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果要选一个嘉靖年间，我愿意在洪武朝为官
洪武朝官员缺口大朱元璋对功臣集团进行了清理，上万的官员被牵连。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明朝官员，又不是功臣集团的人，那么当他们都被清理后，会空缺出多少职位嘉靖年间？只要尽忠职守，做好自己的事，升官是一定的，因为要填补空缺，必须有人要上去。就算熬也该熬上去了。同时明朝刚立国，急需大量人才处理事务，更容易做出贡献，得到升迁。
嘉靖朝斗争激烈在嘉靖朝做官，最难受的就是派系太多嘉靖年间。要么选一派，要么都不选就要都到所有派系的排挤，不管作什么，升迁是不可能了。如果非要选一派系，就有失败的可能，失败了下场更惨。嘉靖朝的内阁斗争久没断过，而嘉靖皇帝就喜欢大臣们相互争斗，这样可以维持平衡。在嘉靖朝做官需要极大的智慧，并且还好站好队伍。若是都不选，那么久慢慢熬吧，可能没啥风险，但是除非能活到万历朝，趁着张居改革还能活跃一次。但是嘉靖朝45年啊，当官的时候已经得二十多岁了，等嘉靖朝结束，就该退休了。
嘉靖朝官场风气不好嘉靖朝已经到了明朝中后期，官场风气也开始腐败，没有了立国之初的斗志。嘉靖朝的官场不是谁都能混明白的。若是没钱打点关系，那么自己就不好混。钱从哪来呢嘉靖年间？还得从百姓和朝廷那里弄，就要做个贪官了。这样的环境下，当官是很难受的，尤其是下层的官员。
洪武朝百废待兴比嘉靖朝处理积弊要容易为什么历史上的改革很多都是失败的？一旦改革成功，就会使得国家十分强大嘉靖年间。因为改改就要触碰到贵族的利益，阻力会非常大。还会触碰到祖宗之法，会有很多人反对。嘉靖朝就是如此，积弊太多，很多事情已经变得负责，要想改革，需要机遇，就像万历皇帝很小，张居正才能进行改革。而洪武朝是立国之初，一切都是在立规矩，都是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阻力没那么大，办起来也比较方便。并且容易做出政绩。这是很开心的事。
在不同时期为官有不同的处世哲学，这是和整体的环境和风气有关系的，这要看皇帝是什么样的人。 古代官员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时期，但是不管在什么时期为官，都是要做一个好官。
“李福达案”是发生在嘉靖年间的一件案子，此案不仅涉及著名的民间邪教白莲教，而且与嘉靖年间爆发的“大礼仪之争”息息相关。“李福达案”最初只是个事涉个人的谋反重案，但此后却发展为了“大礼仪之争”双方相互攻击的工具，最终经审理认定为“诬告案”，但具体如何仍有争议，争议的重点就在于时任山西太原卫指挥使的张寅到底是不是李福达。
李福达曾为义军首领，仇家薛良状告指挥使张寅便是李福达李福达乃是正德年间的一个义军首领，曾与王良、李钺在民间通过白莲教吸纳教众、发展势力，并在正德初年发动起义，但不久后便宣告失败，被发往山丹卫充军。后来李福达从山丹卫逃走，改名为李午，结果不久再度被发现捕获，再度发往山丹卫。
△正德皇帝
再后来，李福达竟然再度脱逃，逃至陕西洛川，仍然秘密传播白莲教，一度远近争附，随其贫富，有献至千金者，破产也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撞而至”，在具有一定规模后，又和邵进禄、惠庆等人在陕起事，结果再度失败。
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薛良与时任山西太原卫指挥使张寅因有旧怨，因而告发张寅正是反贼李午（李福达），并说张寅家中的族谱是其假造的。因为事涉当地官员，且为谋反大案，于是巡抚都御史毕昭亲自审讯，结果审定为诬告。薛良不服审讯结果，于是按察使李珏再度审理，同样认为是诬告。薛良仍然不服，于是又经过都御史江潮复审，仍然认为是诬告。
因“大礼仪之争”双方矛盾，“李福达案”开始扩大化按理来说，案子审到这一步已经可以结案了。张寅之子当时远在京城，因信息来往不通，只知道父亲出事了，而不知道案子已经查清，连忙跑去找与父亲关系极好的武定侯郭勋，想要其设法搭救。武定侯郭勋得知此事后，便行文山西为其诉冤。
△嘉靖皇帝
嘉靖初年，被称为“大礼仪之争”的事件愈演愈烈，表面上是以杨廷和为首的旧阁权集团与张璁等新进士大夫之间，围绕着“继统”与“继嗣”展开的激烈斗争，实际上却隐含着皇权与阁权之争。而武定侯郭勋，正是张璁一派重要力量，因参与“大礼仪之争”而深受皇帝宠信。
△激烈的“大礼仪之争”
嘉靖五年（1526年），时任山西巡按御史的马录乃是杨廷和一派，因此在接到郭勋的信件后，立即心生一计，意图用此事将郭勋拉下水，从而削弱敌对势力的力量。于是，马录便将张寅认定为李福达，将其按谋反重罪论处，并通告京中官员上书弹劾郭勋与李福达勾结意图谋逆，从而导致此案开始扩大化。
最终审定为诬告，但事情真相如何已经无法判断嘉靖六年（1527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刑部尚书颜颐寿为首的三法司在京畿道重审张寅案，虽然无法取得统一供词，但颜颐寿却极为赞同马录的看法，意图坐实张寅的谋反之罪。而张寅的二十多位邻里和友人，也在此期间赶到京城，打算为张寅伸冤。
△案件中的明争暗斗
二月十六日，颜颐寿上奏阶段性审讯结果，仍然认定张寅乃是李福达化名，且意图谋反。但在四月四日再度审讯之后，却突然改变说法，认定张寅只是犯了妖言罪，而不再提谋反重罪。嘉靖在拿到结果之后，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认定妖言罪，并认为颜颐寿等人审理案件前后含糊不清，并下令原审官员毕昭、李珏、李璋、江潮等人到京当面对质。
嘉靖六年（1527年）八月初三，“仍会官廷讯，乃归罪于薛良，言良原与张寅有隙，将李午妄作李福达，李福达妄作张寅，并无聚众谋反，惑众称乱等情。”也就是说，最终认定张寅乃是被薛良诬告，且对企图制造冤案的官员进行追责。
同年八月初五，嘉靖令桂萼摄刑部、张璁摄都察院、方献夫摄大理事，主审张寅案，最终具得张寅被诬状，并对炮制冤案的官员进行了判决。
由于此案事涉“大礼仪之争”，而当时的嘉靖帝也是事件参与者之一，且显然是张璁、郭勋一派，因此他的态度是否对案件结果产生了影响，不得而知。此外，结案之时已经是嘉靖六年（1527年），此时“大礼仪之争”已经尘埃落定，最终以杨廷和一派失败告终，这对案件是否产生影响，也不得而知。
“李福达案”四十余年后，徐阶曾为“大礼仪之争”和“李福达案”的官员平反，认为张寅的确是李福达；但后来的高拱和张居正等人则认为嘉靖年间的审判没有问题，张寅乃是被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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