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和商鞅是战国时期同时代的法家人物，一辅秦，一相韩申不害。虽同属法家，两人的变法方式和内容却有很大的不同。
商鞅的变法，中心在于“制度”，并将此制度作为国家行政和臣民行为的框架申不害。其法全面而明确，直接告诉你做什么能得到奖赏，做什么会受到惩罚，这是秦国上下遵循的准则。即使贵如赢虔、太子也必须照此执行，罪同平民。
而申不害变法更偏重于用“术”申不害。所谓术，就是权谋权术，以君主为中心，告诉君王如何掌控局面，驾驭臣工。这就充满了变数，既然以君王为变法中心，那与君王的本身能力、素养关系很大。如果君王自身水平不行，再好的术也用不好，效果适得其反。
因此申不害变法，人为因素过大，远不如商鞅遵循制度那般清晰明确。申法要点如下：加强君主集权，削弱大贵族，权力集中。整顿官吏，加强对官吏的考核监督。收编私兵，严格军队训练。
申不害为相韩国十五年，韩国确实强大起来，而韩昭侯一死，原来的领导班子推倒重来，韩国又衰落下去。因此说申不害之法，制定法律不够，使用权术过多，是不可持续的。
而反观秦国，有了明确的法律制度，法治效果也深入秦国君民之心。即使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诬谋反导致身亡，继任的秦惠文王，仍然贯彻商法，而后各代秦君也都是依法而行，使得秦国代代强盛起来。
这个问题要换个角度看，术治本身并无太大害处，但若只是一味用术，则路偏已！法治为阳，术治为阴。法可疗根本，术可治表症，二者应结合使用。
申不害在位时韩国确实得到大力发展，可是确如韩非子所说，术治无法解决韩国的根本问题，术治之下自然有应对之法，这也流传悠久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与此同时，当时的韩国也确实未称霸各国，浪费他们高速发展的大好时间。而且这种术治也是因人而异，所以在韩昭侯和申不害去世后韩国迅速衰落。
若是法治能同时进行，也可在术治的效果下去除韩国根基上的问题，也不至于在他们去世后，后继无人！
我们纵观今天天下其实也可知到底是应术治还是法治。
我是书史烟云，我来回答。申不害变法实际上强调的是权术治国，也就是国君如何驾驭臣下，主要是整顿吏治，查勘官吏，限制贵族特权，从而使大臣安分守己，对国君忠诚，有效地加强了君主专制。
但由于其过分重“术”，造成了他的变法掺杂了很多“人治”的特性，依法治国得不到贯彻落实，所以当国君有才能时，韩国就强大，反之，韩国就衰弱。
通过历史文献来看，虽然申不害变法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当时确实使得韩国“国治兵强”，政治局面比较稳定，国力大大提高，虽后来渐渐衰弱，却始终屹立于战国七雄之列而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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