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四川省彭山县江口镇的岷江上，正在进行引水工程施工张献忠。挖掘机挖到了距地表2.5米处时，发现了一根圆木和一些银锭。
经过清理和鉴定，这些银锭属于明代末期，有“崇祯十年”等字样的铭文张献忠。
江口沉银考古现场
从此之后，此地陆续有明代末期的银锭和钱币出土，其中有银币上刻有“西王赏功”的铭文，证实这些财宝属于明末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张献忠。
史料记载，张献忠曾经在此地与明军决战，张献忠战败，撤退前将装满财宝的船凿沉，待来时再挖出取用。彭山县的“江口沉银”遗址入选了2018年的十大考古发现。
2020年7月8日左右，网上突然流传了一篇题为《张献忠诞辰四百一十周年暨张献忠塑像揭幕庆典仪式报道》，这是一个名叫“献忠故里”的公众号于2019年3月6日发表的文章，而且文中所说之事发生在2016年。
2016年10月10日，张献忠研究会在张献忠故里——柳树涧堡举行“张献忠诞辰四百一十周年暨张献忠塑像揭幕庆典仪式”，张献忠研究会会长韩树林先生现场赋诗一首以示祝贺：古盐州人杰地灵，白于山月异日新。大西王魂归故里，柳树涧再度犹荣！
据文章报道，当时张献忠的故乡陕西省定边县柳树涧堡举行了纪念张献忠诞辰四百一十周年的活动，并为一座张献忠的汉白玉雕像揭幕。
虽然不知道是谁把这件已经过去好几年的旧时重新拿出来炒作，但是因为其内容是“纪念张献忠”，还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那么，张献忠这个人物，究竟值得纪念吗？
01.被立场塑造的历史
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其中有一本名为《张献忠》，作者是袁定基。
在这本张献忠的传记中，开篇就申明，明末“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到了弘治十五年，全国七分之一的土地是官田，其余七分之六也多数控制在贵族和大官僚的手中”。
四川绵阳七曲山大庙中的张献忠家庙对明代后期土地状况的描写，作者意在表达“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之严重，进而引出“农民起义”的正当性。
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历史的描写是这样的：
“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战争，继承并发展了宋朝以来农民起义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丰富了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内容。起义大军转战南北，英勇斗争，推翻了明朝，打击了清朝统治者，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摘自《一九八零年中学生复习资料：历史》，太原市教育局教研室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就是阶级斗争史观，认为人类历史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组成，被称为“五段论”。
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的两个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阶级”，到一定程度之后，“农民阶级”就会发动“阶级革命”，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
于是，“农民阶级”变成了具备“革命性”、“先进性”的阶级，而“地主阶级”则是保守、反动的阶级。凡是先进阶级对反动阶级的“革命”，都是正当的。
所以在明末这个典型的“封建社会”中，张献忠、李自成等人发动的农民起义，被视为“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是正义的。
李自成
对历史抱持的阶级斗争史观基本立场，决定了在这种史观下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于张献忠是领导“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领袖，所以他就是正面人物，应该对他进行研究、纪念。
在张献忠的家乡，就出现了“张献忠研究会”这样的组织。
近年来，阶级斗争史观逐渐淡出了历史研究，历史学也逐渐脱离立场先行，而重挖掘史料和客观评价，张献忠再也不被当作正面人物了，因此网上出现的关于纪念张献忠的报道才会在舆论场上引发如此巨大的争议。
02.张献忠的功过是非
张献忠生于明代陕西延安卫柳树涧，少年时曾经从军。
在军中的张献忠并不老实，曾经犯了军法，差点被斩首。因为主帅见他相貌奇特，就放了他，之后张献忠就逃离军队。
从崇祯三年开始，陕西大乱，民间势力纷纷起事反明。张献忠率领米脂县的十八寨响应，聚集在王嘉谟、王自用等首领旗下。陕西的起事，反明力量一夜之间就聚集了大量成建制的军队，并且多路军队迅速统一起来，拥立首领，只能证明他们是蓄谋已久，而非偶然起事。
张献忠是如何从一个逃兵变成起义军的“八大王”之一，直接拥有了米脂的“十八寨”，还是一个谜。
张献忠个子高，脸色泛黄，身躯如猛虎一样雄壮，被人称为“黄虎”。王自用死后，高迎祥势力最大，称“闯王”，张献忠与李自成都是高迎祥手下的大将。
《闯王高迎祥》连环画
1635年，起义军在荥阳开会，决定向东攻略明朝经济命脉所在——南直隶。他们攻破中都凤阳，焚毁朱元璋父母的皇陵。后来张献忠与李自成分裂，李自成向北，张献忠向南。
在南方，张献忠转战湖北、四川等地，攻破襄阳之后，杀掉了襄王，将襄王府的五十万银发给灾民。
崇祯十六年，张献忠在武昌自称大西王，建立“大西”政权。在张献忠作战的过程中，处死了大量明朝宗室，有襄王朱翊铭、楚王朱华奎、瑞王朱常浩、蜀王朱至澍等。
明朝藩王分布图
在明代，藩王是国家的重要财政负担，不仅朝廷要发粮饷供养，藩王自己还广占良田，所以藩王个个都富得流油。张献忠攻略长江中上游，几乎杀光了这一带的宗室藩王，也算是给大明的百姓消灭了一大批蛀虫，算是张献忠的一大历史贡献。
如果张献忠只杀藩王和地方官，他在后世的评价一定会非常高。但是张献忠似乎特别爱好杀人，不仅杀官，也杀百姓。
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张献忠攻陷随州后，大开杀戒，城内血流成河；攻陷六安，将州内民众全部砍断一只手臂，男左女右；攻陷桐城后，屠城；攻陷武昌后，不仅杀了楚王，还屠杀数万人，浮尸蔽江；攻陷萍乡后，放火焚烧全城，一人不剩。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将李定国、孙可望等人联明抗清，大大拖延了清灭明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让清廷重视汉人抵抗力，促进了清朝统治者通过汉化来笼络人心，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存和清代社会的发展。
但这样的历史贡献，并不足以掩盖张献忠杀人对社会的破坏力，不能抵消张献忠对数十万同胞的屠杀之罪。
03.张献忠屠川的出处
张献忠在历史上留下的最浓重一笔，莫过于屠杀四川人。
在阶级斗争史观的背景下，张献忠被定义为正面人物，一度被学界认为“屠川”是“地主阶级”对张献忠的污蔑。
当阶级斗争史观逐渐淡去后，对张献忠的评价又急转直下，从正面变为极度负面，把张献忠完全描绘为杀人狂魔。
《张献忠剿四川实录》书影
在一些史料中，张献忠确实是“杀人狂魔”。有一书名标为《张献忠剿四川实录》的汇编校点本，汇编了许多与张献忠有关的史料。包括《张献忠陷庐州记》、《滟滪囊》、《蜀难叙略》、《蜀碧》、《蜀警录》、《蜀龟鉴》、《蜀破镜》、《荒书》等。
对于这些书，一种意见认为这就是张献忠在四川所作所为的实录，一种意见认为这些史料多为一家之言，需要详加考订其真实性。
这些书在传统史学的史料分类中，都被归为“野史”一类。《蜀难叙略》、《荒书》、《蜀警录》三部都是作者记述自己的见闻。
其作者的父辈和家庭都受过张献忠军的直接打击，作者虽然本人未必直接与张献忠军队交锋过，但记录了家人的回忆。
但是，这三部书并非全部都是记述的自己或家人的亲历，而是多了很多传闻。如《荒书》的引论中，作者自己就承认，“一方大事，而杂书所纪，流传讹谬，道听途说，多没其实”。
而《滟滪囊》、《蜀碧》、《蜀龟鉴》、《蜀破镜》几部书，都是作者采编来的二手信息，对引用的故事和采编大多不注明出处。
史料的不确，并不能证明张献忠屠杀四川人不存在，只要张献忠屠杀四川人的事在张献忠的时代至今一直都有流传，就不是空穴来风，再考察张献忠焚皇陵、屠藩王、烧萍乡等种种事迹，基本可以确定，张献忠喜欢杀人，而且经常无节制地杀人。
所以，张献忠在四川杀人，也一定确有其事。
04.张献忠屠川的真相
《明史》记载，张献忠在四川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也就是六亿人，这是绝对不可能，当时全国也没有六亿人口。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万万”等于“亿”的计数方法是20世纪才有，六万万应该认为是六十万。
但是这个结论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并不可取。我们倾向于认为，“六万万”是取自民间传说的约数，不具有现实的计数意义。
江口沉银出土的大量金银簪、金银戒指等首饰
那么，张献忠在四川到底杀了多少人呢？《后鉴录》、《见闻随笔》、《蜀龟鉴》、《蜀破镜》等书，对于张献忠在四川杀人的数字有一些具体记载。
张献忠军队分为四路，分别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领，这四路军队杀人数字总和，以上四部书的记载都在六万九千多人。
1642年，意大利神父利类思和吕宋神父安文思相继来成都传教。1644年，张献忠率军攻占成都之后，这两位神父经过好友推荐，来到张献忠身边，受到张献忠的礼遇，被任命为“天学国师”。
这两位神父把在张献忠身边的经历记述下来，取名《张献忠记》，在国外出版。两位神父的著作并没有在国内流传，直到1908年被中国神父古洛东发现，翻译成中文，名为《圣教入川记》。
古洛东 著《圣教入川记》书影
在这本书中，记述张献忠对政权中的文武官员都十分粗暴，肆意杀戮。张献忠经常发脾气，谁也不能劝止。
神父一次给张献忠讲天主教《超性学书》，谈到天主教的戒律，张献忠说，我奉天帝大主之命，灭异教徒和恶人。当时成都有两千多和尚，张献忠一个不留全部杀掉。
1645年11月，大西军在汉中抗清前线连连失利，川东、川南又被明军占领，大西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些地方的民众趁机起来反抗张献忠的统治。
张献忠气急败坏，决定在成都发动一场屠杀。两位神父当时就在成都，是这次屠杀的见证者。
在《圣教入川记》中记述，张献忠于11月22日以训练为借口集结军队，训谕全军，老百姓勾结外敌准备在四川暴动，我们应当进行剿灭。
11月24日，大队士兵驱赶民众出城，进行屠杀，城池周边死尸狼藉，成都成为一座空城。后来张献忠从周边迁移民众入城，填补空缺。
根据研究，明代四川人口应为300万人左右，共有一百二十个州县，平均每个州县约有人口2-3万人，成都作为大城，人口应该会有6万以上。
但是经过明末战乱，人口已经大大减少，肯定不会超过6万，假设张献忠将成都人全部杀光，屠杀的人最多也就是六万。再结合其他史料推算，张献忠在四川屠杀的人，应该是十万到二十万不等。
结论
张献忠是一个王朝末世的起义军领袖，他与任何一个朝代的起义军领袖没有本质区别。
基本都是出身贫苦、作战勇猛、性格凶残。对于一个腐败透顶的朝廷来说，到了它改灭亡的时候，百姓不堪重负起来反抗，是正常现象。作为反抗军的领袖，张献忠对结束明王朝的暴政有正面促进作用。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将继续抵抗清军，一改清廷对于汉人软弱可欺的认识，让他们重视汉人的力量，从单纯的军事进攻变为军事进攻为主、文化招抚为辅的方针，在客观上促进了清朝统治者的汉化，这也是张献忠的一大历史贡献。
但是这些历史贡献都不能改变张献忠曾经大量屠杀无辜民众的事实。
而且，张献忠在杀害了如此多民众的情况下，还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以至于今日的我们能够通过“江口沉银”遗址看到。
张献忠的财富从何而来呢？无非就是抢劫和压榨，在大西政权下生活的四川人民，无异于生活在人间地狱。
历史总是值得纪念的。我们应当纪念的是一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弄清历史事实，吸取前人的教训，才能有益于今人和后世。
那种从立场出发，以纯粹的“好”、“坏”为标准评判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时代，早就应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永远被后人引以为戒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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