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贵州平远（今织金）人丁宝桢，字稚璜。咸丰进士。咸丰四至六年（1854—1856年）间，在籍办 团练，镇压教军和苗民起义。咸丰十年（1860年)任湖南岳州知府，旋调任长沙知府。同治二年 (1863年)授山东按察使，次年迁布政使。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山东巡抚，镇压捻军。以诛 慈禧太后宠信太监安德海，有名于时。光绪元年（1875年）在济南创办山东机器局。次年升任 四川总督，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并在成都创办四川机器局。光绪十一年（1885年）英国侵及中 国云南、西藏时，曾筹划西南边防。有《丁文诚公奏稿》。

  鸦片战争丁宝桢，使中国历史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 个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农民首先因受重压揭竿而起，以最激烈的暴力手段作出反 应，幻想用“太平”的“天国”来取代腐朽的清王朝的话，那么，作为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则是以“经世”的态度来思 考中国问题，谋求“富国强兵”。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长期“闭关自守”，对西方社会了解甚少，所以，当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 大门之初，人们从血的教训中得到的直观感觉只能是“船坚炮利”，这第一印象决定了这一时期改革的主题必须是“师夷长技”。“经世致用”的思想与“师夷长技”的主张结合，就促成 了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
  丁宝桢办“洋务”的特点，是他自始至终把办洋务与为民 谋利结合起来，在“自强”的同时求“自富”，在“自富”的基础上求“自强”，而不是把“自强”与“自富”分为前后两 个阶段。他在山东，高度重视了海疆的巩固，重视了枪械弹药的制造，但更加关切的是对黄河的治理。
  十余年间，上书专言水利 的达50多折，并身体力行，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治河的重任，如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疏浚张秋至沈口一段河道“涸出民田 二十余里”，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自请堵郓城侯家林决口 而使大堤“一律安澜”，同治十二年（公元1W3年）又筑“障 东”长堤250余里，以此赢得了山东人民衷心的拥护和爱戴， 在他去世后恳请将其灵柩归葬山东。
  在四川，他于光绪三年 (公先1877年）重修都江堰，川西平原受益匪浅，四川人民感其功德，在二郎庙为他塑起雕像。从历史上看，曾（国藩）、李 (鸿章）等人倡导洋务，固然功不可没，但他们于洋务之外，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少好处，人民对他们并无深厚感情，很少关心 他们所做的事，甚至对其“剿抚”十分反感。
  而丁宝桢不同，他的政绩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颂。两相对照，或许可以找到一些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丁宝桢为民谋利的许多政绩被掩盖，在人们心目中，丁宝桢是个“前门接旨，后门杀人”的清官， 以杀安德海而闻名天下，以致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其实他更关心民疾，主张“急风气以奖掖”，广泛启用“通识之士”，以求 将来国家有任事之人。
  认为“上谕为政，首在得人”，并特别注意基层官吏的选拔，重用顺应历史潮流的革新人士。他所保举的 张荫桓、薛福成、黎庶昌、徐建寅、曾昭吉以及长庚、鲍超诸人，都是一代豪杰之士，为国家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在为民 造福和重视人才两方面，比别的洋务派大员高出一筹。
  

  丁宝桢在四川进行盐政改革，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表现出 一种顺乎历史潮流的鼎新精神丁宝桢。改革的方针，是将沿袭已久的“计口行引”的运销制度，改为“官运商销”。在此之前，“盐 引”（购盐的凭证）是根据各府、厅、州、县的户口核定的，盐商在当地官府领取盐引，直接到盐场购盐，然后自行运回本地销 售，并缴销盐引。
  沿途所经地方，“厘卡林立，如布网罗”，关税之重征，官吏之苛派，土豪劣绅的盘剥，致使盐本不断升高， 造成了三种恶果：一是盐商无利可图而不愿领引销盐；二是盐价高昂而人民食盐困难；三是因盐滞销和走私严重使财政收入锐 减。丁宝桢采纳了唐炯的建议，实行“官运商销”，在泸州设立总局统管盐产、盐运和盐销，于产地设立厂局，于销售口岸设立 若干岸局，由官府将盐运往各岸，然后发给商人，听其销售。
  改革之后，盐井的课税及各地征收的引税、羡余、截角、厘金等 项，一律由官运局核入盐的成本，沿途所经地方不得私自设局卡抽取盐税，地方官吏更不准妄加苛索。这样一来，盐商乐于经 销，不仅将当年所发盐引用尽，而且将历年积压的盐引带销，于是，行销的盐引数，由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的1。
  352万引， 上升到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的2。 405万引。盐税收入与日倶增，由光绪四年的103万两，增至八年的131万两，四川财政 收入明显增加。由于盐价得到控制，保持平稳，人民食盐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特别是使贵州人民受益。这一改革，用今天的话来 讲，就是打破了固有的“计口售盐”的配给模式，减少中间的纳税环节，取缔了各地关卡，放开市场，让商人自行经销，使盐 进入商品市场，从而活跃了经济。
  丁宝桢把“自强”置于“自富”之中，关心人民的痛痒， 努力纾解民困，兴修水利，改革盐政，使人民安居乐业，财政收入增加，“功在于世，利在于民”，因而在人民中享有极高 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