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末骆尚志，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结東一百多年来战国混战的局面。丰臣秀吉为了满足大名和商人的贪欲，积极对外扩张，发动侵朝战争，妄想征服朝鲜，进一步侵略中国。
1592年四月骆尚志，日军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将领率领二十万水陆军，上千艘的战船，偷渡朝鲜海峡，用闪电式的战术，攻陷釜山、王京、平壤等地。两个月内几乎占领了朝鲜的全部国土，劫王子、抢府库、掳掠人口、烧杀奸淫，一直把战火烧到中国的边境。朝鲜陷入空前严重的亡国危机，明朝也受到严重威胁，情况非常紧急。
当时的朝鲜统治阶级重文轻武。“人不知兵二百余年”骆尚志，全国三百多郡县大多数没有城防，王公大臣不敢抵抗，国王李昖逃到鸭绿江畔的义州向明朝求援。
朝鲜和明朝是两个友好的邻邦，通过朝贡贸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时，面临到共同的敌人，唇亡则齿寒，救邻即自救。明朝接受了朝鲜政府的请求，出兵援救。
1592年七月，明朝派将领史儒带兵两千出征，祖承训带兵三千援后。史儒进军到平壤附近，适逢大雨，误中埋伏，力战牺牲。敌军小行西长为麻痹明军，放出和谈烟幕，且狂妄地提出以大同江为界，将平壤以西归还朝鲜，也就是说要并吞平壤以南的大片领土。这种损害朝鲜利益的和议遭到明朝的拒绝，并决定派出重兵援朝。
十二月，经略宋应昌，都督李如松率师七万人东渡，会合朝鲜军士，经过周密部署，于次年年初进军平壤。李如松亲率敢死队冲锋陷阵，与日军的精锐部队三万人遭遇，战斗非常激烈。劲弩齐发，烟焰蔽空，中、朝将士奋勇当先。神机营参将骆尚志冒险登城，腹部被滚石打伤，仍然屹立不动。六十多岁的游击将领吴惟忠，胸部中弹洞穿，犹奋呼督战不已。李如柏的头盔中弹，李如松的坐骑被炮击毙，都是“色不怖而愈厉”，愈战愈勇。激战不到中午，日军纷纷逃窜，中朝军士凯旋入城。这一仗共歼敢一万多名，俘虏无数，逃散的敌军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朝鲜的史书说：“正月初八日壬戌进攻平壤，不崇朝而城破，除焚溺斩杀之外，余贼丧魄逃遁。其军威之盛，战胜之速，委前史所未有。”
平壤大捷使朝鲜的抗战由被动走向主动，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对争取援朝战争的全面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日军节节败退，形势急转直下，有可能一鼓作气，收复王京。可惜由于明军统帅李如松骄傲轻敌，在碧蹄馆战役中失利。日军玩弄和谈，明朝主和势力抬头，致使战事拖延下来。
1597年六月，日本侵略者再度大举侵朝。明朝第二次派兵跨过鸭绿江。统帅邢玠当机立断，逮捕内奸沈惟敬，大会诸将分兵三路，合力应战，迫使日军退守在朝鲜半岛的南端岛山。这时日军盘踞朝鲜已有七年之久，在沿海分布三处，战线长达一千余里，士兵疲于奔命，供应不足，士气低落。丰臣秀吉为支撑这旷日持久的战争，在国内动众数十万，猛增税收，“人民怨秀吉者多之”。大臣弹正少弼指责他说：“兴无故之师，以残异域”，“使我父子兄弟暴骨于海外”。丰臣秀吉也明知他的行为受到日本举国上下的坚决反对，但仍然表示“与其坐而受祸，而宁肆其逞威而死”。久困在朝的日本士兵普遍厌战，与明军遭遇往往“举阵惊骇奔散”，投降的愈来愈多。
1598年七月，丰臣秀吉在懊丧中病死。十一月，加藤清正率军先逃，日军纷纷撤退。中朝军士在南海布开阵势，英勇追击。朝鲜著名将领李舜臣亲自驾船擂鼓，率龟船冲入敌阵，被日军包围。明将陈璘舍身救援，年高七十二岁的副总兵邓子龙，率领壮士二百人，跃上朝鲜战船奋战，杀敌无数，所驾战船不慎起火，壮烈牺牲。李舜臣、陈璘杀出重围，赶来援救，连开虎蹲炮，击沉敌船。李舜臣不幸被流弹击中，伤重垂危，临死前嘱咐他侄子李元 说：“战斗正紧 不要说我死！”命令他继续指挥作战直到胜利。
南海一战，中朝军士大获全胜，击沉敌舰九百艘，烧死日将岛津义弘，全歼日本水军。日本陆军完全孤立，慌忙逃窜回国。侵路者终于遭到彻底失败，全部被赶出朝鲜国土。 战斗一结束，陈璘急忙在阵前找寻李舜臣共庆胜利，猛然听说他已经壮烈牺牲的消息，悲痛得昏倒在船上。
李舜臣创制的朝鲜龟船，坚固巧妙，进退纵横，敏捷自如，深得明朝军士的称赞，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朝鲜人民为缅怀中国援朝将士的功绩，为邢玠、邓子龙等英雄建立了庙宇，世代供人瞻仰。中朝人民在战斗中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成为历史佳话，一直在民间传诵。
假如宋教仁没有被刺杀，民国的历史将会怎样被改写？
宋教仁走的路子，在中国始终是走不通的，他死或者不死，都没有能力改变军阀混战的本质。
民国虽然成立了，但民主的思想在这片长达两千年帝制上毫无根基，依托看起来美好的责任内阁制，就想要从北洋政府手中夺权，并且完成国家体制的重建，这太过理想化了。
宋教仁准备进京时，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实现，使得责任内阁成为现实，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中国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是在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打击压迫的夹缝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十分软弱无力。
袁世凯利用高超的政治手腕，专事破坏责任内阁制，顺利登上大总统宝座，又改造“约法”，解散国会，最后干脆宣布恢复帝制。这使得宋教仁倡导的责任内阁制最终成为镜中月水中花。
政体形式说到底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反映，它的实施不是凭借善良的愿望，而是凭借实力与斗争。责任内阁制必须以实力作后盾，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力量弱小，且本身的政治理念依然是千年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根本难以在与守旧势力较量中占据上风，自然就不能巩固和挽救资产阶级共和国。
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中国还不具备建立资产阶级责任内阁制的基本条件。因此，其责任内阁制不能实现有其历史必然性。
宋教仁的内阁制与袁世凯的总统制之间的斗争，并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性质下的内阁制与总统制的简单的政体之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争夺在中国的统治权的一场严峻的政体之争。
首先，袁世凯已经获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
仅1912年上半年帝国主义就垫付了大量资金给袁世凯“应急”，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袁世凯所代表的旧时代封建阶级决定了他要作皇帝。他用政治和经济压力解放革命军队，用卖国借款筹备反扑革命的资金；还收编前清地方武装进一步扩大北洋实力，同时，豢养御用党为他摇旗呐喊。
相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却放弃了民众，放弃了武装军队。他们手里的武器只有一样，就是责任内阁制，力量悬殊显而易见。当矛盾激化时，国民党根本无力招架。
其次，政党内阁制的实现还需要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不是具有民主思想并愿意为之奋斗的资产积极及其知识分子，而是受封建思想传统长期熏陶的农民。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爆发时，资产积极与农民尚且具有共同的政治要求——推翻清王朝，在这一目标实现后，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也就失去了基础。加之文化知识、舆论宣传，通讯设施的严重落后，农民渴望圣明君主和平盛世的观念并没有根本改变。宋教仁的竞选演讲也只能在武汉等几个大城市进行，其影响力与号召力极为有限。
最后，革命党内部意见分歧，有利于袁世凯而不利于革命。
武昌起义后，虽然迅速得到举国响应，但是革命阵营成分复杂，步调并不一致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混入革命内部的立宪党人就提出袁世凯如果不抗拒革命，“将来大功告成”即拥戴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大多数革命党人亦随声附和。
黄兴也是其中一个，当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时，他立即拿出汉口都督决议对孙中山说：“毋使我辈负诺”。敦促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宣布此意”。
汪精卫则更是肉麻吹捧袁世凯“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而对孙中山却进行讽刺打击，指责他“有权利思想”。
同盟会意见分歧，大多数领袖人物主张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处于极不利的地位。袁世凯“竭诚拥护共和”，不是要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而是要控制国民政府大权，最后达到吃掉它摧毁它的目的。
袁世凯夺取民国临时大总统高位后，总是竭力维护封建主义的旧秩序，敌视共和制度。这就决定了宋教仁开展责任内阁制活动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
综上所述，宋教仁是一个太过于理想化的政治家，他政治理论虽然扎实，但却不善于政治斗争，并不是每一个政治家都是宋教仁，都能够在“约法”的框架下规规矩矩的以政党政治来决定未来的政治走向。
事实上，宋教仁之后，还出过许许多多的“宋教仁”，两党之内都涌现过很多如他这般注重理论，却忽视当时中国社会本质现实的革命者，为此，也使得中国革命事业一路跌跌撞撞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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