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称谓叫“天炉战法”，是薛岳从上高战役中罗卓英“后退决战”的作战思想中提炼和完善出来的，天炉战法最成功的一次应用是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用此战法大败日寇第11军司令阿南惟畿，史称“长沙大捷”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驻广州的第23军主力随即进攻香港英军，为防止第九战区薛岳去增援粤北的中国军队进行反攻，驻武汉的日寇第11军同一时间发起牵制性作战，目标直指长沙，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
所谓“天炉战法”的要旨，是在节节抵抗之后，适时让开正面，诱使日军向我后方深入，抵抗部队随即转移到敌人两侧翼，用侧击截击等方式逐次消耗敌人战力，成为反“八”字阵型第三次长沙会战。然后在决战区域“炉底”布署精锐坚决堵击，当日军力疲时，再用优势兵力围歼之。
“天炉战法”的第一层，是守卫中日两军分界线新墙河的第27集团军川军杨森部，要死顶三天，挫其锐气，耗其弹药，难点在即要诱敌深入，又不能暴露企图，第20军杨汉域部（杨森侄）在日军重炮轰击下伤亡惨重，仍然从12月24日坚持到27日，随后撤往两翼山区。
日军主攻部队第3和第6师团在前，第40师团殿后，突破新墙河后再向汨罗江攻击前进，到12月30日突破天炉第二层，守军第37军彭位仁部转入日军侧后。此时香港英军投降，按说阿南已完成牵制作战，当他发现进展顺利并且国军正向长沙溃逃时，利欲熏心决定改变原计划攻取长沙。
于是日军继续突破捞刀河及浏河，甩开许多因道路不良而趴窝的重武器，1942年1月1日兵临长沙城下，随即发起攻城作战。防守长沙“炉底”的是李玉堂中将之第10军，一支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黄埔系中央军，奉命死守长沙城。日军苦战三天，在第10军顽强阻击和岳簏山国军重炮旅的轰击下，伤亡惨重，进展缓慢。
更要命的是，曾经被甩在身后的第20军第37军等国军侧翼部队，不断袭击穿越四条水道的后勤补给线，第40师团战力较弱，双拳难敌四手，长沙前线的日军几乎陷入粮弹两绝的地步，1月4日，见势不妙的阿南惟畿下达了全军反转令。
可惜已经晚了，长沙阻击战期间，薛岳已经调集第九战区所有部队向长沙附近合围过来，包括第4第16第58第73第78第79等共计九个军，开始“天炉战法”最后一步：熔炉！
1942年1月4日夜，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下达总攻击令。
各部开始追杀撤退的日军，由于弹药缺乏很多日军部队已经不敢接战，一味北逃，落单的大队以下建制全部被歼。四道水系严重迟滞了日军的反转速度，日军三个师团猬成一团拼死突围，整整跑了十天才撤回新墙河北岸，沿途因饥饿与败战，死伤忱籍，状极惨烈。
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的战报，此役毙伤日军56000余人（有点水份），俘日军139人，缴获枪械物资无算。薛岳得青天白日勋章，第10军获封号“泰山军”，李玉堂晋升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
据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1937年7月至1946年1月，国府陆军共损失步枪858645支，手提机枪2610支，轻机枪52686挺，重机枪12233挺，各种迫击炮5988门，各种火炮1451门，枪榴弹、掷弹筒27272具，五五战防枪56支，火箭筒79具。
国府陆军武器装备的损失主要集中于前两年，其中，又以第一年度损失最烈。
据国民政府军政部编撰的《抗战第一、二年度军政统计》记录：
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国军共损失步枪31.1万支，轻机枪1.85万挺，重机枪4000挺，迫击炮1300门，其他大炮660门。
1939年1月到12月，国军共损失步枪18.8万支，轻机枪1.3万挺，重机枪2150挺，迫击炮1650门，其他大炮180门。
由表中可以看出，国军在抗战前两年损失的步枪、机枪、迫击炮和大炮占了八年总损失的半数以上。
国府海军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舰艇总吨位计有51288吨。至1941年4月，据国府海军总司令部统计，总计约22895吨的舰艇被用于堵塞港口损失掉了，此类损失占战前总吨位的44.6%。比如巡洋舰海容号、海筹号、海圻号、海琛号，炮舰自强号、大同号、威胜号、德胜号、顺胜号，训练舰应瑞号、通济号，测量艇诚胜号等。
还有总计约21127吨的舰艇被炸毁，此类损失占战前总吨位的41.3%。 比如巡洋舰平海号、宁海号，炮舰中山号、永健号、楚泰号、楚有号、江贞号、湖鹏号、仁胜号、义胜号、勇胜号等。
国府空军抗战前共有各式飞机600架，在抗战期间一直得到来源于苏美英法等国的补充（尤其是苏美）。在整场抗战中，总共损失飞机2468架。
其中，据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发布的《国民政府政绩总报告》指出，国府空军在抗战中总计损失轰炸机472架，驱逐机1229架。
中共和日本的资料暂不完整，先按下不表，以后有机会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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