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奇兄出山了戴季陶！
谁最了解日本人戴季陶，唯有戴季陶所作《日本论》，能深刻地描述和了解日本人，此书至今已成为了解日本参考书。可以说至今没有一位作家能真正超过戴季陶这件作品。
曾记得，1928年戴先生出版<日本论>之前，做了个演讲:我劝各位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功夫好好研究日本。他们的性格怎么样戴季陶？他们的思想怎么样？他们风俗习惯怎么样？他们国家和社会基础在哪里？他们生活根据在哪里？可都要切切实实做研究。
确实，他娶了日本女人，也成立家庭。并生了个儿子，后过继给拜巴兄弟蒋介石。同样，戴先生在日本京都也算是风流才子。如风花雪月般地沉浸在烟花巷里。舞文弄墨而骚客般地渲泄多余情感！
戴季陶虽然是个清末革命者，民国政客，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学者，著作等身，曾著有《青年之路》《学礼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许多著作，还有一本，就是《日本论》。
戴季陶的《日本论》，与《日本人》、《武士道》、《菊与刀》一起，成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洞察日本民族特性的四大文本，被称为《日本四书》，其中，《日本人》是蒋百里写的，《武士道》是日本人新渡户稻造写的，《菊与刀》美国女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写的。
《日本论》是戴季陶长期留学和访问日本过程中，通过对日本文化和社会深入了解和研究后写的一本专著，对日本的国情、政治、民族性格、风俗习惯等方面有着敏锐的观察的剖析。许多研究日本的中国人，都知道或熟读过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把《菊与刀》一书当作了解日本社会和传统的一个经典文本，但许多日本人却认为，对日本社会的认识程度，《菊与刀》却远远没有戴季陶的《日本论》深刻。
戴季陶，浙江吴兴人，1891年生于四川广汉。1902年考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1905年到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法科学习，期间结识蒋介石，拜为把兄弟，且共同喜欢上了一个日本女子津渊美智子。1909年回国后，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教习。1910年到上海任《天铎报》编辑，并以笔名发表大量抨击清政府的文章，鼓吹革命。
1911年，因被清政府通缉，流亡日本。旋即加入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1912年任孙中山的秘书，1914年以后，在日本参加《民国杂志》的编辑，并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时，任戴季陶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后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外交部次长等职。
1919年到1920年之间，戴季陶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介绍世界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文章，还翻译过许多关于马克思理论的译文，在客观上帮助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0年，戴季陶还曾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发起组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因孙中山反对，他后来退出了该组。期间，戴季陶曾与蒋介石、张静江一起，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经纪人。
清末民初，有很多人曾经以身殉国，这种殉国，不是殉在战场上，而是看不到国家的希望，以自杀的方式殉国，戴季陶就是其中的一个。1922年，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回四川，开展对川军的联络工作，在乘船经过宜昌时，听说四川又在军阀混战，他认为入川希望成了泡影，前途渺茫，便投江自杀，为打渔人所救，免于一死，此后一度皈依佛教。
国民党统治期间，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兄弟关系一直很好，他因此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被蒋介石倚为“智囊”。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戴季陶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黄庭坚：宋朝最有骨气的文人
文/晏建怀
如果以宋朝为例，那么，宋朝最有骨气的文人，黄庭坚当首屈一指。
苏门四学士中，才华堪比苏东坡的，唯有黄庭坚，世称“苏黄”。苏东坡初见其诗文，就激赏不已，说他的文章：“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
黄庭坚不仅文才槃槃，其书法亦精妙绝伦。文才好，得益于勤学，书法好，当然靠苦练，他甚至在同事的肚皮上练过书法。他任职史馆时，与顾子敦同事。顾子敦膀大腰圆，身材魁伟，夏天光着膀子午睡，看上去真是洁白一片，弄得酷爱书法的黄庭坚手痒，忍不住研墨舔笔，在顾子敦胸腹间挥毫，非行即草，大练其书法，顾子敦苦不堪言。一天，顾子敦为了不给黄庭坚练字的机会，一改平时的躺姿，趴在办公桌上午睡，醒后一看，肚皮上果然没有字，他得意地自语道：“看你怎奈我何！”然而，回家把衣服一脱，夫人却惊异于郭子敦背上有字，是一首诗，诗曰：“绿暗红稀出凤城，暮云楼阁古今情。行人莫听宫前水，流尽年光是此声。”原来，黄庭坚无法在胸腹处着笔，便在郭子敦背上露了一手，而且，当时的人们文身时，经常把这首诗文在背上，郭子敦不由得连连叹息。
在同事身体上练书法，可以看出黄庭坚性格中诙谐风趣的一面。不仅与同事，其他人也是如此。有一黄姓相面先生，硬拉着黄庭坚看相，预测他有点翰林、当中书的命，然后向这位大书法家求字一幅，想做个广告，撑个门面。黄庭坚倒没拒绝，顺手写下：“黄生相予，官为两制（翰林学士称内制，中书舍人和知制诰称外制），寿至八十，是所谓大葫芦种也，一笑。”黄生接过这一“金字招牌”，欢天喜地。同行者不解，问何谓“大葫芦种”。黄庭坚说：“我曾在相国寺见一卖大葫芦种的人，背一葫芦奇大无比，他从大葫芦中取籽出售，一粒就卖数百钱，人们竞相购买。不料种下去后，结出来的却是廉价的瓠瓜。”（宋代范公偁《过庭录》）这所谓的“金字招牌”，实则戏言黄生之术不可信，同伴听后大笑。
虽然只是一些笑谈，但幽默之外，我们明显能感觉到黄庭坚内心的傲气，是的，黄庭坚确实心高气傲，为此，他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宋朝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士大夫因支持或反对变法而形成了新旧两党，并逐渐演变成了党争，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相互间水火不容，你死我活。黄庭坚曾参与编修《神宗实录》，因为他曾反对变法，被划归旧党。宋哲宗绍圣（1094——1098年)间，新党重新掌权后，便在《神宗实录》中摘出千余条内容，控告他诬蔑宋神宗。双规、禁闭，诸多手段一齐上。但是，无论怎样威逼利诱，黄庭坚却始终不承认有诬蔑之辞，“凡有问，皆直辞以对”，不折腰、不惧怕、不屈服，其嶙嶙傲骨、凛然正气，令士大夫莫不叹服。黄庭坚不会低头认罪，不会忍辱偷生，所以，他受到的打击比其他旧党人士更大，结局也更悲惨。他先贬涪州（今四川涪陵市），后贬黔州（今四川彭水县），再贬戎州（今四川宜宾市），后来还遭除名，被踢出了干部队伍，羁管宜州（今广西宜州市），成了阶下囚，最后惨死他乡。
即便遭受如此大的打击，黄庭坚却从未叹息命运不公，也从未请求过赦免宽大，始终高昂着自己的头颅。据杨万里《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记》记载，黄庭坚羁管宜州后，先寄居城西一居民家，太守认为按罪不能安置这么好。寄居寺庙僧舍，太守又不同意。黄庭坚无奈，被迫搬到城南戍楼，太守这才点头。戍楼是城墙上用于军事的瞭望楼，破败不堪，风雨飘摇，冬天太冷，热天太热，比囚牢好不到哪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黄庭坚依然读书作文，自得其乐。他曾为友人李资深的书写跋，跋云：“崇宁二年十一月，余谪处宜州半岁矣。官司谓余不当居关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日，抱被入宿子城南。予所僦舍‘喧寂斋’。虽上雨傍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人以为不堪其忧，余以为家本农耕，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可不堪其忧耶？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为资深书此卷，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黄庭坚《题自书卷后》）栖身破败的戍楼，风雨无遮，市声纷扰，他不以为忧。与邻居家宰牛的案板相对，看着市民们讨价还价，他安然榻上，焚香读书。他甚至还把这居不像居、屋不像屋的地方，取了个十分雅致的名字：“喧寂斋”。
不特此也，据在黄庭坚最后岁月一直陪伴他、为他料理后事、护丧归葬的范寥（字信中）说，有个热天，太阳烤了好长时间，一日忽然大雨倾盆，久旱逢甘霖，黄庭坚兴奋得像小孩一样，赶快搬出椅子，坐在椅子上，然后将双脚伸出城墙栏楣外淋雨，还回头兴奋地对一旁的范寥说：“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
与宰牛的案板相对焚香读书，用三文钱买的毛笔为朋友写跋，把在城墙上淋雨当成平生快事，这就是一代文豪黄庭坚流放生涯的精神状态，他是一个永远站着傲笑而不跪着哭泣的人，哪怕为此颠沛流离，困苦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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