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信息化社会，浙江杭州与四川安岳两地相距也有几千公里，发生了不尽相同的两个刑事案件，通过网络传遍了天下张灵甫杀妻案。
浙江杭州的是杀妻碎尸案张灵甫杀妻案。而四川安岳的是杀妻弃尸案。看来相同点都是把老婆给杀了。
现在的人们怎么了张灵甫杀妻案？不是有一日夫妻百日恩的说法，怎么能对在一块生活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的夫妻能下此狠手，人给活活杀死，还将碎尸万段，下得如此毒手，难道有多么大的深仇大恨？
这两个案子还处于搜集证据阶段，详细案情尚未明朗。
针对题主发问:“伴侣到底应该怎么选择”？本博认为既不可因噎废食，又不能草率行事。毕竟是案例中的事是极端的，并且也是少数。大多数人的婚姻还是幸福的。
现实社会中，唯独人的变化是难以琢磨的，也就是说是很难判断的。好人与坏人的转换就在一瞬间，谁也不知道Te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对什么人施使加害行为？
所以说，按照数学上有一说法或者定理叫大数法则。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夫妻关系还是正常的。千万不要将极端现象视为正常现象，社会上无数个家庭组成了我们所生活的和谐社会，使得人们安居乐业。对于市面上所产生的这种极个别现象，还是要辨证看待。(2020/07/28)
民国法律已公开明确一夫一妻制。只是自袁世凯开始就没有统一过，中央威德不立，北洋政府1915年颁布的所谓《民律草案.亲属编》当然无法落到实处，不仅之前的妾婢大量存在，新纳妾甚至娶两妻的“两头大“也层出不穷。
袁大总统都是一妻十妾。凭啥我不能纳妾？
换成蒋总司令也一样。正妻毛氏守祖坟，纳妾姚氏，再娶14岁的二房陈洁如。
然而，妾婢皆是身份低下者，不是强迫，就是明抢，或者买来的，实际地位等于奴隶。不管是法律层面还是传统思维，或者家庭背景，都远比不上正妻。尤其在老爷死后，有生育的妾婢还好一点，没有生育的妾婢多会被正妻驱逐乃至卖出去。
从具体身份来说，北洋所发布的民律不承认妾婢属于婚姻范畴，但明认妾婢的存在。而传统意识形态不承认妾婢拥有与妻的平等地位，所以妾婢权益无所保护，也因此，蒋总司令才能在1927年潇洒登报宣布与原配毛氏离婚，与姚陈解除同居关系。
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民法.亲属编》依旧不承认妾婢，因为正妻对应人是丈夫，妾的对应人是家长。而传统法律判例则称，妾非婚姻关系，而是家长的契约....。并又判例，正妻监督夫妾理属当然....。
所以，此时的民国法律已经在提及一夫一妻制度，比北洋法律公开允许妾婢进步一些。但依旧对纳妾行为表示默认。
1935年发生了著名的张灵甫杀妻案。
张灵甫最终在蒋夫人，张学良夫人等人干预下依旧逃脱了死刑，重要原因在于死者吴海兰并非张灵甫正妻，而是驻军广元娶的二房。虽然杀人也同样是重罪，但杀妾与杀妻对传统思维来说完全是两个概念。
可以坦率地说，就是这个案件令（城市）纳妾者大为减少。想来，张灵甫也为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多少出了一把力。
正妻就是元配，也就是第一任老婆，是当家主母，地位很高。平妻，虽然也叫妻，但是地位类似于妾，只比妾高一点。
所谓平妻这一说法多出在商贾之家，像世家大族中时绝对不允许平妻出现的。若是平妻出现就乱了嫡庶尊卑，是家族败落的开始。古时候商人在多个地方置办产业做买卖，得找靠的住的人去管理，若说靠谱的就是自己的枕边人了，可是又不能让形同奴婢的小妾去管理，这个时候平妻就出现了，商人多娶一个妻子来帮助自己管理产业。
正妻、平妻虽说都带着妻字，但实际的地位是大大不同。古时候最讲嫡庶尊卑，只有第一任妻子可以被称为元配正妻，之后娶的都是妾，只是过的比较好一点的奴婢。而平妻虽说也是明媒正娶，但是和正妻还是差的远，也只是比妾室好一点。
首先只有正妻才是当家主母，掌握中馈，地位次于她的丈夫。平妻或许也有一定的管家权力但绝对及不上正妻。正妻在时所有妾室都要向正妻行礼，其中包括平妻，也要向正妻行礼。平妻也顶多是不用像妾室那样时刻侍奉正妻，在正室身边立规矩。即使是元配正妻死后，娶进来的正室也要向元配的排位行妾室礼，更何况平妻。
在正妻死后，平妻不能被扶正，他的丈夫会另外续弦娶以为正房夫人。正妻生的孩子是嫡子，平妻生的孩子也可以称为嫡子，但和正妻的孩子还是有区别的。
严格来说，所谓蒋系“军事集团”直到抗战胜利以后，全部正规军实行和完成“整编”才算真正形成，因为在此之前，要么是新军阀混战、要么是“合作抗日”（别跟联合抗日混为一谈），老蒋并未实现军政和军令的统一（八路军和新四军不计在内）。1946年整编工作完成后，授予番号的86个整编师（或军）至少在表面上，已必须服从南京“国防部”的调拨和指挥，可以视为一个军事集团了，其内部可框分为中央系、中央旁系和杂牌三大类。
所谓“中央系”，也就是从北伐时期的黄埔党军第1军发展起来的部队，北伐战争中发展较快，从1926年7月北伐开始时的三个师，到1927年9月已经扩充到九个师，遂分拆为第1军、第9军和第32军，分以何应钦、顾祝同和钱大钧为军长。这三军九师约20万人，是未来所有“中央系”部队的基本框架，然后就是不断的膨胀、拆分和新增番号，滚雪球一般壮大实力。
“中央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蒋“嫡系部队”，在58个整编师和28个未及整编的军中，其实真正的嫡系部队只有22个整编师和18个军，占比约为46.5%，我们熟知的五大主力当然尽在其中。嫡系自然也分派系，从大的系统来说，可以分为“土木系”和“非土木系”，土木系当然就是由陈诚控制的部队，比如整编第11师、整编第66师、第54军、第79军等等，由于陈诚是老蒋的头号红人，所以土木系的势力最大。
非土木系基本都是投靠何应钦来罩着的部队，但是又细分为大大小小若干派系，比较大的是胡宗南（比如整编第1师、整编第27师、第3军等）集团和汤恩伯集团（比如整编第85师、第13军等等），所以中央军最具实力的就是“陈胡汤”三大军事集团，因为胡宗南和汤恩伯实力扩大后，逐渐已经直接受命于老蒋，不完全依靠何应钦的照顾了。
另外还包括杜聿明的第5军系统（第5集团军为代表）、王耀武的第74军系统（第四方面军为代表）、郑洞国、卫立煌的远征军系统（新一军、新六军、第11和第20集团军为代表）、小蒋的青年军系统等等。这些小的系统也会出现了部队交叉隶属的情况，总之肯定有一个以上的靠山，否则那是混不下去的。比如阙汉骞第54军，既是土木系的基本部队，也曾经属于远征军作战序列。
所谓“中央旁系”，也可以称为老蒋的“半嫡系部队”，也就是在北伐时期、中原大战时期、抗战时期逐渐失去独立性、从而投靠老蒋的原杂牌军，这些部队经过黄埔系的改造和渗透，成为中央军的一部分。比如中原大战蒋军胜出时，全部70万军队中有30万都是此类部队，仅有40万人才是真正的嫡系。
北伐时期投靠的主要是闽军、浙军、孙传芳五省联军、张宗昌直鲁联军的一些部队，比如第74军的第57师，那就是原张宗昌的部队。中原大战期间投靠的主要有湘军、鄂军、豫军、陕军、西北军等等，而抗战期间被中央化的有粤军、黔军、东北军等等，所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上述地方杂牌军已经没有了军事领袖，失去了地方军队的独立性，依附中央军嫡系而存在，此类部队大约有20多个整编师（或军）。
比如粤系的余汉谋部队，基本可以视为半嫡系部队，其所属的第64军、第65军在1948年转隶给黄百韬的第七兵团，虽然所部官兵仍以粤系为主，但是考虑到黄兵团的派系属性、以及上述两个军服从命令的情况，确实可以划入中央军旁系了。再比如派到东北的第49军、第53军，原来都是东北军部队，后期已经基本“中央化”了。
举几个大家不太熟悉的例子，整编第15师原来是豫军、整编第17师原来是陕军、整编第28师是原来的湘军，这些地方军的军事领袖们，比如刘镇华、杨虎城、何键等，要么被解除了兵权，要么完全投靠了老蒋，所以部队也就交出来了，高级军官均由南京方面任命，中下级军官保留自己的属性。
所谓“杂牌军，就是”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削弱、打压和吞并，到1946年整编时仍然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地方派系军队，其显著标志在于，有自己的军事集团领袖、军队人事不完全服从从南京“国防部”的任命，自成一体有小圈子。包括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整编第7师、整编第48师、第46军等部）、阎锡山的晋军（第34军、第61军等部）、川军（这就比较杂乱了，比如整编第20师）。
势力较小但是仍然保持独立性的还有西北“马家军”，比如整编第81师和整编第82师，云南龙云和卢汉的滇军，比如第60军和第93军等部；傅作义从晋绥军中分化出来的“绥远系部队”，比如第35军；陕西邓宝珊的一部、原盛世才军队被改编的一部等等，除此以外，还有若干地方杂牌军组建的骑兵军、暂编军等等，比如新疆的骑兵第5军和傅作义的暂编第3军等等。
可以说，老蒋的这个“军事集团”那真是派系横生五花八门呐，由于对中央军旁系、杂牌军队不那么放心，所以蒋军在各个战略区基本都是三类部队的“混搭制”，以中央军嫡系为骨干，同时也遂行监视旁系和杂牌的任务。我们以杜聿明较早带到东北的九个军为例，它们当时均隶属于东北行辕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指挥。
中央军嫡系部队：新一军、新六军、第13军、第52军、第71军，中央军旁系部队：第49军、第53军，杂牌的滇军：第60军和第93军，杜聿明基本是以中央军嫡系的五个军为作战主力，以中央军旁系的两个军担负交通线掩护和纵深预备队，以杂牌的两个军为后方守备部队。所以蒋军在每次战役的排兵布阵时，都要考虑这些杂七杂八的派系关系，极大影响了作战效能。
及至三大战役期间，蒋军的中央军嫡系部队基本在东北、华东和西北就歼以后，中央军旁系和杂牌军就放羊了，那么这个所谓的军事集团的覆灭，也就是时间问题了，其中起义和投诚的，大多为中央军旁系和杂牌军部队，这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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