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拓跋部一直为党项大部，党项拓跋氏的归属，吴天樨在《西夏史稿》中认为是属于元魏拓跋氏，原因在于拓跋鲜卑：
第一，唐人林宝撰《元和姓纂》记载党项首领拓跋守寂、拓跋乾晖的先世为元氏，称“亦东北藩也”拓跋鲜卑。
第二，李继捧入朝时，宋太宗曾问继捧：“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诸部拓跋鲜卑？”继捧答道：“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宋史·夏国传上》），从这儿可以看出，是不好把统治者的拓跋部与被统治的党项羌理解为本源一致的同族的。
第三，鲜卑族有着利用“群羌”建立国家的先例，比如乞伏氏的西秦、秃发氏的南凉等。且邓名世在《古今姓氏书辨证》中谈到：北魏孝文帝厉行汉化，曾遭到同族人的反对，有许多人逃回代北或流徙远方，“自是拓跋氏降为庶姓，散在夷狄”，所以拓跋氏入西羌也不足为奇。
李范农在《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周伟洲在《早期党项史研究中》持不同看法，原因在于：
第一，关于文献记载中的论述。《宋史》、《辽史》、《金史》中的记载均出于西夏统治者的口中，不足信，《元和姓纂》错误太多，也不足信。
第二，认为西夏统治者与党项羌人的对立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
第三，关于西夏风俗多沿袭北方的问题，认为更多的是党项内徙后各民族相互影响的结果而不能单纯的得出党项拓跋氏源于鲜卑。
第四，史书中并没有关于鲜卑拓跋氏进入党项羌原分布地的记载。
谢邀！现在汉人的血液里大部人都残有当初包括鲜卑在内其它融入中原汉化的少数民族的DNA，从最初的戎，狄等，到后来五胡乱华的凶奴，鲜卑等，以及后来的契丹，凡进中原者，都已是现代汉人的祖先的一部分，未进中原者兴许还残存他们本族的纯性，如四川大山深处的羌，或改名的其它少数民族！现代的汉人与有唐之前汉人是不一样的！
民族这概念应该是南北朝期间形成的，原始社会人类以部落为单位，家天下后汉人以家族为单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就是这样世袭大家族，国则指天子分封爵位的诸候国，天子则为替天管理天下子民的代言人！
鲜卑族起源外兴安岭贝加尔湖畔的游牧民族，也就是当年苏武牧羊的那地，一部分鲜族先人们为生计逐渐南迁，最终定居于今山西大同一带，在挖掘的百魔崖洞石碑为据！
西晋八王之乱后，朝庭势衰，混居汉人中的羌丶氐丶羯丶凶奴丶鲜卑羽翼已丰，在江淮之北广袤纷纷割据立国，这就是五胡十六国，之后鲜卑人拓跋宏统一北方建立北魏，与司马睿建立的东晋开始了中国历史分裂最长的南北朝时代！
之后窃权的杨坚娶了鲜卑人独孤氏，隋炀帝扬广和姨兄弟李渊都有一半的鲜卑血统，皇族尚且如此交融，我想臣民们也少了融合，当时可分鲜卑人或汉人，而现在只能说是现代汉人的祖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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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韦是公元六到十二世纪时活跃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古代民族之一，最早出现于《魏书》，称为失韦。汉初东胡解体，其一支族群——鲜卑北上定居于额尔古纳河流域，后发展成室韦，所以室韦起源于鲜卑。但也有学者认为室韦是自成一系，地域分布，文化习俗，语言等自有特色。但不可否认，室韦和蒙古以及其祖先族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隋唐时期，室韦人群分布最为广泛，范围覆盖了现今的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嫩江之间的辽阔草原地区，东至黑水靺鞨，西抵突厥，南方毗邻契丹。此时的室韦人部落林立，隋唐时分为五部，不相总一，即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什末怛室韦、大室韦。
在公元九世纪末，契丹人开始大规模扩张，室韦不敌战败，少数族人开始西迁，并且于公元十世纪定居于呼伦湖东岸。这些室韦人在此休养生息较长时间后，又继续西迁，并最终翻越大肯特山，进入如今的蒙古国境内，和当地人群融合后，在13世纪以蒙古为世人所认知。一般认为室韦人群的一部——蒙兀室韦，在此次迁徙过程中作用突出，“蒙兀”即为“蒙古”，所以蒙兀室韦被认为是蒙古，甚至是成吉思汗的直接祖先。
室韦人群文化上带有较强烈的游牧文化特色，同是也蓄养动物（无羊，少马，多猪牛），逐水草而居，着鱼皮衣，男性擅长弓射，女子则喜佩戴五色杂珠，尤其是红色。他们的很多特点都被后来的蒙古人群继承发展。目前，我们古DNA实验室利用古DNA技术，研究发现一个墓地的室韦人群男性个体Y染色体单倍群都是C3*-C2b1a，和认为的成吉思汗Y染色体单倍型相同。
那么利用古DNA技术，能否确定室韦是否起源于鲜卑呢？我们实验室分别研究了古代鲜卑和室韦尸骨的线粒体序列和部分尸骨的Y染色体序列。结果发现古代鲜卑和室韦尸骨的线粒体序列由于样本数量限制，难以确定是否有直系继承关系，但差别不是很大。而古代鲜卑尸骨的Y染色体序列种类比室韦尸骨的Y染色体序列种类多，似乎有着继承关系，这有待进一步加大样本量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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