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此机会，列写中国历史上的几位杜姓名人，共同交流分享杜受田。
?杜诗：东汉时期南阳太守。水利学家杜受田、发明家。大力兴修水利，造福辖区百姓。创造了“水力鼓风机”，发明了灌溉农田的“水排”。
?杜如晦：唐太宗时期名臣良相杜受田。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协助李世民登上了皇位。并联手房玄龄共掌朝政，两人配合默契，肝胆相照，奠定了大唐王朝“贞观之治”的基础，成为贞观名臣。机智果敢，善理大事，史称——“房谋杜断”。(图片⑥)
?杜荀鹤：唐代诗人。
?杜甫：字子美。少时博览群书，漫游各地。生活在大唐由“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的盛转衰的时代。他的诗篇，深刻的反映了那个复杂而动荡的历史时代，被后人称为“诗史”。其“三吏”和“三别”就是诗史里不朽篇章。他的诗作，有的气魂雄浑，有的沉郁悲怆，语言精练凝重，表现技巧高超，被称为——“诗圣”。(图片④)
?杜牧：唐代晚期杰出的诗人，散文家。与同时期的诗人李商隐被称为——“小李杜”。其散文《阿房宫赋》，借古喻今，警告后世借鉴秦始皇骄奢淫暴必然失败的教训，成为千古咏诵的名篇。(图片⑤)
?杜月笙：近代上海青帮头目，1929年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界。
?杜聿明：国民政府陆军中将，蒋介石麾下爱将，抗日名将。在“淮海战役”中被俘，1959年12月被特赦，历任全国政协历史专员，政协委员。
?杜凤瑞：空军英雄。1958年10月，与台湾国民党空军激战中牺牲。
?杜宣：现代作家，散文家。
?杜近芳(女)：现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旦角，获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图片②)
?杜鹏程：现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品为优秀长篇小说《保卫延安》。1954年出版发行。成功地描绘了彭德怀的高大形象，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革命英雄主义优秀长篇小说。(图片①)
?杜义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开国中将。(图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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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正是古之大臣谥号中最高的，历代文臣都把这两个字当成最高追求。
按《周书，谥法》，文正是谥法中的最高规格，占尽了人间所有的溢美之词，堪称美誉之最。中国古代历朝都以道德的名义治理国家，所以，给文臣谥文正实际上也是树立最高的道德楷模。
事实上也是，历朝历代被谥为文正的人，几乎都是人中之龙，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很少有人能超越。比如宋代的范仲淹、元代的耶律楚才、明代的方孝儒。也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谥文正的人很少。明朝享276年国祚，谥文正的大臣只有四个人。
但清朝就有点多了，296年国祚，有八个人获此殊荣，是中国历朝历代中最多的。
文和正这两个字，哪一个都不容易。
有清一代，大臣死后谥号，第一个字如果是文，则该大臣必须是两榜进士出身，而且入仕的第一个台阶也必须是编修、修撰或庶吉士，在翰林院里熏陶过。
清朝新科进士，入翰林院的比例不高，大约在每届新科进士的25%左右。除了一甲直接授编修或修撰，二甲名次靠前者才有可能授庶吉士，二甲名次靠后的只能被授予六部九卿的京官，三甲则绝无进翰林院的可能，大部分都是外放县令。
这就是说，该大臣必须是个读书人，而且还读得不错。
浙江巡抚王有龄捐班出身，太平军围困杭州，城破时他在署衙大堂上投缳自尽，这本来是应该大力殅表的，但朝廷只是给王有龄谥壮愍，就是因为王有龄的科名只是举人。左宗棠也是举人出身，他死后被谥文襄，是因为慈禧太后特赐他“赐同进士出身”。
第二个字则更有讲究。如果是正，则必须要出自皇帝，由皇帝亲口交代下来，所谓恩出自上，臣下不得擅拟。
这是因为，文正以下的谥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品行，只要总结一下该大臣品行的特点，找一个最突出的就能对应。比如，危身奉上为忠，文忠就可以给那些帮助皇帝办了大事的人。 文治武功曰襄，文襄就可以给武功卓著的人。
但文正不行，不能随便给。文正的意思是这个人差不多就是个完人了，没有什么缺点。而这种评价臣子不能随便做出，必须由皇帝亲自授予。如果遇到皇帝没意识到需要提醒时，军机大臣也只能暗示一下，臣下直接提到这两个字与礼不合，甚至是严重的僭越行为，御史知道了是可以参奏的。
清朝大臣死了以后，他的谥号是由军机处事先拟好，然后交由皇帝定夺。皇帝如果不满意，可以下去重拟，直到皇帝满意为止。但文正两个字大臣不能擅拟，必须是皇帝亲口交代下去。
所以，清朝如果想授予某个大臣文正，肯定是皇帝最钦佩的人，当然皇帝都不是很随便的人，不会随便乱授文正，哪怕那个人他宠爱的不得了，但毕竟授文正是皇帝的特权。
有清一代的文正，有言过其实的，但没有什么遗漏。
因为汉族士子最在意身后评价，所以清朝把谥文正的荣耀专门留给汉大臣，以示笼络。满大臣死后最高谥法是文忠，没有文正。
清朝死后被谥文正的大臣一共有八个，分别是康熙朝汤斌、乾隆朝刘统勋、嘉庆朝朱珪、道光朝曹振镛、咸丰朝杜受田、同治朝曾国藩、光绪朝李鸿藻、宣统朝孙家鼐。
雍正朝无人谥文正，但出了一个配享太庙的张廷玉。这是比谥文正还要荣宠的规格，过得不能太过了。雍正皇帝虽然勤政第一，但在与臣下的相处上似乎有失分寸，他先是宠出了一个年羹尧，后来又许诺张廷玉入太庙，让乾隆皇帝好生为难。
清朝入关之前没有文正，文正谥法的规则是乾隆皇帝晚年建立起来的，所以康雍两朝皇帝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被谥文正。汤斌生前已经有贤名，但康熙皇帝对他多有误解，所以汤斌的文正是乾隆皇帝追授的。乾隆以后，朝堂上对文正的谥法和名额也没有明文规定，但达成某种默契，即每个皇帝只授一个文正。与唐宋元明相比，清朝的文正有点滥，有几分末世名器的意味。
公平地说，这八个人里面，有四个人实至名归，授文正当之无愧。他们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曾国藩。其他四个就受之有愧了。
曹振镛是四个人中最不该授文正的人，因为曹振镛人如其名，是个庸碌而无行的人。他长期担任首席军机大臣，为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庸碌无为为荣，道光朝的朝政其实是败坏在他之手。
曹振镛是曹操的后人，他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号称清官第一，当官五十多年一两银子也没贪过。甚至，一辈子为官一件错事也没办过，一次处分也没有。朝堂上有这样的人当首辅，实际上还不如和珅。
他做官的诀窍是“多磕头少说话”。他从来不穿新衣服，上朝时身上官服满是补丁。他和道光皇帝二人是一对活宝，君臣一起勤俭节约。在他俩的倡导下，连宫里升平署演戏的服装都是补丁摞补丁，每次宫里唱戏，台上一大群叫花子咿咿呀呀打架，弄得下面看戏的群臣都挣不开眼，实在不好意思看。
作为道光朝的首辅，曹振镛带坏了朝堂的风气。道光一朝，重形式，重表面，吹毛求疵，浮夸风盛行。但道光皇帝很受用，曹振镛死了他很伤心，认为是折损了肱骨之臣，毫不犹豫地给了曹振镛一个文正。
杜受田也不应该被谥文正。
杜受田一生中只当得“清贵”二字，此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清史稿，杜受田传》里罗列了他的许多事迹，什么孝顺父亲，爱民如子，救灾时不顾个人安危染了时疫什么的，看的让人无语。杜受田当官到一品大员，正国级干部，身居庙堂，不以天下为己任，却一味爱惜羽毛，私德以外乏善可陈，实在有些蝇营狗苟。他实际上没有任何政绩，他的那些所谓“事迹”，与清朝任何一个督抚相比，都不值一提。
杜受田是世家子弟，他们家族代代为官，光是秀才就出了好几百，号称一门七进士、父子五翰林。但他一生为官，总在考官、学政、国史馆修撰上打转。他最占便宜的是在上书房干过，是咸丰皇帝的老师。
杜受田工于心计，与同朝为官的“肃门六子”之一的陈孚恩齐名，是那种能够死棋肚里出仙着的人。道光皇帝立储时，在四皇子奕詝和六皇子奕訢之间举棋不定，于是就打算在南苑狩猎，考察一下两个儿子谁更优秀。
两个人实际上是各有千秋的。奕詝好静，善体察人心，成熟，且文采斐然。奕訢好动，文武双全，尤其善骑射，但年轻气盛。两人都去请教自己的师傅，杜受田暗中嘱咐一番。
奕訢的师傅是卓秉恬。卓秉恬是个开阔而豁达的人，堂堂正正，有君子之风。他是有清一代四川人在朝堂上最大的官，一品大员，历任三朝，从朝堂干到封疆，又从封疆干到朝堂，是个全才。他死后被谥文端，可见他平时的为人。他给奕訢的建议是尽情发挥即可。
于是围猎那一天奕訢满载而归，奕詝却不发一箭。道光皇帝问奕詝，为什么毫无收获？奕詝回答，“时方春和，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皇帝击节赞到，“此真帝者言!”道光皇帝昏庸，是个特别好糊弄的人。于是奕詝就成了下一任皇帝。
所以，杜受田死了以后，咸丰皇帝奕詝就给了他一个文正的谥号，咸丰皇帝这是公器私用，拿国家名器做个人酬庸，所以当时的大臣普遍不服，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咸丰还爱屋及乌，破格提拔他的儿子杜翰，让他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并成为顾命八大臣之一。
晚清的李鸿藻和孙家鼐则是沾了清流的光。
李鸿藻是同治皇帝儿时的启蒙老师，他为人很好，性格平和，教书时循循善诱，在翁同龢入值南书房之前是小皇帝最得力的老师。他人缘也很好，谦恭而正直，在当时的士子中有很高的威望，是晚清最早期的清流领袖。
那个时候，清流远远不成气候。理学家虽以帝师倭仁马首是瞻，但不报团，政坛上毫无反手之力，一击即溃。最典型的是同文馆之争，年纪轻轻的恭亲王奕訢把八旗耆老文华殿大学士倭仁逼得走投无路，只得自残装病告老还乡。
是李鸿藻登高一呼，把张之洞、吴大澂、张佩伦、陈宝箴这些年轻的言官团结在一起。毫不夸张地说，李鸿藻是晚清清流的始作俑者。
尤为难得的是，李鸿藻为人没有棱角，但行事又有原则，政治倾向绝不保守，是恭亲王奕訢的支持者。
言官和清流有个毛病，就是夸夸其谈，丝毫不体恤当政者的难处。遇到国家大事，一味逞口舌之厉，建言没有建设性。
但李鸿藻的政治主张与奕訢很接近，他利用自己在清流中的影响力，帮助奕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设立同文馆、修筑铁路和电报、支持湘淮武装、兴办洋务方面都是奕訢的得力助手。
可以说，李鸿藻个人的仕途生涯就是晚清清流的历史。
李鸿藻死时，恭亲王奕䜣已经失势，第二次被慈禧罢黜，顶替恭奕䜣位置的是醇亲王奕譞。奕譞这个人志大才疏，他一直想能像他哥哥奕䜣那样总揽朝局，大权在握，但他没有奕䜣那样的格局和才具，所以沦为慈禧的枪手而不自知。
那之前清流风头鼎盛，有点飘飘然，朝中不论什么大小事他们都要评头品足，夸夸其谈，且渐有尾大不掉之势，让当政者烦恼之余生出警惕之心，于是慈禧决定打击清流。
所以，醇亲王奕譞上台的一大目标是收拾清流。在军机大臣孙宝琦的具体操刀下，张佩伦、盛煜、宝廷、邓承修等清流干将纷纷中枪倒下，有识之士很快意识到，清流已成强弩之末，不大可能有大作为了。这不是好事，清流噤若寒蝉，非国家之福。所以，朝堂上从微末小官到大佬，都对慈禧有微词。
所以，慈禧谥李鸿藻文正，是为了安抚清流，平息朝堂上对她的不满。
孙家鼐是咸丰九年乙未科状元，比翁同龢翁状元早一科。不过他和翁同龢不睦，两人虽同为南书房师傅，但互相看不惯，虽同为清流中人，但两人的为人和政治主张却大相径庭。
孙家鼐与翁同龢两家是世仇。
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在咸丰八年任安徽巡抚，驻地就是孙家鼐的故乡寿州。当时太平军陈玉成领兵来犯，守城的就是孙家鼐的弟弟孙家泰。
孙家泰是寿州团练的首领，当时他与另一个团练首领苗佩霖有隙，而苗佩霖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利用翁同书不谙世事又清高的特点，把他玩弄于鼓掌之上。他借故让翁同龢杀了孙家泰，让清军自毁长城，然后他投靠陈玉成大破寿州城，事后又全身而退，叛逃至太平军那里。
这是咸丰年间有名的公案，当时前线将领从曾国藩以下，袁甲三、吴棠、李续宜等皆曰翁同书该杀，但由于他父亲翁心存是咸丰皇帝的老师而只是流放了事。
由此孙翁两家结仇。孙家在寿州也是大家巨族，但毕竟不如常熟翁家。翁家父子不光圣眷优隆，还是两代帝师，叔侄状元，孙家就是撕破脸也弄不过他们。只不过孙家鼐是个谦谦君子，虽与翁同龢同朝为官，但以天下为己任，私仇不足为道。
反倒是翁同龢小肚鸡肠，处处找孙家鼐的麻烦，好在孙家鼐修养好，不和翁同龢一般见识。直到戊戌年慈禧重新训政，翁同龢被恭亲王奕訢临死前的一句“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大错”而撵回老家，孙家鼐才开始扬眉吐气。
他与张之洞关系很好，是清流同道。张之洞从言官当到封疆，又从封疆回到庙堂，孙家鼐一直都是他的坚定后盾。张之洞是同治二年癸亥科探花，两人同是鼎甲出身，惺惺相惜。
1909年8月21日，张之洞病重，摄政王载沣代表皇帝视疾，一句话没说好，把张之洞给气死了。
摄政王载沣平时就很看不上张之洞，他那个时候很反感同光中兴时对汉人的重用，一心想把大权从汉人手里夺回来，所以，对于张之洞他不觉得有什么尊敬的必要。而且，在他看来，张之洞老迈而迂腐，除了书生意气之外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但重臣就是重臣。张之洞这个级别的人，在载沣的小朝廷里堪称国之柱石。
庚子乱后清廷的外重内轻之势已达登峰造极，北方一个袁世凯，南方一个刘坤一，比皇帝也差不了多少，而张之洞是唯一一个能镇得住他们的枢臣，居然被载沣所轻贱。一代名臣，三朝元老，一生受慈禧的敬重和宠爱，到老了竟然折辱在载沣这种不谙世事的黄口小儿手里，张之洞的郁闷和愤懑朝野尽知，几乎所有的汉大臣都同情他。
偏偏临终时还被载沣的一句话气死了，所以朝野的唾沫星子差不多要淹死载沣了。
张之洞死时的谥号也是被朝野议论最多的。载沣不觉得要给张之洞一个高的谥，无奈朝野舆论压力太大，就草草拟了一个文襄给张之洞。
坦率地说，文襄是个不错的谥，在所有文臣谥号中排名第三，仅次于文忠，左宗棠就是文襄。但给张之洞不合适，因为襄字最基本的解释是“甲胄有劳”，张之洞一生中办洋务、兴实业、倡教育，尤其是学问过人，慈禧太后用人有方，她一直把张之洞当成智囊，当作清流的象征，是媒体和秘书类人才，用张之洞去号召和约束天下读书人。张之洞当总督，虽带兵多年，世人称之为“香帅”，却没打过仗，一天战场也没有去过，所以满朝的汉大臣都在想，摄政王莫非在开张香涛的玩笑?载沣的这个做法虽然大节上没有什么不妥，但显得朝廷漫不经心，给张之洞这样的重臣办理身后事，过于潦草了。
但给了就是给了，皇帝不能说了不算。
恰在朝野物议沸腾时，孙家鼐去世了，这是一个有分量的人。他是张之洞的密友，又是清流领袖，尽管那个时候清流早就荡然无存了。载沣觉得应该抓住机会弥补一下因为张之洞而得罪的汉大臣，反正谥号只是一个虚名，惠而不费，就给了孙家鼐一个文正。
所以，孙家鼐这个文正有张之洞一半功劳。张之洞泉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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