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与明太祖削平群雄、驱逐蒙元、建立大明王朝的同时帖木儿帝国，帖木儿也成功赶走了干涉西察合台汗国事务的东察合台汗国军队，并随后颠覆西察合台汗国，建立了自己的帝国。从此，大明王朝与帖木儿王朝之间有了一段漫长的外交史，综合来看，两个政权的关系，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帖木儿帝国向明王朝称藩纳贡时期，帖木儿建立政权后，因为要征伐东察合台汗国、库尔特王国、萨尔巴达尔公国等周边势力，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帖木儿帝国。尤其是听闻明太祖实力强大，恐明军西征或援助正与自己为敌的东察合台汗国权臣哈马鲁丁，因此主动遣使前来大明称藩纳贡，并呈上了一封语气阿谀的上书，称明太祖得天下忠心、服天下万国，自己虽僻处万里之遥，也感受到了天威圣德。。。。而当时的明朝因为正以鬼力赤为首的北元残余势力为大敌，对同为黄金家族政权的东察合台汗国心存猜忌，因此也希望帖木儿能对其予以打击，故而明太祖接受了帖木儿称藩纳贡，给予其厚赏，这一阶段，两国的外交关系是和睦的。
二帖木儿帝国，帖木儿欲攻伐明朝的破裂时期，当帖木儿连续消灭各割据势力，帝国疆域日渐扩大，尤其在连续击败德里苏丹国图格卢克王朝、马穆鲁克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后，帖木儿的军队几乎无敌于西亚、中亚，这时摆脱明朝这个名义上“宗主国”的钳制，并想在自己有生之年打垮大明朝的欲望，成了帖木儿晚年的夙愿。这一阶段，他故意多年不纳贡、请安，长时间扣留明朝使节，最终起大军远征明朝，只是中途病逝，方使得两国历史上避免了一场浩劫。
三，重修和睦亲密的外交关系，无论是被远征军诸将推举出的哈里勒，还是凭借自身强大实力，成为王朝领袖的沙哈鲁，都在自己登上王位后，及时派出使节向明廷通报、献礼，继续尊重其为宗主国的礼节。而当时已经成为明朝新君的明成祖朱棣，为集中力量对付北元和瓦剌，也有意继续以帖木儿帝国及东察合台汗国的力量，来牵制瓦剌，因此，明朝与帖木儿王朝的和睦外交关系得以继续，双方多次使节互访，直到沙哈鲁的兀鲁伯被刺杀，帖木儿帝国崩溃后，这一来往频繁的外交使节的线路才逐渐冷却、断绝。
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帖木儿对明朝卑躬屈膝。
且不说实力如何，一个对明朝虎视眈眈的王朝怎么会在觊觎明朝土地的同时又惧怕明朝？这是丝毫不合理的。
恰好相反，明朝一直对帖木儿恭敬有加。 我认为无视历史背景，对历史做标新立异、随心所欲的解释，是对历史事实的极不尊重。
朱元璋派往帖木儿的使节傅安被帖木儿帝国押作人质，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没有任何历史依据表明那时的帖木儿“十分敬重”中国的使节。中国使团近1500人命丧于此冷冷地说明了这一切。
洪武三十年，不死心的朱元璋再次派遣北平按察使陈德文出使。但从此，陈德文就音信全无。至朱元璋死，也没有任何关于陈德文是死是活的消息，就像被遗忘一样。直到永乐五年，陈德文才得以回国。
无论是傅安还是陈德文，回到朝廷后都没有得到像汉朝苏武那样的尊重和传颂。
至于帖木儿所谓的称臣上表更是可笑的笑话。这要从明朝“倒贴钱”的朝贡贸易说起。
朱棣因为上位的合法性是受到质疑的，所以朱棣一向积极把执政重点放在政绩工程上。
其中之一就是搞“万国来朝”。 声教四海，溥洽万方，固然美好。
但远人不来怎么办？就去请他们。“遣使四出，招谕诸蕃”。只要来了，自有礼部臣工代为撰写奉贡的章表，章表上照例是大明何其泱泱，明帝何其圣明，小国如何敬仰慕化等。然后把这些章表天下，还要人记于史馆。
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称臣的表章基本是明廷自己操作的。
如果请他们也不愿来，怎么办？就馈以厚礼。明成祖八九月又“遣中官马彬等使爪哇，以镀金银引一、文绮、彩币三十匹赐其西王都马板”，又“复命彬等赍诏谕西洋苏门达剌诸蕃国王，并赐之文绮、沙罗”。十月，“遣内官尹庆赍诏往满剌加，赐柯枝诸国，赐其国王罗销金帐幔及伞并金治文绮、彩绢有差”。
史又载“永乐元年，命中官尹庆奉诏抚谕其国（爪哇），赍以彩币。其酋沙米的喜遣使从庆入朝，贡方物”。又永乐元年，“命行人边信、刘亢赍敕使三国，赐以绒锦、文绮、沙罗。”永乐五年九月，遣内官王贵通去占城，赐其国王白金三百两。次年九月，遣内官李兴等去暹罗，赐其王文绮帛及铜钱、麝香诸物。这等通过送礼来笼络的事因为太多而不胜枚举。
明代编写的《西洋朝贡典录》的黄省曾实话实说，“虽曰天子威实致然，而二、三中臣，捧数行之诏，蹈藐绝之境，百尺所致，靡不柔摄，东而稽首。其殆不辱君命而善于怀诱者，亦贤矣哉。”只要善于怀诱能把远人招来就是能人。对外国来使的土特产，明廷以高价折赏。
因此， 朱亚非《论明朝与撒马尔罕关系》：明政府在积极防范蒙古各部的同时，需要和帖木儿保持较好的关系，所以明与帖木儿交往所求的并不在经济上的得失。
而在《中国通史》中也写到对于蒙古归化部落，朱棣主张“厚来薄往”，即赏赐要厚，不吝金钱财物，所取要薄，不要失远人之心。
这样在称臣的背景下，来贡部落或国家大占明廷便宜。 由于赏值远高市价数倍，来华的使者或商人坚持要将各种运来的货物都“进贡”给明帝，已经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
甚至在帖木儿死后，如景泰七年，撒马尔罕使节来，“所贡玉石，堪用者止二十四块，六十八斤。余九千九百余斤不适于用，宜令自鬻。然彼坚欲进献。”明帝无法，只得以昂贵代价收入这近六千斤的废石。这是在朱棣死后，赏赐物值大大降低的情况下。除了强买强卖，我实在看不出已经没落的帖木儿帝国对明朝有恭顺的地方。
然而，这还不是最令人气愤的地方。 自隋唐以来，外国商舶等来华，中国政府都要抽税。宋元两朝亦如此。
唯独到了明朝，外国人运货来华倾销，竟不被课税。何况中国人自己做买卖，捐税十分沉重，禁令十分严苛。
永乐元年十月，西洋剌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尼等来“贡方物”，又带来胡椒在华销售。有司奏请征其税，明成祖不肯征税，竟胡诌什么：“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令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
次年四月，琉球山南王的使臣私运白金到处州收购瓷器以贩卖获利，被人告发，按律是犯罪。明成祖说，“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不予追究。
明廷对商业的无知也显示所谓明朝时期商业经济发达就是个笑话。
即使外国人在华犯法，明廷也不予追究。明成祖曾下令，“远夷威之以利，不若怀之以德。姑宥其罪。”法网恢恢，却对外国人网开一面。使得后来“沿途多索船马，夹带货物，装载私盐，收买人口，酗酒逞凶，骚扰驿递，非礼违法。”
由于明礼部规定，按来使的等级高低来定赏赐高低。所以来华商人动辄自称是王，有的还诈称是大明以前所封。
嘉靖间，明枢臣王宪曾奏言其事，“西域称王者，只吐鲁番、天方、撒马尔罕。……今吐鲁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马尔罕五十三王，实前此所未有……今谓本国所封，何以不见故椟？”
明世宗采纳了王宪的意见，对外国来使讲了一国无二王的道理，哪知逐利的商人根本把告诫当做耳旁风。三年后，甘肃巡抚赵载急来上奏，称来华的外国王已至150余人。
《明史》记载：诸蕃贪中国财帛，……多伪称贡使，声言进献。”商人冒充贡使，将所携货物觐献明帝，以换取远远高于市价的封赏。而且一旦冒充贡使后，连货运、住宿都由明政府驿站承包了，让外国商人乐不可支。
史料记载撒马尔罕等夷人趁李隆要求外国人来华庆贺嘉靖登基之际，竟享用了中国公款招待了三年，留在中国做生意不肯回国，还挑三捡四，这当中的撒马尔罕等夷人甚至还认为招待不周，提议“宁往两广去”。
嘉靖初，礼部尚书汪浚上疏，“正德年间，容令各处回夷在馆四五年住歇，恣意妄为，骄宠特甚。……今各夷进贡起送，犹不知诫。伴送人员不能矜束。在途迁延隔岁，日费廪给。……（后面扒拉扒拉的都是人数、每人费用的计算）”
这样包吃包住包旅费包有钱赚的朝贡，作奸犯科也不用担心受到处罚，哪个不想来？难怪后来明廷财政吃不消了，想限制来贡人数和次数，然而“虽屡申约束，而来者日增”（见于《明史 食货志》）。简直挡不住各国（当然也包括帖木儿）顶礼膜拜的步伐。
原来这就是最早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原来我们现在对外国人莫名其妙地恭敬、宽容和礼让就来源于明朝时期的朝贡。
尽管入明的多是商人假冒的藩王和贡使，而其中一些还在中国作奸犯科，明成祖也还是被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伪像所陶醉。
《明史 乐志》中保留有一首宫廷颂歌，歌词如下：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仰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廷，朝仁圣。可以想见，明成祖听着这样的颂歌是怎样地如痴如醉又或想象着臣民如此虔诚地尊他为千古圣帝。
这就是所谓帖木儿臣服明廷的真相。而这只不过是众多“万国”朝拜中的一个缩影。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