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近几年口碑好的几部反映农村生活的非虚构作品走出马三家，和《平凡的世界》、《白鹿原》这样的文学作品相比，它们更真实真切、透视现实问题、给时代录下一份乡村记录的坐标。
一、《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作者：梁鸿）望见望不见的故乡 看到另一面的中国。梁鸿老师这两本书获得了包括人民文学奖在内的很多大奖走出马三家，也影响了我走上乡村探访之路。《中国在梁庄》是梁庄人留守在梁庄的故事。但是，这并不是完整的梁庄，《出梁庄记》是梁庄人进城打工的故事。
梁鸿老师在离家二十多年之后，重回家乡，经过五个月的调查采访，还原了梁庄近四十年来的变迁史，记录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真实的生活场景和他们面对的现实困境：比如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记录了中国的转型之痛、乡村之伤走出马三家。
二、《我的命是这么土》（作者走出马三家：袁凌）
袁凌是知名记者，代表作是《走出马三家》和《守夜人高华》，却在职业高峰“灵魂感觉不安”，选择离职回乡写作走出马三家。《我的命是这么土》是袁凌写自己家乡陕西省安康八仙镇小人物的故事。
故事当中，有在煤矿事故中失去眼睛，一身伤痛地回到家乡的中年人；有一身旺盛青春在大山深处犹如困兽的年轻男人；有出国打工染上艾滋病客死异乡的年轻女人；也有翻越大山只为打一个电话给自己安排后事的老婆婆……这些故事来自土地，也终将被埋入土地，他们沉默地挣扎着、卑微地祈求着、也郑重地感激着，他们不乏尊严，而袁凌用深情而克制的文字写下了他们的命运，使之得以被见证。
三、《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作者：阎海军）80后阎海军是甘肃一名电视台记者，《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以他的家乡甘肃通渭为参考，以小见大，书写农民的生活，思考农村的发展，是一部关怀现实，带着“为生民立言”的忧虑与责任，用文字记录下经济大潮对农村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等传统文化带来的冲击。包括孤独感造成老年人自杀率的上升，光棍找不到媳妇，亲族之间暴力加剧……
农村问题专家贺雪峰老师评价，《崖边报告》书中描述的诸多问题，对应的是中国农村当前正在发生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治理之变”、“基础结构之变”和“价值之变”。
阎海军是我的朋友，今年春节，他还关注当地的乡村春晚背后的组织动员，他还刚出版了又一本反映乡土现实的新书《官墙里》。
四、《大地上的亲人》（作者：黄灯）2016年春节前夕，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生活在湖北农村的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引发了全国乡村问题大讨论。借此契机，作者黄灯将十三年来未中断的乡村书写重新结构，《大地上的亲人》书中展现了三个村庄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横跨湖南、湖北两省，详细记录了婆家、自己家、外婆家所在的三个村庄家族的人世浮沉。 尽管彼此看似毫无关联、相距遥远，但生活于此的亲人因为拥有共同的“农民身份”，他们面对的挑战和危机几乎如出一辙。
黄灯老师非常好，对我们的探村博士联盟评价到：“非常理解你的选择，中国需要一大批有想法的青年落地行动，在微尘与泥土里重建有力量的价值观，从功利的个人主义中突围而出”。
诚意推荐这四本讲述乡土现实的书，相信会给我们的生命体验增加无限润泽。
这是一个虚假前提的问题，之所以很多人说张作霖的军队装备好，是与关内的其他军阀相比较而言的。张作霖的军队和日本关东军来比较，不管是训练还是装备，都没有任何优势。
说东北地理位置优越，更是有一点扯淡。东北大部分地区都是平原，更有利于现代化的军队作战，机械化的部队机动性会更强，日本人在这一地区作战优势比东北军要强得多。
在抗战中间，把日本人打得鬼哭狼嚎的汤恩伯集团在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的军队放在大山里，并且每天都变更驻军的位置。一来是为了迷惑日本人，二来方便占据有利位置，出其不意的消灭日本人。
张作霖在世的时候，他手下的东北军也是叫东北军也是同一时期，那时候的沈阳还叫奉天。改名为沈阳使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以后的事，奉军改为东北军基本上也是同一时期的事。
张作霖的军队和日本人打仗根本就打不过，躲还来不及，为什么要和日本人主动开打呢？更重要的一点，这根本就不符合张作霖的大战略和当时东北的需要。
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南方的革命党，都非常希望能够控制东北地区。北方的苏联和东边的日本更是对这一地区虎视眈眈，早在甲午战后日本和俄国就想吞并中国东北，但在列强的干涉下被迫中止。
当张作霖走上东北地区的重要领导岗位后，他就第一时间提出了“奉人治奉”的口号，拒绝北洋政府派人来管理东北。在对外关系上，他利用日本和苏联的矛盾，让他们相互牵制，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东北。
张作霖更是发挥东北大忽悠的本色，让日本人给他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也正是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东北成为当时现代化程度最高和军事势力最强的地区，东北的兵工厂更是亚洲一流。
为了防止东北被日本和苏联侵略，张作霖更是数次扩大了东北的军队数量。但张作霖的对外军事战略基本上是防御性质的，他不希望和日本和苏联开战，更加需要的是保持一个地区的均势。
当然张作霖是希望能够统一中国的，这个草根出身的奉系军阀第一领导人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奇迹，远远要超过从一个街头混混成为东三省第一军政长官的梦想。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就占领了中国的大连和旅顺这两个出海口，并派驻了一些军队。同时日本在东北大修铁路，沿铁路线进行驻军，这就是日本关东军的前身。
随着日本的野心越来越大，派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数量越来越多。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的数量大概维持在4万多人。巅峰时期的东北军大约有40万人，海陆空兵种俱全，是当时中国装备最好的军队。
虽然日本关东军只有4万多人，但日本在朝鲜仍有相当数量的驻军。并且日本在吞并朝鲜后，组建有朝鲜旅团，和台湾旅团一样，都参加了侵华战争。
如果张作霖贸然和日军开战，当然应该能够打败日本关东军。但是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可以源源不断的从朝鲜和日本本土调集军队到东北来参战，这样的情况下东北军就没有任何优势，只能是待宰的羔羊。
如果日军敢主动和张作霖的军队开战，张作霖一定会下令还击的。斗争是合作的手段，合作是斗争的目的。张作霖虽然时不时的给日本人耍耍小脾气，给日本人一些脸色，只是在告诉日本人自己不好惹，并不是想和日本人翻脸。
如果张作霖真的和日本人打仗了，东北很有可能顺理成章就被日本人占领了，这是张作霖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尽管张作霖不喜欢苏联和日本，但一直和这两个国家打交道，让他们相互牵制，为自己利用。
张作霖不愿意做的事，张学良做了，苏利亚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张学良企图收回中东路，和苏联人打了一仗，最终输得非常惨。不仅没有讨到任何便宜，连熊瞎子岛也输给了日本人，直到前些年才从俄罗斯手中要回来了一半。
更严重的是，中东路事件让张学良和苏联人彻底翻脸了。没有了俄罗斯人和日本人叫板，东北地区的战略平衡就被打破了。日本人占领东北的野心就变得越来越大，并且成为可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在日俄战争中，俄罗斯输给了日本。在中东路事件中，张学良输给了苏联。胆小如鼠的张学良认为：东北军打不过苏联红军，苏联红军打不过日本军队，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军队的对手。
在这样的推理下，张学良选择了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很快东三省就沦陷了，在这时候张作霖的坟墓还没有修建完毕，最后还是在汉奸张景惠的主持下才最终下葬。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东北军根本就不是日军的对手。如果在局部地区进行战略防御还是有可能成功的，主动进攻就是找死。张作霖死后不到两年，东北的变局足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张作霖的脑袋是比较清醒的，他们家大少爷和张作霖比起来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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