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辛弃疾，同为豪放派大家，词学上常以“苏、辛”并称，两人的词也形成豪放派气象恢弘、境界高远的风格，对此，词史上早已定论《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东坡词提要》中说：“词自晚唐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有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该书论辛弃疾词则说：“稼轩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脆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苏组词。”
细读这两段文论苏组词，颇耐人寻味，我想从中我们最少可以理解二种意思：
1、苏东坡和辛弃疾词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在风格、艺术表现、题材等方面不乏相似或相同之处苏组词。
2、豪放派发展到辛弃疾手里，才真正形成了能与婉约派分庭抗礼的文学门类，他在继承的基础上，已有了变革性的突破苏组词。
那么，苏东坡与辛弃疾，两位天才巨匠，谁又执豪放派之牛耳？他们在词学创作中究竟有何异同？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后世词学爱好者辩论不休的话题，我们不妨从题材内容、风格表现、艺术表达、艺术成就等四个方面对两人的词作做一些爬罗剔块的工作，希望籍此能对豪放派词学的欣赏有所裨益苏组词。
一、 题材内容
苏东坡传世之作约350首，辛弃疾600余首，从题材内容分析，二人均打破了“以艳词为科”的藩篱，于伤春怨别之外，独辟蹊径，壮志、哲理、送别、旅行、风光、农村、怀古、悼亡、闲适、贺寿、嘲谑等等苏组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程度，这是两人在选题材上的共性，也是豪放派得以别立一家的重要特征，但如果细细斟酌，两人在题材内容上又有截然不同的取舍：
苏轼更多的是反映个人身世际、谴兴赏玩、生命体验、生活感悟的题材，作为他在豪放词中的开山之作《念奴娇苏组词。赤壁怀古》其“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的历史兴替之思，其“江山如画，多少豪杰”的波澜壮阔的描述，都只是为了宣泄自己人生情怀的铺垫；其情深至婉类的代表作：“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是怀人， “似花近似非花，也无人思从教坠”《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为吟物，“缺月挂疏桐”（《卜算子。黄洲定慧院寓居作》）为伤怀；
其放达深旷类代表作：“明月几时有”（《水调歌头》）苏组词，“莫听穿林打叶声”（《定风波》）也均是怀人或感怀之作；
其隽秀清逸之句：“簌簌衣巾落枣花”（《浣溪纱》）苏组词，“花褪残红青杏小”（《蝶恋花》）亦无非即景谴兴……
如此不一而足，从最能代表苏词不同风格代表作的题材来看，苏词仍不过是文人之词、士大夫之词，它反映的多只是作者个人的体验和感悟，他并没有把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命运、社会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的词感发的力量与豪放派的风格自有别于后继稼轩之词苏组词。
稼轩之词全然称得上英雄之词苏组词。
在他的作品中飞动着“男儿到死心如铁”（《贺新郎》），“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水调歌头苏组词。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翁》的英雄形象，展现了“八百里分靡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壮岁旌旗拥万夫，锦瞻铁骑渡江初”（《鹧鸪天》，有客感慨然谈功名）的火热战斗生活，他的词有“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水龙吟》）“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水龙吟》甲辰寿韩南涧尚书），“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的满腔豪情，有“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贺新郎》同父子见和再用韵答之）的一腔忧愤，有“休去倚负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有“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菩萨蛮》书江造口壁）的长声叹惋……
读稼轩词常使人义愤填膺，有泪如倾，其壮怀激烈，激昂排拓，不可一世，虽然他也写过“明月别枝惊鹊”（《西江月》夜行黄沙道），“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清平乐》村居），“东风夜放花千树”（《青玉案》元夕）一类闲适可人的句子，但总览全篇，稼轩之词主要是其“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苏组词。
可见，单就题材内容而言，东坡为文人之词，稼轩乃英雄之篇，东坡多发妙理于寻常物事，稼轩常寄身世之慨于家国兴亡，其沉郁顿挫之气于东坡放旷自适之态自不可同日而语苏组词。
二、 风格特色
苏、辛词风格主流均以豪放见著，又都不囿于豪放一隅，其纵横不羁之才情，尤体现在词学创作风格的多样化方面苏组词。苏轼的词既超迈豪放，又至情深婉，既放达深旷，又隽永清逸，真可谓：“寄慨无端，别有天地”，辛词词风更如“春云浮动，卷舒起灭，随所变态”，以英雄豪杰之气写词而能保持词体曲折含蕴之美，在发展苏轼词风的基础上，形成豪放派大宗的同时，还能在闲淡、细腻、婉约等格调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如《祝英台》近晚春。抒岁闰中少妇惜春怀人的缠绵悱恻之情，写得词丽情柔，妩媚风流，其代表作《摸鱼儿》（匆匆春又归去），以花间丽语，伤春之笔发雄豪之气，写得百转千回，哀艳欲绝，正所谓：“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后人记之“色貌如花，肝肠似火”，至于许多的农村田园生活小词读来质朴自然，清新可人。
由此可知，能刚能柔、能豪能婉，不拘一格，纵横如意，或于豪放之中能一片神行又潜气内转，兼有曲折顿挫之美，这是两个人在词风上的共性苏组词。
值得注意的是，东坡开豪放之先河乃有意为之，他在给鲜于子孙的 中就曾经明白提出来：“近却颇作小诗，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苏组词。”（见《东坡续集》）卷五《书简》，而稼轩则有意突破自己雄放沉郁的词风，有的词作，他注明是“较花间体”，或“效李易安体”（《稼轩词序》）
两人在豪放词风之异处，近代文学评论家王国维之语极有见地：“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盖苏词超妙，辛词沉郁，苏词富旷逸之怀，辛词多愤概之气苏组词。虽然二人皆有能“放”之处，辛词之放，由于一种英雄豪杰之气，而苏轼之放，则是由于一种旷达超逸之怀，他们之所以产生这种区别，是与二人的人生态度、身世际遇、武略才情分不开的。
东坡的骨子里似乎天生就有放怀自适、乐天知命的禀赋，史载，他小时侯，读庄子，曾叹曰：“吾昔未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所以，尽管他一生在政治上屡次沉浮，并曾因“乌台诗集”下狱，几欲近死，他也始终不以为忤，遭贬黄州时，以东坡居士自号，自有忘怀得失，悠悠卒岁之意，晚年更潜心佛老，故苏轼词之审美特质在于以旷达之襟怀，寄人生之妙悟 ，发诸笔端，“自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胡寅《题酒风歌》）：“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苏组词。大江东去）；“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情”（《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浣溪纱》）山下兰芽短浸溪）……
从诸多佳句中不难看出，苏轼之词，以豪放不足以尽之，乃超旷之作苏组词。
青年时代就曾跃马横戈，壮年时代曾经力挽颓势的英雄辛弃疾则全然一片孤城孽子之心，毫无出世之意，他虽才兼文武，却四十二岁就被投闲置散，以后就屡用屡废，一腔报国热血无处倾洒，内心极为苦闷，壮士凄凉闲处老，词人把这种慷慨悲凉的感情用健笔硬语倾泻出来，因而英气郁勃，隽壮可喜，“有英雄语，无学问语苏组词。”（周济《公存斋论词杂著》），他在表现自己一往情深而终不能摆脱的幽愤时，归之于感慨的谓叹，其音调也不是低徊的，悠扬的，而是急促的，击案赴节的，一喷而出的，自然形成了有别于苏轼词超旷之豪放，而激昂排宕，悲壮激烈，成大气之豪放。
二人之区别从他们分别作的《念奴娇》中可见一斑，苏轼（《念奴娇》苏组词。赤壁怀古），通篇大笔挥洒，却以“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之谐婉之句自解，显出颓放自适的倾向，辛弃疾曾作词（《念奴娇》。飘泉酒酣和东坡韵），这首词是他闲居铅山飘泉时的感兴之作，二人在抒发政治失意的感慨是相同的，“药笼功名，酒垆身世，可惜蒙头雪”感慨自己怀瑾握玉，却遭遇坎坷，埋首民间，而时不我待，早生华发，下片“休叹黄菊凋零，孤标应有，梅花争岁”，又通过黄菊凋零与梅花争发，表现爱国志士前仆后继之意，又以“万事从教，浮云来去，枉了冲冠发，故人何在？长庚应伴残月”结尾，叹息万事如浮云，空自怒发冲冠，以景结情，以残月孤星的夜色来映衬自己和友人们凄凉悲怆的心境，全篇一叹三折，如金刚怒目，毫无出世之意，惟有慷慨悲歌之音。”可见苏轼一份出世的襟怀，稼轩一腔“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热血，乃正是两人豪放词风独到之处。
三、 表现手法
作为两宋词人的杰出代表，苏辛两人的创作充分反映了宋代文学议论恢弘和才学充实的特点，尤其创造性地引经据典入词，又能浑化无迹，亦古亦俗，亦庄亦谐，或骈或散，不拘一格，开辟了豪放派词作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的新天地，但是在具体的创作中，两人的手法又各有侧重，也各有建树，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同时，这种表现手法的差别也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两人的词风苏组词。
苏东坡多以诗为词，他的词因此还被李清照讥为：“句读不茸之词”，而诗、词在文学表现方面是有很大差异的, “词之为体，要渺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又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词之言长，诗之境阔”（王国维《人间词话》），这种以诗入词的创作手法，使苏轼能从传统相思怀念，伤春怨别的花间词中解脱出来，并把诗歌蕴籍含蓄，意境深远的特点带入长短句中，无形中弥补了豪放词易流于粗豪的弊病，自有韶秀之美，其（《卜算子》黄州定楚院寓居做）：“缺月挂疏桐，漏短人初尽苏组词。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连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词中“幽人”与“孤鸿”形影难分，心性合一，顿使情景、意念、声息和心灵，了无痕迹融为一体，于朦胧的意识中，若隐若现地流露出梳理不清的绵绵情思，让人沉浸在挥之不去的隐痛中，即是苏词以诗为词的佳例，其“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写得何其流丽”（《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又写得何其工仗传神，此类句子，俯拾皆是，唯其如此，今日读苏词，自有一段翰香墨气，谓其雄深雅健可也。
如果以诗为词，苏词得其韶秀的话，至稼轩，则“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好以议论为词，并且多用散文句式入词，长于用典，形成了以文人为词的特点，又牵俗引俚，常以戏谑之语泻抑郁之气，但觉情态可掬，如现目前，故读稼轩之词如观戏：“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苏组词。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最高楼》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贺新郎》；“杯汝前来！老子今朝，点检形骨亥，甚长年抱渴，烟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天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从这类词作中，我们不难感受到稼轩词亦庄亦谐，亦雅亦俚的一面，庄而不病于迂腐，谐而不阑入油滑；雅是通俗的雅，俚是规范的俚，从这些词中，也可以显示出词人的胸襟之大，见识之高，性格之爽，学养之深，也显示了词人驾驭各类不同类型语言艺术的非凡能力。
在用典方面苏组词。
虽然东坡也能化典入词，但不如辛弃疾能信手拈来，而纵横开合，诚如刘辰翁指出：“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效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苏组词。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比比皆是”（《辛稼轩词序》）
可见，苏子作词如诗，得其隽美，稼轩作词如作文，得其脱略，此创作手法不同，风格异也苏组词。
四、 艺术成就
苏、辛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承前启后，可与日月争辉的大家，但就两人在豪放派词学中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而言，我认同王士祯语：“豪放惟幼安称首”苏组词。
苏轼在词史上的开拓之功是毋庸置疑的，他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了词的领域，并取得了积极成果，无论题材内容、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等方面，他都有很大的开拓和提高，提高了词的意境和表现力，使词从音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便于抒情写志的独立的新诗体，这种创举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苏组词。遗憾的是，作词对苏轼而言不过是诗兴之余偶尔为之作。“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鸡漫志》，史载，他致力于小词写作，已将近四十岁，是自疏求以外放杭州之后始，故其在词作数量上，传世只有三百五十多首，这其中约有百首左右，可以看到晚唐、五代词留下的影响，有近二、三十首可以说深得晚唐、五代词的真传，因此，他对豪放派的拓展之功毕竟有限，而且，他又有许多的率意之笔及游戏之作，如其赠送润守许仲涂之一首《减字栏花》词，以“郑容落籍，高莹从良”为句首，以妓女名字写入句首，则其为游戏笔墨，其为李公择生子而作的一首《减字木兰词》，词前小序亦曾有“乃为作此戏之，举座皆绝倒”之言，如此不一而足，可谓白玉微瑕。
辛弃疾虽极力追步东坡，但他一生致力于词的创作，今存词六百多首，在两宋词人中是创作最丰富的苏组词。
辛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其中以抒写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为主调，调子激越高昂，他不仅继承了苏词在开拓中所完成的各种意境与风格，还曾以纵横不世之才，突破了苏词的范畴，完成了他自己的更为杰出也更为博大的成就，纳兰成德《渌水亭杂识》卷四即曾云：“词虽苏、辛并称，而辛实胜苏”；周济《且存斋论词杂著》亦云：“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近代对辛词的研究致力最勤，成果最丰的一位学者邓广铭先生，在其《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一文中亦曾谓：“就辛稼轩所写作的这些歌词的形式和它的内容来说，其题材之广泛，体裁之多样，用以抒情，用以咏物，用以说理，用以叙事，有的“委婉清丽”，有的“秾纤绵密”，有的 “奋发激越”，有的“悲歌慷慨”其中丰富多彩也是两宋其他词人的作品所不能比拟的苏组词。”
一千多年过去了，辛弃疾在豪放派中词宗之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与东坡先生前无古人的创举相比，他的功绩也称得上是后无来者了苏组词。后世之人读之只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了。
以上就是我对苏、辛词豪放比较之管见，文艺欣赏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苏、辛两人谁执豪放派之牛耳，已无关词学欣赏的宏旨，但在他们身上共同体现出来的继承与创新的精神，永值后世效尤苏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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