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曲靖历史与文化渊源简说(第一部分）:李恭进

　　云南曲靖历史与文化渊源简说(第一部分）

　　（深山老林特别说明：这是我2008年写的一篇文章，曾公开发表过，并收录进我2010年底出版的随笔集《边缘行走》里李恭进。发在这里，作了一些删节。文中所引史实和资料，未一一标明出处及作者，特此说明并致歉意。）

　　无论是世居的曲靖本地人，还是工作、生活在曲靖的外地人和工作、生活在外地的曲靖人，以及对曲靖有兴趣的人，都有必要了解曲靖这方水土，认识曲靖这方水土，感受它曾经演绎的灿烂辉煌和暗淡沦落李恭进。

　　云南的历史与文化主体，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史前文化时期（远古至春秋）、古滇文化时期（春秋至东汉）、爨文化时期（三国至唐中叶）、南诏大理文化时期（唐中叶至元初）、汉文化主流时期（元初至现在）李恭进。在云贵高原中部，绵亘着气势磅礴的乌蒙山、梁王山，咆哮着奔腾不息的南盘江、牛栏江，在两山两水之间，大大小小的“坝子”（高原平地）星罗棋布。这里，森林茂密，水草丰盛，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宜人类生存、耕作和繁衍。曲靖的先民们就在这块古老土地上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用勤劳与智慧的双手创造着未来和文明。崛起于南盘江流域的爨氏政权是云南中古时期文明的象征，在云南两千年发展史上独领风骚五百年，占有不容抹杀或忽视的特殊位置。位于云南东部珠江源头南盘江流域的曲靖市，素有“滇黔锁钥”、“云南咽喉”之称，又有“滇东粮仓”之称，地形呈北高南低、东西高中部低，距省城昆明130公里，有600多万人口，国土面积28904平方公里（山区面积88%，坝区面积12%），地形地貌多样，矿藏资源丰富（煤储量居全省第1位，有“滇东煤海”之称），多种民族杂居，民俗民风各异，是云南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地方。

　　曲靖还是原始脊椎动物——古鱼类的发源地，因之被称为“鱼的故乡”（地处曲靖市区的寥廓山岩层是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泥盆纪陆相岩层，蕴藏大量远古鱼类化石）；十万年前的人类活动遗迹（富源大河癞石山、宣威格宜尖角洞和麒麟珠街八塔台等地出土文物证实）；三千多年的青铜工艺（麒麟、会泽等地出土了春秋至汉代的精美青铜器）；三千多年的铜商文化（汉代，会泽堂琅铜洗已流布中原地区李恭进。明清时，全国三分之一的钱币源于会泽）；三千多年的水稻种植史（麒麟珠街蝙库坑出土的炭化稻证实）；两千多年的古城（公元前109年置味县，建城历史更早）。说明曲靖自古就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之地。纵观历史，曲靖文化是海纳百川的，各种文化与各种民族交汇一起，不但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曲靖的繁荣与进步。

　　一、历史溯源

　　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惊叹，但李白一生没有到过云南，不知道滇道的险峻更甚于蜀道李恭进。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在公元前四世纪，沟通云南与中原的联系，主要靠一条民间往来的道路——“蜀身毒道”。这条道路以滇池（昆明晋宁）为枢纽，东经夜郎（贵州西部）、样舸至巴，以联于楚；西由大理（洱海地区）、哀牢（保山一带），经掸（缅甸），至身毒（印度）；南从句町（文山）、进桑（红河），达南越（两广地区），以通海外；北过泸水（金沙江），经筇都（西昌）、笮都（凉山）至蜀，以抵于秦。东道，也就是“蜀身毒道”的主道，它从滇池往东，经过云南曲靖、昭通，到达四川宜宾，然后顺长江而下，过重庆，抵湖北武汉，沟通中原广大地区。这条民间往来的古道，到了秦汉以后，历经官府不断拓修，成为交通大动脉。

　　“五尺道”，便是在原“蜀身毒道”之东道的基础上由朝廷委派官吏组织修筑的，它是有史以来官方修到云南的第一条国道李恭进。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在云南“通道置吏”。公元前225年，秦朝派人修通了起自僰道（今四川宜宾）终于建宁（今云南曲靖）的“五尺道”（因路宽五尺而得名。现残存的五尺道位于昭通市盐津县豆沙关，路面留有马蹄痕遗迹。曲靖宣威的杨柳、沾益的炎方和松林一带，也有五尺道遗迹）。秦帝国把统一车迹的五尺道修到曲靖，将曲靖直接置于中央政府的统辖之内，沟通了古滇国与中原的联系，也使曲靖在古滇国的地位开始凸显。自秦以后，“五尺道”便是由川入滇的必经要冲，也是去缅甸、印度(古西南丝路)的重要通道。秦在曲靖设“建宁郡”，使之成为“西南夷”部族群中开发最早的疆域；汉武帝时，曾派人拓宽五尺道（“山道宽丈余”，称之为“朱提道”）；隋唐时期，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宽，并设置驿站，从石门关（昭通盐津豆沙关），到石城（曲靖），一直抵达拓东城（昆明），称之为“石门关道”；元代，又修筑了由富源胜境关进入云南的古驿道（有遗迹残存）；明代，再次重修了由宣威可渡出滇的古驿道；清代，又作了进一步的拓建。历尽岁月沧桑，这些古代道路沟通了中原广大地区与云南乃至东南亚国家的交通往来和经贸联系。漫步古驿道上，仔细端详石板间的马蹄遗迹窝，仿佛悠远时代南丝路上那急促的马帮铃声，仍旧在你的耳畔经久回荡。宣威可渡古驿道旁的崖壁上镌刻有明代状元杨升庵留下的摩崖题刻：“高山流水，水流云在”和可渡河边石上的：“飞虹伫鹤”等古迹。

　　公元前280年，庄蹻首次率兵入滇，仿佛天意安排般较好地促进了曲靖与中原的联系李恭进。庄蹻是战国末年的楚将，当时，秦楚争霸，受楚王派遣，庄蹻率2万余兵，开赴滇池地区。进入古滇国腹心地带（今昆明晋宁一带）时，秦已灭楚，庄蹻于是滞留滇地，后被滇人拥戴为“滇王”。之前，滇池周围和南盘江流域居住着土生土长的原始部族，“滇、靡莫、劳浸”是其中较大的三个部落联盟。散居在南盘江流域（曲靖一带）的各部族，史称“靡莫之属”。当时楚文化高度发达，留居滇池的楚人（2万余楚国将士90%留居滇地）在生产和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起到了楚文化传播者的作用，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刺激并推动着滇池地区（滇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也深刻影响了南盘江流域“靡莫之属”的曲靖的发展。

　　西汉元鼎年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派兵威逼滇王“入朝请降”，滇王在劳浸、靡莫等部族领袖的支持下拒绝接受李恭进。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开疆拓土，举巴蜀之兵大举进攻“劳浸”、“靡莫” 部族，破城略地，一直兵临滇池（昆明晋宁）城下，滇王被迫举国投降，“劳浸”、“靡莫”、“滇”等被一一征服，归顺汉朝。西汉王朝在“南中”地区设“益州郡”，制所在滇池（昆明晋宁），置“味县”(麒麟区的最前身，也是曲靖行政建制的开始。故城址一说在今城西三岔附近，另一说在今城南三宝附近)。

　　南中历来为巴蜀附庸，从战略位置上讲，“定南中，然后可以固巴蜀；固巴蜀，然后可以图关中”（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因而南中对于蜀国来说十分重要李恭进。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隆中对”提出：据荆、益，连东吴，“西和诸戎，南扶夷越，北抗曹魏，以图中原”的战略原则。“南扶夷越”就是稳定后方（南中），这是“再图中原”的重要环节。三国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完成三足鼎立大业后，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与南盘江流域一带的大姓孟获及部族展开激战，主帅孟获兵败被擒后（即历史传说“七擒七纵”）从大局出发率军归附，在今麒麟区三宝镇石宝山一带与诸葛亮和盟，立盟碑于味县，表示永结同心。诸葛亮、李恢、马忠三军会师味县城。南中平定后，诸葛亮废益州郡改建宁郡，并将治所由滇池（昆明晋宁）迁到味县（曲靖麒麟区），设庲降都督（马忠为都督）管辖南中七郡，庲降都督驻地从平夷（贵州毕节）迁至味县。当时的“南中”包括今天的云南全省及四川南部、贵州西部。味县至此成为全滇及川南、黔西的第一个统治中心，开创了云南历史的新篇章。

　　西晋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建宁、云南、永昌、兴古四郡改设宁州，治所仍在味县李恭进。宁州属全国19个州之一（其余是：司州，兖州，豫州，冀州，幽州，平州，雍州，凉州，秦州，梁州，益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交州，广州，并州）。宁州先领南中四郡，后领八郡四十五县，与益州（四川）等大州平行，直属中央，改变了历来为巴蜀附庸的状况。虽说诸葛亮时设庲降都督直接统治南中地区，但庲降都督是军事性质的机构，不是行政机构，而宁州则是跟益州平行的一级行政机构，这在云南郡县制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地位跟后来元代在云南设行省一样的重要，作为宁州首府的味县，自然也就成了云南的第一个首府。中央政府任命爨氏为宁州刺史，统领“南中”地区。曲靖是爨氏的发祥基地，“爨氏”为南中大姓之首，蜀汉时开始显露头角，到东晋已日臻强盛，按境界分东、西二爨（即《爨龙颜碑》所说“东西二境”），也称乌蛮（东爨）、白蛮（西爨）。东晋咸康五年（公元339年），南中大姓孟氏、霍氏发生火拼，导致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爨氏于火中取栗乘时而起，开始称霸南中。

　　北周时期，中央政府仍授爨氏为宁州刺史李恭进。但因北魏已设置宁州于彭元(甘肃境内)，为区别南中的宁州，则将彭元的宁州改称北宁州，南中的宁州改称南宁州。“南宁”一词由此在曲靖的城建史上使用。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38年的隋王朝，在味县设置南宁州总管府李恭进。后以“平叛”为由，在南宁州地面上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军事征讨，不仅彻底摧毁了南宁州的政权，也重创了当地的社会经济，严重破坏了自汉代建立的味县城。

　　唐王朝建国后，唐高祖“置州废郡”，唐承隋制设南宁州李恭进。公元634年改南宁州为郎州，设郎州都督府。公元717年又复名南宁州都督府。都督韦仁寿率军民在今曲靖老城以北筑成后世闻名的“石城”（石城故址一说在今校场坝村、69医院一带，另一说在今沾益县西平镇太平村一带）。《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蛮下》记载：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爨氏内讧，相互残杀，崛起于洱海之滨的少数民族政权“南诏”的阁罗凤（皮罗阁之子，继立为云南王）乘机率军攻陷曲靖，占领两爨之地后，为彻底削弱爨氏势力，派昆川（今昆明）城使杨牟利以武力胁迫西爨白蛮20余万户迁徙到永昌（即今保山、大理、德宏的大部分地区），东爨以言语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公元749年，南诏政权在唐王朝的扶持下，建立南诏国，到了天宝十三年（公元755年），南宁州全境尽归南诏，即历史上著名的“南诏灭爨”（但不得不指出，历史无可争议地存在一个事实：“南诏灭爨爨未亡，南诏亡而爨仍在”；也无可争议地存在另一个事实：爨氏政权结束后，爨氏家族和爨姓氏逐渐消声匿迹不知其踪）。爨氏自东晋后期称霸南中，历南北朝、北周、隋、唐，奉中央政府为正朔，得中央政府封号，向中央政府贡赋，中央政府依托爨氏统辖“南中”。之后，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中心由滇东地区（曲靖）转移到洱海地区(大理) ，设拓东节度使（昆明）管辖石城（曲靖），结束了曲靖长达五百年的云南中心地位（从公元225年至公元748年，曲靖在云南历史上作为统治中心，统辖南中共计523年，《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是这段历史的实物证据。爨氏地方政权统治南中409 年）。南诏及后来的大理国均在石城设石城郡，统辖“乌蛮三十七部”。

　　时过境迁，沧桑巨变，味县不复存在，然而它毕竟是云南最早统治中心的治所驻地，在历史上留下让人追思的一页李恭进。

　　南诏灭爨后，麒麟和陆良坝区的居民差不多被迁徙空了，这时东爨区的乌蛮便涌向原西爨区来定居，又经过几百年的沧海桑田，到了宋代，这里的经济文化慢慢得到了复苏，人口也随之繁衍起来，形成以麒麟和陆良为中心的三十七部（分布于滇东、滇南地区）李恭进。大理国在建国之初，得力于三十七部的帮助（南诏灭亡后，历经长和国、天兴国、义宁国三个短暂的王朝更替。公元937年，义宁国国王杨干贞欲杀通海节度使段思平，段思平逃到石城，得到其舅父三十七部盟主爨判的保护，并借得三十七部之兵，打垮杨干贞，建立大理国）。大理国明政三年（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滇东、滇南爆发大规模叛乱，大理国派出大军东征平叛，在石城与三十七部歃血盟誓，用黄金、铢砂为证物，表示结盟之心如黄金般坚硬，似硃砂般赤诚，并刻石立碑，永传后世，史称“石城会盟”，会盟碑现存曲靖一中，这一事件开创了云南世居的两大民族（白族和彝族）大团结的先河，是中华民族团结史上的一个丰碑。由此可见，南诏、大理政权自公元749年先后建国至公元1253年蒙古军进入大理止，整个统治时期为504年。与此同时，爨蛮三十七部仍在滇东北及滇中地区保持着局部势力，这从现存的《三十七部会盟碑》和“大理国借兵滇东”的史实上可以得到证实。所以按照史实，爨氏最后的局部统治，至少持续到明朝中叶“改土归流”之后，前后算起来有1300年左右。

　　1253年，忽必烈率蒙古铁骑渡过金沙江，进军云南李恭进。三个月后，大理投降，两年后，云南全境归属蒙元。又一个五百年轮回，云南的统治中心由洱海地区（大理）移到滇池地区（昆明）。元朝先后在石城（曲靖）设磨弥万户府与石城千户，1271年，改磨弥万户府为中路总管府，1276年，再改中路总管府为曲靖路总管府（请注意：“曲靖”这一名称首次正式使用。至此后，探究其起源与由来的争议甚多，尚无最终定论。《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蛮下》中最早出现“曲靖州”三字。多数人则根据《徐霞客游记》的记述：“曲靖者，本唐之曲州、靖州也，合其地置府，而名亦因之”，认定曲靖乃曲州和靖州合名而来，对此说法，笔者认为难免有附会之嫌；另有一些人认为曲靖之曲，意思是少数民族各部曲，而靖，指平定安静，曲靖之名意指部曲已安定，类似于绥远、镇远、北平等地名的取法，对此说法，笔者认为难免有臆断之嫌。但可以肯定，曲靖绝非曲州、靖州的并称）。改石城千户为南宁州。

　　1381年，30万明朝大军在颍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的统率下，由“胜境关”进入云南曲靖，与云南梁王把匝刺瓦尔密的蒙古残余势力在石城周围展开一场殊死战争，即历史上著名的石城之战，也称白石江战役李恭进。梁王凭据白石江之险要，派司徒平章(行省丞相)达里麻率精兵10万，筑防于白石江南岸，明军则沿白石江北岸扎营，形成两军对峙之势，战场沿江绵延十数里。最后元军大败，明军征服曲靖，取得了平定云南的决定性胜利，统一了全国。1387年开始在胜峰山下（寥廓山下）建造新府城，取代石城，称南宁县（即曲靖老城的前身。其特色是：“四门错落不对开，巧布八条丁字街，九对巷道十字路”）。1394年设曲靖军民府，府治在南宁县。

　　1765年，清承明制,清政府改曲靖军民府为曲靖府，府治仍在南宁县李恭进。

　　1913年，“奉中央政府令：一律裁府改县”李恭进。裁去曲靖府，南宁县改为曲靖县。（“南宁”这个在曲靖历史上悠久的称谓，后被广西原名邕州的城市使用。一直以来，曲靖仍以一些地方的命名来缅怀历史）。

　　1948年1月，设云南省第二区督察专员公署，驻曲靖县李恭进。

　　1949年底，新中国建立，1950年初设曲靖专员公署，1954年与宜良专署合并为曲靖行政专员公署，1970年曲靖专署改称曲靖地区行政公署（“文革”期间曾设曲靖地区革命委员会），1997年5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曲靖撤地设市，至今称曲靖市，治所在麒麟区（前身为曲靖县、县级曲靖市）李恭进。

　　唐代以前，曲靖长期是云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唐代以后，一直是州、路、府、地、市的治所李恭进。遗憾的是，文献流失散佚，史料零散残缺（主要是清代以前的）。据现有的资料考证，曲靖最早修成的志书是1666年南宁知县程封主编的《曲靖府志》（八卷），在此前后，曲靖贡生谭宏毅私人编辑的《南宁志草册》曾刊行于世。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南宁知县王标、儒学教授汤一中、儒学训导李恭等人编纂的《南宁县志》，堪称一部较完整的志书，全志十卷，五十四目。还值得一提的是，道光年间由曲靖人何喧编纂的《古越州志》和光绪初年由曲靖人路安衢编纂的《南宁乡土志》，也对曲靖地方史的研究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外来文化频频传入，各类移民纷至沓来，曲靖宽阔的坝子被屯垦，南盘江流域人口骤增，村落密布，农业发展，商贾繁盛李恭进。人杰地灵的曲靖，涌现无数风云人物，或文传天下，或血染疆场，为开创中华之文明谱写出可歌可泣的篇章，或名噪一时，或流芳千古。譬如：三国时期蜀汉建宁(曲靖)人“南中”大姓、乌蛮首领孟获，“恩威著于南土”；雄踞滇东五百年的爨氏家族，其代表人物爨习、爨谷、爨宝子、爨龙颜、爨归王等十几代世袭刺史，统领“南中”，达到“独步南境，卓尔不群”；明祟贞年间的马龙进士阮元声，曾任浙江金华府推官、陕西典试、吏部稽勋司员外，编有《金华诗粹》等书；师宗人窦垿，道光九年进士，咸丰五年任江西道监察御史，著述颇多，他的《岳阳楼题联》以精妙绝伦的文采扬名中外；马连升领导的滇东回民起义，与杜文秀东西呼应，极大地震撼了清政府在曲靖的统治，使滇东“七府州县无人抗衡”；会泽人黄毓英，1911年与蔡锷在昆明举兵起义，成为辛亥革命中云南“三杰”之一，孙中山为其题匾：“忠烈千古”； 宣威人周建屏，1930年任红军军长，平型关战役率部伏击日军主力；宣威人刘雄武，1928年率部起义并参加井冈山红军，历任红三军第九师师长、红二十三军军长；沾益人桂涛声，随李公朴北上进行抗日宣传，写下许多进步文章和著名歌曲（如《在太行山上》、《送棉衣》、《歌八百壮士》等抗日歌曲）；富源人王甲本，以国民党79军军长一职，在抗日战场上壮烈殉国。曲靖是近代云南图强变革的策源地，无论护国运动、抗日战争还是赤色革命，都曾扮演重要角色。会泽人唐继尧书写了半部云南近代史，留下一份宝贵财富——云南大学。其言“会泽百家，至公天下”这句云大校训，不但反映了云大精神，也反映了曲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