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在中国文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是无出其右的，尤其是文坛泰斗的一言九鼎，更是一锤定音，夯实砸固鲁迅称史记为什么。如宋代史学家郑樵在他的《通志.总序》中所评，《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而伟大的文学家鲁迅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由此可见，《史记》地位之重要。而它的作者司马迁自然不是凡夫俗子，应该比他书中塑造的人物更加真实可信，光彩照人。令人高山仰止，五体投地了。可是司马迁却是生不逢时，因言获罪，蒙受着天下奇耻大辱，抱恨终生。他在《报任少卿书》中，以给朋友任安这封信为突破口，把火山爆发般的感情喷涌而出。这是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被誉为是“天下奇文”。虽说是封书信，但它的信息量却极大，可说是司马迁人生观、思想观的整体表现，是用血泪浇铸的文字。信中提到的李陵是和他的命运紧密相连，也是个悲情人物。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就是那“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中的飞将李广。将门出虎子，孙子李陵也是好汉一条。自率5千步卒千里奔袭，长驱直入，击溃8万匈奴精兵，打进王庭。直至弹尽粮绝，死伤殆尽，又无援兵：兼之叛将告密，单于举全国之精兵强将把他合围，战败被俘，举国震惊，王公大臣对李陵毫无同情且落井下石。而司马迁与李陵素无交往，更无杯酒之欢。此时却挺身而出，慷慨陈词，为李陵说公道话，说李陵“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并力陈李陵非但无罪而且功劳巨大。这些话却惹怒了皇帝，得罪了权贵，招致杀身之祸，被判死刑。因无重金自赎，只得忍受宫刑，囚禁牢笼。在李陵事件上是司马迁浩然正气的闪亮登场，也是他忍辱含羞的根源所在。李陵事件在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苏武传》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和司马迁记述的事实完全一致。而《李陵答苏武书》更是哀穿千古，撕心裂肺的仰天呐喊！这3篇文章对照阅读，更能看清那段惨不忍睹的血淋淋的历史，照见最高统治者的刻薄寡恩、残酷无情，和臣子“伴君如伴虎”的险恶环境。正因如此，司马迁的所作所为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他的人品精神令人佩服。尽管身受极刑，为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忍辱苟活，以超人的意志，历时10年完成煌煌巨著《史记》，给中华民族的文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奇珍异宝。他不仅仅是书写得好，更重要的是他践行了做事先做人的宗旨，并生动诠释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真正含义，他是重于泰山的，是流芳百世的。文如其人，读懂了司马迁，也就认识了《史记》这座伟大的丰碑。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写的《史记》鲁迅称史记为什么，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鲁迅曾经称誉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为什么司马迁能写出这样优秀的历史和文学名著呢鲁迅称史记为什么？
这就要了解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和他自己的身世鲁迅称史记为什么、经历。
司马迁所以写出司马迁《史记》，这同他一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司马迁大约是公元前145年，出生在龙门。他的祖先曾经是周朝的史官。他十岁的时候，父亲司马谈也被朝延任命为太史令。他先是受家庭的熏染，跟着父亲来到长安学习“古文”，以后，他还直接听过当时的著名学者董仲舒鲁迅称史记为什么、孔安国讲《公羊春秋》、《古文尚书》。他借助这些条件，以后阅读了大量的古籍、皇家档案文书和百家著述，获得了渊博的知识。二十岁那年，司马迁作了一次亲访古迹的旅行，走遍了祖国。以后，他又结合奉使出征，跟随汉武帝外出巡行封禅，到过更多的地方。他一生中，除了现在的福建、广东以外，长城以南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些游历，使他接触到汉代社会的多方面情况，具备了较为远大的历史眼光，以致能在《史记》中生动的反映社会现实。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本来打算利用做太史令的机会，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去世了。临死的时候，特别嘱咐司马迁来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开始收集资料，进行酝酿，公元前104年，正式动手写作。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下狱并遭受了腐刑。他虽然万分痛，但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忍受了这样的耻辱。他出狱以后，更加奋发地写作，大约到了公元前91年，《史记》就基本上编写完成了。
《史记》是一部通史。司马迁在编写体例上发挥了创造才能，他运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来叙述我国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世家记载诸侯国的兴衰列传主要记载各种代表人勒的活动；表则按年代谱列各时期的重大事件；书是有关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专篇。本纪和列传是全书的主体。用这种方法编写历史，是司马迁的独创，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例。
司马迁写《史记》，目的是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因此，在对待天人关系上，一方面，他通过对父亲遗训的记述，以天文历法的自然科学为根据，肯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认为这样的“天道”，当然应该顺从，是“不可失”的；另一方面，他针对当时的“天人感应”的天道观，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和激烈的批判。他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善人往往不得善报，而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而恶人“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竟以寿终”。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司马迁强调用“通”的眼光，来了解古今历史的演变，重视和肯定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他论历史变化，详今略古，赞成进步。他对吴起商鞅、秦始皇、汉武帝等人在历史上的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在本纪、世家、列传中，用很大篇幅写了社会上各种代表人物的事迹，突出写了这些人物在社会历史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他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来探索历史现象间的因果联系，考察事物发展的全部过程，其中特别注意盛中观衰这一点，表现了他深刻的历史观察力。
司马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不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表现了他对事物的是非取舍有自己独特的标准。
鲁迅还评论司马迁是“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确实是这样，司马迁不但不迎合汉武帝，反而对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经济措施进行了讽刺。他揭露汉武帝因为好大喜功，穷兵默武给社会带来了危害揭露汉武帝为满足私欲而搜括钱财，指出汉武帝当政时，社会风气很坏，官吏恭谨、朝臣阿谀、酷吏惨急、宫廷倾轧，简直是危机四伏、动荡不安，和秦亡前夕的情况差不多。
《史记》以关系“天下所以存亡”，作为塑造人物形象取材的政治选择标准，这样的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既写出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人物生的关键所在，又通过表现历史人物一生的功过，显示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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