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史可法于谦不仅在过去到了今天也是值得称颂的民族英雄史可法。
一、文天祥字宋瑞，江西庐陵人史可法。南宋末年丞相，同张世杰、陆秀夫并称‘宋末三杰’。
南宋联合蒙古消灭世仇金国，不料蒙古人也背信弃义反攻南宋，文天祥从政后致力于抵抗蒙古人入侵，足迹遍布江南史可法。
宋景炎三年（1279年），兵败潮州，被俘送往大都，途中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过零丁洋》，号召南宋军民坚决抵抗侵略者，最后拒绝蒙古人的招降，被杀害于大都。
二、于谦字延益，浙江杭州人。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于谦最大的功绩是挽救了大明。明英宗听信谗言亲征蒙古瓦剌，在土木堡遭到伏击，全军覆没。
皇帝被俘，大兵压境下，朝中乱成一团，多数主张逃跑，放弃北京，是于谦力排众议，拥立郕王朱祁钰为帝，稳定京中军民，并组织军民积极备战，瓦剌讨不到任何便宜，狼狈逃回草原。
明英宗复位后，出于政治斗争，明知于谦是冤枉的，也不得不处死于谦，留下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三、史可法字宪之，河南开封人。崇祯殉国后，在南京拥立福王为帝，亲自督师扬州。
清军南下，史可法拒绝清军招降，城破后自杀殉国，清军为了报复扬州军民抵抗，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大屠杀。
每当国家和民族受到侵略时，总会有像文天祥史可法于谦一样的人站出来，坚决抵抗侵略者，直至粉身碎骨，这份精神和勇气值得后世学习。
可悲的是，史可法是一位民族英雄，却缺乏随机应变的雄才大略。史可法虽然是南京六部尚书之首，但在拥立弘光帝的问题上犯下大错，丧失了大权和主动。一步错，步步错，史可法随之完全不是马士英的对手，最后成了光杆司令。
1，崇祯给南明留下的致命伤崇祯在杀大臣时刚愎自用，但在怎么让明朝续命的问题上却优柔寡断。崇祯迟迟不让太子去南京，崇祯死要面子，怕大臣说他要逃跑。
即使崇祯不让太子去南京，也可以让二儿子和三儿子去南京。
结果，就在崇祯犹豫不决时，李自成到北京把他们家一锅端了。
崇祯自杀后，三个儿子被李自成俘虏。这时南明皇位空缺，天下权柄的所在啊。谁抓住这个机会拥立皇帝，谁就会获得最大利益。
史可法恰恰丢掉了这个机会。
2，史可法是南京六部尚书之首，却不从枪杆子的角度看问题。明朝的北京政府被李自成一锅端。明朝一直在南京留了一套中央政府班子，也有六部，虽然平时没什么实权，但在战时可以迅速组织成一个政府。
南京六部最重要的是兵部，而史可法就是兵部尚书。
现在史可法就是南明实际的宰相兼枢密使，行政和兵权一把抓，实际手上没多少兵。
从宗法关系上看，与崇祯血缘最近的是福王朱由崧（后来的弘光帝），是崇祯的堂哥。
朱由崧名声不是太好，但晚明的皇帝不要企望太贤明，从万历到崇祯，只要不瞎折腾就够好了。
史可法完全可以从儒家宗法的原则拥立福王，自己有拥立之功，把首辅和兵部尚书的位子坐稳，不敢说让南明续命100年，续命50年还是有可能的。
但以钱谦益等东林党、复社人士，从门户之见坚决反对立福王，因为福王的祖母是万历皇帝的郑贵妃。郑贵妃在东林党人眼里就是万恶之源，明末三大案都与郑贵妃有干系。东林党担心福王上台后给郑贵妃翻案，所以拥立崇祯远房叔叔辈的潞王朱常淓。
潞王在宗法关系上离崇祯太远，史可法也不愿意立潞王。
史可法想来想去决定立崇祯的叔叔桂王朱常灜，还去和马士英商量。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桂王因为受到张献忠的逼迫，已经从湖南逃到广西去了，离南京贼远了。在和平年代可以立他，但在战乱年代，路途遥远不平，夜长梦多。
噩梦果然来了。
福王从洛阳逃到淮河边的淮安。
南明可以依赖的几支军事力量是江北四镇和左良玉的湖北军队。江北四镇都驻扎在淮河一带，很快就和福王打成一片了。左良玉是倾向于东林党的，这是对东林党的史可法非常有利的。
江北四镇并不在史可法的手里，但福王却在江北四镇的手里。
如果兵部尚书史可法对枪杆子有敏感性，应该能想到，一个最有竞争力的皇位继承人在最有枪杆子的军阀们手里，会有什么后果？
但史可法没想到。
江北四镇果然拥立福王，抢到了头功，武装护送福王去南京。马士英马上见风转舵，也拥立福王。
这下轮到史可法傻眼了。
3，如果史可法拥立福王，南明的局面完全可以打开如果史可法能从枪杆子的角度看问题，就必须拥立福王。
史可法拥立福王之后，江北四镇因为没有武装拥立之功，所以也不会成为骄兵悍将，也不会像后来自相残杀，投靠清朝。
湖北的左良玉是拥护史可法的，是史可法重要的一张王牌。
史可法牢牢控制江南的财赋，用军饷来控制江北四镇。
唯一的麻烦是史可法怎么说服钱谦益等东林党人，其实也很简单，只要东林党人拥立福王，就会前嫌尽释，至少在史可法掌权的时间内是这样。
毕竟大敌当前，大家都不要瞎折腾。
本人是沂蓝书院赵月光，主要研究宋史和近现代史，继承章太炎学派唯识史观学说。本文为原创，如果觉得有点意思，敬请点一下关注并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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