应、朝庭昏庸且偏袒于满人，这个责任竟给他卸下了。朝庭拿着“大黑锅”，到处看哪个汉官之头大小合适，就给扣他的头上。
崇厚奏请朝廷后，朝廷令驻节保定之直隶总督曾国藩，赴津处理烂摊子。同时崇厚在奏折中，还反咬天津府、县汉官，并唆使曾国藩将天津府、县官员交刑部议处，以平洋人之气。
其中，其还貌似为曾氏和天津官员贴心筹谋般指出，“且谓交部，则轻重尚可自主”，乍一听，还真特么的有道理。
可恶，大清官场怎么有这等奸佞狐狡之货色？
曾国藩拘于来津前，不了解详情，不清楚崇厚为人（到光绪年间，大家才看清他是个敢于甩个人、民族、国家之黑锅，是个极端自利、无家、无族、无国、无底线之“四无”人才），曾经对崇厚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去信中，有云“有祸同当，有谤同分”的会办之意。
哪知崇厚为择清自己，早布局不惜乱甩锅、栽赃他人，并想一跑了之。最后，连曾国藩也被甩中“大黑锅”，终日自感“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忧愤积郁，临死前，还不知是死于崇厚之大甩锅。
向来有忠君体国、中兴名臣之誉的曾国藩，被慈禧强令中止养病，拖着患有眩晕症之病体（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赴津善后此案事宜。
一到天津，便发布《晓谕天津士民告示》，对天津民众颇多指摘，诫其勿再启事端。大清“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怪象，又一次活脱脱地得以呈现。
经过2次鸦片战争的摧残，满清政府深知“洋枪洋炮”的厉害。遂命曾国藩以“不与开衅”为最高准则。哪怕在其他方面吃点亏，也都可以。这个，我们都见识过国力衰弱的晚晴政府奴颜婢膝之嘴脸。无需多言。
而曾国藩既是满清政府的官吏，又是“汉文化”的卫道士，除保证满清王朝皇室的利益外，自然而然还会追求儒家“平允中和”之道，以平国人对资本主义国家欺压大清国的愤怒。
曾国藩所面临的局面，这样看来，确是复杂凶险。一边是朝廷“不与开衅”之旨，一边是儒家“力求平允”之道，一边是洋人枪炮机械之胁，一边是自身病体冗沉之弱。
怪不得自利又有小聪明之崇厚想跑，换上任何无洋务专才之人，都顿生“跑路”之意。口头上的爱国，有个键盘就可以，作态义愤填膺或痛哭流涕，自由又潇洒；而真正的爱国，却是要大智慧、行大作为的。
口号山响、手低眼高，朝廷、洋人、民众终皆会BS你的。
由此可知，风烛残年之曾国藩，颤颤巍巍走在四顾深渊、雷池之上，实在是送人头、损名声之举。
扯远了，回来。曾国藩听信崇厚谗议，所幸还不太昏庸，在除去提督陈国瑞之责后，遂将俩无辜官员即行革职、送交刑部。
刑部又不是傻狍子，通过密切关注“天津教案”之态势发展，又得与朝庭中枢较近，有先天转奏、下谕之优势。岂不知该案所蕴之风险利弊。
早知该案是“坑官”之深潭，又自问扛不动。当然利索地以冠冕堂皇的方式，将球踢还给直隶地方当局，如此，曾国藩死国之日近矣！
终于，在胆战心惊、诚惶诚恐地处理完此事后，曾国藩发现，办此案之效应，给外界的观感、效果，却是令人意外的差（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直被视为畏洋如虎、谄媚曲腰之人。
由此还引起大清官场和百姓强烈的不满（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也使曾国藩积攒的一世之名，付诸东流（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连湖南家乡，也以他为耻。有人将曾国藩手书“湖南会馆”之牌匾砸烂，以曾氏拥三湘之籍为耻。
再说几句题外话。“天津教案”中某些一致对外的情景，是腐朽落后、以民为壑的晚清政治生态中，一次极为难得的官民同忿、朝野同欲的场景表达，这里不作详析，估计一分析，应有精彩深入之情景表达，下次再写。
只能说，这种本应视为正能量的表达。在当时政府整体畏洋如虎、割地赔款的习惯中，又显得又是那么蹊跷和突兀，与30年后的“庚子之变”，忽悠义和拳，以匪代军，参与攻击洋人，并对11国宣战，最终先兵败西狩，次又割地赔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也许这次戮洋焚屋，真的是”庚子之变”的预演。
而曾国藩呢，章太炎曾评之“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对曾氏之此一评价，“剑雄品评”认为，这是迄今看到的，对“同治中兴”名臣曾国藩之一生最为全面的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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