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消逝的五座劳教营
2014-01-14 来源：共识网 浏览次数：391
2013年4月，山东曲阜一幢底层的教师宿舍楼里，八十三岁的张元勋没有等来劳教营的最后关闭陈奉孝。在和存世56年的劳教制度的年龄竞走中，这位当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右派学生”倒在了终点线前面。
这也是诸多“坏分子”和所谓“社会渣滓”的命运陈奉孝。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他们的命运被一项法外的刑罚莫名主宰，身入劳教营，甚至成为终身居民。在大饥荒和随后的政治碾磨与生存剥夺中，无从计算的生命和姓名逝去了，和遍地丛生的劳教营一同隐匿。
这些劳教营曾经显赫一时，血统延绵至今，却大多隐藏在档案和卷宗的尘霾中陈奉孝。近年来，随着当事人回忆和有心人的发掘，中国“格拉古群岛”（注：右派语，倒用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名）轮廓逐渐浮现，尤以夹边沟农场为著名，余者仍影影幢幢，无从清晰勾勒。这些劳教营大多和劳改营混在一起，更为它们的身世蒙上了面纱。
近年来，笔者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幸存者，分别来自当年显赫一时的几座劳教农场：夹边沟、兴凯湖、峨边沙坪、青海湖、清河茶淀陈奉孝。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参照文献史志资料，笔者试图粗略勾勒“反右”至“文革”年代中国五大劳教营的轮廓，为劳教制度的深长背影添加可感触的人生注脚。
夹边沟
西安古城墙南门外不远的一座居民楼里，八十四岁的司继才用钢笔和纸质的笔记本写着厚厚的回忆录陈奉孝。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活过了很多东西：活过了夹边沟农场终结一切的死亡，活过了右派平反，也活到了劳教废除。但生与死的竞走并未结束，他想在生前完成的百万字三步曲回忆录，刚刚写到通向夹边沟的入口。
使他无法放手的是手头的证物：一本当年在夹边沟亲笔写下的日记陈奉孝。这本日记的唯一主题是饥饿和死亡。在这本被岁月翻阅得几乎风化的黑色笔记上，密麻麻的陈年字迹中，笔者看到了有史以来饥饿和死亡联系得最紧密的记载：煮食人肉。
埋人回来的司继才，路上闻到一股肉香，“又带着一种腥味，和说不清楚的什么味陈奉孝。”循味而去，两个犯人在锅里煮肉吃，还招呼司继才同享。日记记载，肉黑乎乎的，皮又有些发白。司继才奇怪哪里来的肉，忽然想到是人，顿时感到恶心。身为小组长的司继才向管教报告后，吃人肉者得到惩戒，但饥饿和死亡不会由此停止。
或许由于含有禁忌，笔记中的记载很简单，司继才也不愿意轻易示人陈奉孝。但他毕竟记下了这个场景，并保留到眼下。这或许是从夹边沟保存下来的唯一一本日志，和罕有的食人一手记录。
在笔记和司继才的记忆中，有大量夹边沟死难者的记录陈奉孝。譬如一个在土窑上写下“坐以待毙”而后真地坐着死去的人，一个为了虚幻的“改造好了可以回家”的宣传活活累死的青年，手里攥着家信；一个前来探亲目睹丈夫被捆绑致死随即自杀的妇女......这些记忆的一部分收入了杨显惠著的《夹边沟纪事》中，夹边沟因此开始为人熟知，成为最著名的劳教死亡营。
在当时的中国劳教版图上，夹边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农场，三千人左右的规模不算太大，即使在甘肃也远非受人注目陈奉孝。特别的是，这3000来名劳教分子绝大多数是右派知识分子，包括傅作义的弟弟、留美博士傅作恭等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饥荒中饿死，幸存者只是零头。右派的帽子没有夺走幸存者的叙述能力，围绕这个小地名，集中产生了数种文献，《夹边沟纪事》之外，尚有美学家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何凤鸣《经历--我的1957》和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王吉泰的《大祭灵》、赵旭的访谈录以及导演王兵的《夹边沟》电影等，形成“夹边沟现象”。杨继绳以描写三年大饥荒为题材的《墓碑》也涉及到夹边沟。这或许是冥冥中的天命对于中国劳教记忆的特殊馈赠。
1957年6月，夹边沟劳教农场开办，由劳改农场转身而来；1961年底，夹边沟农场因为死亡太多被关闭，以后被部队接管陈奉孝。在短命的历史中，夹边沟体现了一个劳教营的全部特性，并发挥到极致：沉重而荒谬的强迫劳动，早已超出所谓“自食其力”的层次；严酷的人身剥夺和暴力镇压，与真正的监狱并无两样，劳改局下设劳教处，劳教犯和劳改犯人混同关押，管教可以为了偷一个萝卜虐死犯人；不毛之地的生存环境，住在戈壁地窝子里，不仅无法脱逃，甚至离开劳教营只有死亡，以致出现高尔泰书中记载的“自由人追赶监狱”；“教养”宗旨的欺骗性，所谓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意味着没有限定的刑期，后果更是赤裸裸的饥饿和死亡。
根据司继才的讲述，夹边沟死尸成堆的被发现，并非出自上级有意调查，而是内务部长钱瑛司机的一次迷路陈奉孝。据说，当时场长还想把钱瑛等人捆起来，可见素日之骄横。解救了夹边沟幸存者的钱瑛，文革中被关入了秦城监狱，在监狱医院患癌症去世。
今天的夹边沟，右派尸骨已为亘古风沙湮没，多数变成了医学院的实习标本陈奉孝。司继才的笔记本，也没有机会进入反右或大饥荒博物馆。但国人毕竟知道了这个不起眼却惊心动魄的小小地名。
夹边沟
西安古城墙南门外不远的一座居民楼里，八十四岁的司继才用钢笔和纸质的笔记本写着厚厚的回忆录陈奉孝。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活过了很多东西：活过了夹边沟农场终结一切的死亡，活过了右派平反，也活到了劳教废除。但生与死的竞走并未结束，他想在生前完成的百万字三步曲回忆录，刚刚写到通向夹边沟的入口。
使他无法放手的是手头的证物：一本当年在夹边沟亲笔写下的日记陈奉孝。这本日记的唯一主题是饥饿和死亡。在这本被岁月翻阅得几乎风化的黑色笔记上，密麻麻的陈年字迹中，笔者看到了有史以来饥饿和死亡联系得最紧密的记载：煮食人肉。
埋人回来的司继才，路上闻到一股肉香，“又带着一种腥味，和说不清楚的什么味陈奉孝。”循味而去，两个犯人在锅里煮肉吃，还招呼司继才同享。日记记载，肉黑乎乎的，皮又有些发白。司继才奇怪哪里来的肉，忽然想到是人，顿时感到恶心。身为小组长的司继才向管教报告后，吃人肉者得到惩戒，但饥饿和死亡不会由此停止。
或许由于含有禁忌，笔记中的记载很简单，司继才也不愿意轻易示人陈奉孝。但他毕竟记下了这个场景，并保留到眼下。这或许是从夹边沟保存下来的唯一一本日志，和罕有的食人一手记录。
在笔记和司继才的记忆中，有大量夹边沟死难者的记录陈奉孝。譬如一个在土窑上写下“坐以待毙”而后真地坐着死去的人，一个为了虚幻的“改造好了可以回家”的宣传活活累死的青年，手里攥着家信；一个前来探亲目睹丈夫被捆绑致死随即自杀的妇女......这些记忆的一部分收入了杨显惠著的《夹边沟纪事》中，夹边沟因此开始为人熟知，成为最著名的劳教死亡营。
在当时的中国劳教版图上，夹边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农场，三千人左右的规模不算太大，即使在甘肃也远非受人注目陈奉孝。特别的是，这3000来名劳教分子绝大多数是右派知识分子，包括傅作义的弟弟、留美博士傅作恭等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饥荒中饿死，幸存者只是零头。右派的帽子没有夺走幸存者的叙述能力，围绕这个小地名，集中产生了数种文献，《夹边沟纪事》之外，尚有美学家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何凤鸣《经历--我的1957》和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王吉泰的《大祭灵》、赵旭的访谈录以及导演王兵的《夹边沟》电影等，形成“夹边沟现象”。杨继绳以描写三年大饥荒为题材的《墓碑》也涉及到夹边沟。这或许是冥冥中的天命对于中国劳教记忆的特殊馈赠。
1957年6月，夹边沟劳教农场开办，由劳改农场转身而来；1961年底，夹边沟农场因为死亡太多被关闭，以后被部队接管陈奉孝。在短命的历史中，夹边沟体现了一个劳教营的全部特性，并发挥到极致：沉重而荒谬的强迫劳动，早已超出所谓“自食其力”的层次；严酷的人身剥夺和暴力镇压，与真正的监狱并无两样，劳改局下设劳教处，劳教犯和劳改犯人混同关押，管教可以为了偷一个萝卜虐死犯人；不毛之地的生存环境，住在戈壁地窝子里，不仅无法脱逃，甚至离开劳教营只有死亡，以致出现高尔泰书中记载的“自由人追赶监狱”；“教养”宗旨的欺骗性，所谓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意味着没有限定的刑期，后果更是赤裸裸的饥饿和死亡。
根据司继才的讲述，夹边沟死尸成堆的被发现，并非出自上级有意调查，而是内务部长钱瑛司机的一次迷路陈奉孝。据说，当时场长还想把钱瑛等人捆起来，可见素日之骄横。解救了夹边沟幸存者的钱瑛，文革中被关入了秦城监狱，在监狱医院患癌症去世。
今天的夹边沟，右派尸骨已为亘古风沙湮没，多数变成了医学院的实习标本陈奉孝。司继才的笔记本，也没有机会进入反右或大饥荒博物馆。但国人毕竟知道了这个不起眼却惊心动魄的小小地名。
青海湖
1958年去西宁的路上，火车坐了3天2夜，陆锦碧的脚肿了陈奉孝。这位长在红旗下的华东政法学院青年教师，因为响应系党支部号召提意见而戴上“右派”帽子，被发配到遥远的青海，在西宁郊外的工厂里劳动改造，由于表现好三年后“摘帽”。
但这只是幻景陈奉孝。由于当了著名法学家杨兆龙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年他被重新“戴帽”，判处劳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连山下的八宝农场。
八宝农场建立于1957年，专门关押右派和其它劳教分子陈奉孝。陆锦碧回忆，农场高峰时期有1万多人。农场紧邻祁连山下，海拔达到近3000米，严重缺氧，夏天沙尘暴，冬天气温接近零下30度。场区没有警卫，因为地处荒凉，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连山，有似当年红军西路军失败后的逃亡。陆锦碧来到农场，看到20几个锯掉双腿的人，都是逃亡途中被冻掉。
在山岗上，陆锦碧清晰地看到了几年前饥荒的后果陈奉孝。“乱石下面，一个坑接一个坑，每个坑里都埋了好多人。”其中一具破裂的棺材，露出尸骸，是一对下放干部夫妇、李富春和罗瑞卿秘书的坟墓。在青海的亡魂中，有不少因为下放而自杀的“戴帽”干部，“右派管理右派”，来到这里的所有人都具有“流放”性质。
据原青海省公安厅干部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一文记载，三年饥荒中青海劳教人员死亡4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1000多人是女性陈奉孝。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000余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杜甫笔下“古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湖，叠压了新的白骨。
由于没有食物，大量劳改劳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内地，自谋出路，或者自行逃散陈奉孝。一些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陆锦碧在自制半导体中听到，幸存者在港台电台中讲述“十万爱国志士，困守祁连山下”。
陆锦碧在八宝农场期间，冬天雪太大，压垮了一座女劳教人员住的草棚子，棚子里的19人全部身亡陈奉孝。这些女劳教大多原是中学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运动中，她们因为所谓“跳黑灯舞会、贴面舞”被送至青海劳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宝农场被撤销，陆锦碧和难友们一路西迁，直至柴达木盆底边缘、昆仑山脚下的伊克高里农场，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盐碱，像镜子一样反光，碱蓬是少数仅有的绿色陈奉孝。农场原址是一处河南移民生产队，队员都在大饥荒中饿死和逃亡。
1969年，陆锦碧的妻子杨黎明带女儿前去探望，乘坐押送逃亡者回场的便车到了农场，又乘坐马车才到了分场，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当晚女儿就因为高山反应差点丧命陈奉孝。一家三口在戈壁上割黄麻根取暖，拉大车归来，让杨黎明想到了《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在这片或许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劳教营里，陆锦碧因为批判文革的“牙膏皮事件”险些被处决，九死一生，文革之后才回到上海。
八宝农场或伊克高里远不是青海仅有的劳教营陈奉孝。据《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当时青海的劳改劳教农场共达32个，畜牧场23个。以青海湖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农场（下辖五个分场，管理5万犯人。德令哈这个听来富于诗意的名字，当时却是严寒、沙尘暴和刑罚的同义词，有犯人被沙尘暴吹至失踪。）、格尔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马海农场；海北有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和八宝农场；海南有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文革学生领袖蒯大富、韩爱晶以后曾关押在此）、巴仓农场、吴堡湾农场、新哲农场；海东有甘都农场。农场的总面积达到耕地总面积的23%；监狱系统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占全省统购粮的接近四分之一。
环绕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劳动营陈奉孝。由于中央“移民戍边”的意图，大量出身不好的农民和水库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视的“盲流”迁徙至此，构成庞大的罪人群体。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回忆，青海一时成了“监狱”的代名词。《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仅大跃进后的三年，青海就调入犯人95000人，有25000名劳教人员从外地送来，分散在各个劳动营里，其中有5000多名女性。一位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形容，整个青海省几乎成了一座大监狱。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区劳改劳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区陈奉孝。据说当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老百姓，在哄吓孩子时，总是说：“再闹，再闹就送你到青海！”遣送过程一直持续，陆锦碧在青海就担任了后来者的生产组长。到文革结束后遣送仍未终止，且犯人刑满后一律不许回上海。《上海监狱志》记载，1965年上海市第一劳改队整体搬迁至青海。文革后期，打群架入狱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2500名狱友一批坐闷罐子棚车被遣送到西宁服刑，户口也迁出上海落户青海，陆锦碧担任他们的生产大队长。王士才在青海呆了5年多，1982年刑满，得益于公安部长赵苍璧“犯人哪来哪去”的讲话，回到上海。但在次年的“严打”中，落户大西北的制度又一度被恢复，成为江浙犯人的畏途。1983年以后，上海还向青海调犯2400余人。
2013年，笔者在香港遇到笑蜀，他透露，一个商人曾经无意中得到大量的青海省劳改劳教人员档案材料，笑蜀目击“装满了一个保险柜”陈奉孝。这些材料足够写出一本扎实的青海劳改史，但后来被有关部门没收了。眼下关于青海劳动营的历史，只有《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这本不到200页的薄薄小书，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
2013年初，北京东北郊的一座养老院里，曾经的“右派”周培桐寂寞离世陈奉孝。生前他一直因腿部缺血瘫痪卧床，身上插着一个尿导管，忍受一阵阵的抽筋和瘙痒。周培桐原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生，因“小说反领导”打成右派，发配青海八宝农场运输队。农场的水源来自于祁连山冰川雪水，在一次上山运水途中，水车翻倒压伤了周培桐的双腿，数十年后发病。文革中周培桐被遣送回天津烧锅炉，只有过短暂的婚姻，晚年和烧锅炉时的同伴相依为命，临终时孑然一身，在劳教生涯中的译著也没有机会出版。
尾声
劳教制度在“肃反”、“反右”中面世后的半个多世纪，应运而生和消失了难以计数的劳教（动）营陈奉孝。以上列举“五大劳教营”，只是就其典型性提纲挈领，并非是排座次。
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劳教营遍地陈奉孝。内蒙、宁夏、新疆等“老少边穷”地带，都是大宗流放的去处，其中也包括“革命圣地”延安。在三年饥荒年代，这些地方无例外地遭遇了普遍饥饿，成为一代精英埋骨之地。其中知名者，即有甘肃的会宁、四川的长寿湖、湖北的神农架、云南的大理。此外，还包括像铁流所在的筑路支队和治淮支队、甘肃的引洮工地这样的“流动劳改营”，在饥饿和繁重的劳动之下，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冤案。
以笔者见闻所及，在上海市劳改劳教系统下，即有以关押劳教犯人为主的白茅岭农场，1958年划归上海，直到1973年改为监狱劳改场所陈奉孝。仅在1959至1964五年间，农场普查肺结核22877人次，累计发现2657例，查肠寄生虫人数每次在7000到10000名，劳教容量可见一斑，其中包括500名少年犯和小劳教。
上海市公安局直属的另一个劳动基地是江苏北部，被犯人称为“苏北利亚”，比之于俄罗斯和苏联流放犯人的西北利亚陈奉孝。“苏北利亚”以近海的盐碱地为中心，建立了大丰农场等多个基地，从解放初就开始接收犯人，第一批即遣送犯人2515人。安徽治淮工地是劳改犯的另一大去处，根据《上海监狱志》记载，前后共有8万余名囚徒被遣送治淮。
“反右”之后，苏北劳改犯中增添了劳教的右派身影，还曾成立独立的右派支队，著有回忆录《苏北利亚》的于疆即是其中一份子陈奉孝。“苏北利亚”官方名称为上海农场，直属上海市公安局，1955年又被公安部列为全国大型劳改单位，关押上万名犯人。1981年9月撤销第一劳改总队建制，改为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所，直到眼下才结束历史使命。
文革之前，新疆是劳改劳教分子遣送的另一大去处，仅上海市监狱系统即遣送6000人以上，包括数百名女犯陈奉孝。文革后仍调犯12000余人。中国人民大学的“右派”学生甘粹在南疆的喀什农场度过了20个春秋，劳动营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住地窝子，开大沟排碱水种棉花，劳动无休无止。三年饥荒期间甘粹目睹了附近一个劳动连队全部饿死，甘粹本人靠亲友接济和“耍死狗”幸存下来。
位于辽宁沈阳郊外的马三家教养院，是辽宁最大的劳教营，由数座劳教院组成，占地近3万亩陈奉孝。根据《院志》记载，从1957至1995年共劳教近10万人，其中女性1万余人。这本《院志》少有地记载了三年饥荒中的死亡情形：1960年10至12月共死亡近100人。2013年春天笔者来到这座劳教城时，仍感萧条肃杀，50余年堆积的历史坚冰尚未消融。
北京市劳改系统除了兴凯湖和清河两大延伸基地外，尚在本土拥有大兴团河和天堂河劳教农场，以及南口的劳改基地，一直使用到近来劳教制度废除陈奉孝。团河农场在大饥荒的后期，充当了右派分子濒死者救济站的任务，张元勋和谭天荣都曾转移到此地休养。此外南口农场收容了文革前的“反动学生”，学者王学泰即曾在此劳改。文革后北京市还恢复了对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双河劳教农场的控制，直到最近撤销。
中国的劳改营制度传承于苏联，劳教则是本土独创，二者长期混同在一起，直到1980年代中期，劳教所才划归司法局陈奉孝。因而在数十年中，劳改营和劳教营难以区分，只有局部的差异。
可叹的是，在社会主义理想中被视为“神圣”的劳动，现实中成为不折不扣的惩罚，又加上了死亡的酵母陈奉孝。劳教营沦为不折不扣的法外之地，直到近年，还在发生超强劳动和“大挂”“老虎凳”、“死人床”等丑闻，对外界则讳莫如深。真实只保留在历尽磨难的亲历者心中，和死亡与遗忘赛跑。
此番中央废除劳教，劳教营的喧嚣也归于沉寂，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它们的气息仍在，基因犹存陈奉孝。苏联劳改营的创立者列宁曾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更真实的说法则是，忘记过去意味着重来。
夹边沟、兴凯湖、清河茶淀、峨边沙坪、青海湖......一系列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背后，是无数受难者的墓志陈奉孝。如果我们握不住劳教营亡魂的青烟，至少记住这些地名，以免它们重来。
2013年年末
注：
访谈人物：
司继才陈奉孝，2009年，2011年，西安；
张元勋陈奉孝，2010年、2012年，曲阜；
陈奉孝陈奉孝，2010，曲阜；
谭天荣陈奉孝，2010，青岛；
铁流陈奉孝，2009，2010，北京；
陆锦碧、杨黎明陈奉孝，2009--2013，上海
甘粹陈奉孝，2009--2012，北京；
王士才陈奉孝，2013，上海
主要参考文献：
《北京志·监狱劳教志》陈奉孝，北京出版社，2006年；
《上海监狱志》陈奉孝，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
《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陈奉孝，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院志》陈奉孝，内部资料，1997年编；
《告别夹边沟》陈奉孝，杨显惠，上海文艺，2003
《墓碑》陈奉孝，杨继绳，天地图书，2009
《往事微痕》系列陈奉孝，铁流主编，民间刊物
《又见昨天》杜高陈奉孝，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
《走错房间的右派精英》陈奉孝，铁流，夏菲尔出版公司，2009
《往事不堪回首》林宪君陈奉孝，未刊文稿
《大堡小劳教》陈奉孝，纪录片，谢贻卉导演，2013
《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陈奉孝，北京市公安局1963年汇编，2002年由姚小平发现于潘家园市场
社区0 喜欢
司法部、公安部关于将在北京违法犯罪的外省籍罪犯和劳教人员遣送原籍执行的通知
转载后记:我上初中时,就听闻过夹边沟农场的一些事,但直到近年随着真相逐渐披露陈奉孝，才知道它是如此的恐怖残忍，我初中一位同学，在60年那个饥饿年代，全家总是节衣缩食,省下吃的去探望他在夹边沟"改造“的"右派"哥哥,现在想来,那是去救他哥的命啊!反右开始,我还在小学读书,校长张维让平时沉默寡言,那段时间,他走路头都低着,好象在思索什么问题,一天,那些顽劣的同学,把从校外后山检来的死人骨头扔到张校长床上，张校长回来见状,对躲在暗处的同学说,同学们,不要这样嘛,那些同学却大声喊着:右派,右派,像个妖怪！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张校长.
九几年的一天陈奉孝，我去我读过书的上沟小学办事,向一位戴眼镜的女教师问起张校长，对方睁大眼睛,看了我一会,说,死啦!死到夹边沟啦,连尸首都没找见,妻子带着四个孩子改嫁啦!
几千个"右派"变为沙滩白骨,另一个世界还会有折磨与饥饿吗!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