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准确直奉战争，第一次直奉大战时其实是直奉双方联合控制北洋政权，不是奉系独掌。而直皖大战和第二次直奉大战倒是掌握了中央大权的一方失败，这主要是因为谁掌权谁就是众矢之的，会遭到各方势力的围攻，自然容易失败。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时期直奉战争。特别是袁世凯死后，原本实力最强的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各路大帅征战不休。这小军阀之间的战斗，主要是为了争夺地盘。大军阀除了地盘之外，还会争夺北洋政权的控制权。
因此一般来说控制北洋政权的，是各军阀中实力最强的那一个直奉战争。
然而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很大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一家人拥有绝对的优势。而且没有一个军阀希望别人获胜，所以谁一旦控制了北洋政权，成为实力最强的军阀，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其他势力共同打击的目标。
像袁世凯死后，最早执掌北洋政府大权的是段祺瑞。像张作霖、阎锡山等人早期都是段祺瑞的旁系。段祺瑞也是多次提出武力统一的口号，试图兴兵南下攻打西南地方军阀。还向日本政府借款，以参加一战名义编练属于自己的私军。
段祺瑞此举自然遭到了其他军阀的反对。直隶督军曹锟、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和占据东三省的张作霖联手共同倒段，并最终击败了段祺瑞。
直皖大战后曹锟和张作霖联合控制了北洋政权。不过很快曹锟和张作霖为了争权夺利而爆发冲突，张作霖战败，曹锟独占了北洋政权。
曹锟控住了北洋政权以后，直系的势力大张，他就取代了段祺瑞成为众矢之的。张作霖一面练兵备战，一面积极拉拢盟友，想报一箭之仇。最终张作霖、段祺瑞和孙中山组成了反直三角同盟，约定联合反奉。
在段祺瑞的拉拢下，陆军巡阅使冯玉祥、山西督军阎锡山、山东督军郑士琦等都陆续支持了张作霖。最终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获胜，击败了直系。
所以并不是北洋政府打不过地方军阀，而是军阀混战时期始终没有一人能拥有绝对优势。一旦有一方强大起来，就会成为其他军阀共同打击的目标，并最终失败。所以这是军阀割据时期特有的一种现象。直到北伐战争以后才结束。
直皖战争结束后，由于利益冲突，直系、奉系很快便由合作转向对立，经历了近两年时间的明争暗斗之后，于1922年4月28日正式兵戎相见。然而这场双方投入总兵力超过20万人的战争，真正的战斗历程仅仅持续了一个周，就以奉系的全线溃败而结束。那么，战前喊出“投鞭断长江之流，走马观洛阳之花”的奉系军阀，为何会这么快就落败了呢？今天就从舆论角度来分析一下
▲张作霖与吴佩孚照片
舆论这个东西听起来虚无缥缈，用起来奇妙无穷。对于这点，土匪出身的张作霖远远没有秀才出身的吴佩孚认识深刻。
事实上，直皖战争之所以能够这么快结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吴佩孚抓住皖系“武力统一”引起了公愤这点，成功主导了舆论，让大家都认为“海内分崩，追原祸始，段为戎首”，皖系军心士气遭到沉重打击，致使西线前沿指挥所被偷袭后，整个皖军全线崩溃。
▲民国学生游行
尝到甜头之后的吴佩孚，对舆论的重视与日增加。面对无可避免的直奉战争，吴佩孚提前谋划布局，可以说战争尚未开始，他就已经占据了主动权。
靳云鹏被迫辞职后，张作霖扶植梁士诒担任国务总理。与靳云鹏相比，梁士诒更加听命于张作霖，但与此同时也留给了吴佩孚更致命的把柄，而这个把柄直接让奉系陷入了孤立的地步。
梁士诒上台后，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就与日本驻华公使小蟠举行了秘密谈判，同意向日本借款“ 赎回”胶济铁路，然而“赎回”后还是以中日合营的形态存在，且必须聘请日本人当车务长和会计长。这相当于转了一圈胶济铁路还是控制在日本人手里，而国民政府却凭空增加了千万元的外债。
▲梁士诒照片
吴佩孚死死抓住这点不放，开始在报纸上疯狂的攻击梁士诒，指责“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迳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面对梁士诒的辩驳，吴佩孚亦表示“既曰收回自办，何以必须用日人为车务长会计长？既曰政府无成见，何以秘允日使要求？且何以不经外部而由梁氏面允？各国银行团既有不能单独借款之表示，何以独借日款？”
最终，吴佩孚依靠犀利的文笔，成功煽起民众的情绪。为此，上海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梁内阁卖国的示威游行，北京也有外交联合会等40 余个团体联合通电宣布了梁士诒10 大罪状。除此之外，全国各地也规模不等的学生游行活动。面对涛涛民情，梁士诒被迫向总统徐世昌提交辞呈，虽然没有得到批准，但也准许其休假离开岗位。
▲民国游行照片
梁士诒作为奉系在内阁中的代表，被贴上“卖国贼”的标签，那梁士诒背后的奉系军阀，自然也没有什么好名声。既然奉系没有什么好名声，那站在奉系对立面的直系名声就好很多了。吴佩孚通过自己妙笔生花的能力，成功将自己包装成为了一个爱国将领，得到了各界的拥护和欢迎。
直奉战争爆发前夕，张作霖与吴佩孚在报纸上进行了斗法。张作霖为了给自己入关找借口，公开表示“ 窃谓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率师简从，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
▲张作霖照片
然而，张作霖在控制舆论方面的道行确实与吴佩孚相差甚远。面对张作霖的言论，吴佩孚很快作出反击，一口气罗列了张作霖“ 障碍统一、倒行逆施、危害国体、丧权媚外、负罪友邦、破坏法纪、纵匪殃民、黩武逞兵、劫掠饷械、行同盗匪、残杀同类” 等十大罪状，再次成功主导舆论走向，
当然，这种舆论上的导向，除了吴佩孚高超的舆论引导功力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张作霖领导的奉系军阀，在诸多方面表现的确实不尽人意。除了上文所说的梁内阁出卖国家主权外，他还启用了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这完全是与民意背道而驰。
▲群众游行反对曹汝霖、陆宗舆
另外，奉军底子是招安的土匪，纪律性很差，多有违纪犯科的行为发生。曾经有一个10岁儿童，就因为说了句奉军大败，竟然直接被奉军侦探所枪毙。奉军行军之时，多直接征用商铺、民房，一些居民撤离不及，就直接被征用为壮丁。因此，民间对奉军的评价并不好。
而反观直军这边，吴佩孚治军非常严格。直皖战后，吴佩孚严格要求兵士，没有命令不得擅自进入北京城内，对于毁坏的民田房屋也能照价赔偿，吴佩孚自己也再三发表声明，绝不向列强借款。不管是吴佩孚此举是作秀还是真心实意的，但对比之下，普通民众还是更希望直军获胜的。
▲吴佩孚照片
最终，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开打之前，全国舆论再次倒向了直军，“一般市民之深居私语， 以及其日夜之所盼望，则无一不以为最后之胜利，当属直军”。这种舆论上的变化带来两个影响：第一，奉系很难找到可靠的盟友，所谓的“三角联盟”只不过是形同虚设，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奉系王永江曾评价道“无论段也、卢也、孙也，皆不过骗我之钱而又耍我而已，毫无可以依赖之处”。至于寻求民间支持更是妄想了。
第二，奉军的军心士气遭受到严重打击。奉军本来就是以土匪为主体的军阀，不管是纪律性还是血性，都没法跟以北洋嫡师为主体的直军相比，如今面对这样的舆情，各个部队的“死效之心”更加动摇，部队稍微遇挫就会土崩瓦解，这点与当初皖军面临的情况非常类似。
有人说，战争胜负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人心向背上。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抓住了梁士诒的把柄及奉系军阀纪律不严的事实，利用自己的文笔优势，成功主导了国内舆论，为直系取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支撑。从这点来说，吴佩孚战于未战之时，确实比张作霖技高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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