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伍秉鉴其人伍秉鉴，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生于广州，祖籍福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人，广州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怡和行”为广州十三行之一，及伍氏家族企业，主要经营丝织品伍秉鉴、茶叶和瓷器进出口贸易；在国内拥有大量的田产、宅院、茶园、店铺等产业，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和保险业务，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
“怡和行”一度成为世界级的跨国财团伍秉鉴，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鉴资产已达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
2001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登《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上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六位华人入选，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又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
二、伍秉鉴移居海外探究1842年12月23日，风烛残年的伍秉鉴写信给美国马萨诸塞州友人J·P·Cushing，表示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十分想移居美国，通篇怆然难禁之情；第二年9月，伍秉鉴溘然长逝，终年74岁。
①受到鸦片战争的影响，中国民族商业生存空间的急剧恶化。
怡和行主要于西方商人开展外贸贸易，此时其西方贸易伙伴开始往中国走私鸦片，面对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伍氏家族企业被卷入其中，得罪官府，伍绍荣被革去职衔，逮捕入狱，经过此番折腾，伍秉鉴颜面尽失，斯文扫地。
鸦片战争爆发后，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为这场战争贡献了巨额的财富，然而战争以清政府失败告终。
战争结束后，面对600万元战争赔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伍家被勒缴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此时的伍秉鉴，却已是心灰意冷。
更加麻烦的是随着战争的影响，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的行商被涂上了“汉奸”的阴影，在清政府的榨取下许多行商纷纷破产，曾经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
②国外商业环境的宽松，伍氏家族多年海外产业的布局。
行商生意已不是伍氏家族唯一的生命线，此时已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甚至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
伍氏家族长期同西方贸易中，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其积累的财富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
③商人逐利的本性决定，当国内投资环境恶化或者红利不厚时，作为商人伍秉鉴就会萌生转移阵地的想法。
怡和行的崛起是依靠广州十三行的贸易垄断，现在清政府的腐败软弱让行商失去庇佑及垄断的特权，就会被无形中抛弃。
这与当时清朝采取的独特的外贸体制相关。
清代乾隆时为了锁国，将对西洋贸易港口锁定为广州一口。因清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西洋船坚炮利，可能威胁其安全，而广州河网密集，没有当地人引水，很难进入，属易守难攻之地，此外广州远离清政府的经济命脉大运河。
为防西洋势力渗透，清政府不允许西洋人在划界之外活动，不允许带妇女进入广州，家眷只能留在澳门，不允许中国人教西洋人学汉语。此外建立了行商制度，即俗称的十三行。十三行并不是只有十三家，数量时多时少，人们只是习惯性地称之为十三行。
西洋船入广州港后，货品只能交给行商销售，而洋人购买华货，也需行商代购。行商制度虽不公平，但有两大优势：
1、方便贸易：行商了解西洋和清朝的法律，节省了洋商熟悉本地市场的时间，减少了风险。
2、回款较快：行商有一定经济实力，也比较注重商业信誉。
对清政府来说，行商可以代扣税款，保证政府收入，且能避免违禁品出洋或进入内地，减少了管理成本。
所以，行商制度被清政府与西洋商人的接受。
需要说明的是，行商因为数量较多，彼此之间存在竞争，所以一家价格不合理，另一家会采取价格竞争，所以洋商很少抱怨行商进行价格欺诈。
反而，随着行商制度的运转，问题越来越多。一些小的行商向洋商大量借款，造成呆账。当时洋船航行需依赖洋流和季风，洋船卸货后，在广州只能呆几个月，便需匆匆回国，第二年或第三年再来收取货款以及借款，一些小行商利用这个时间差趁机欺骗。在洋商的告发下，清政府除了严惩违约行商外，所欠外商的钱，如小行商已破产，无法归还，则命令所有行商共同出钱赔偿。其结果是，小行商渐渐被排斥，大行商独当一面，原有的竞争机制被破坏。
竞争不足，洋商对行商颇有不满，希望取缔这一制度。
林则徐禁烟时，作为钦差大臣，对广州本地官员不太信任，同时认定行商与洋商定有勾结，否则不可能这么多鸦片入口。于是将时任行商总商的伍秉鉴扣押在衙门，通过罚跪等方式，让伍秉鉴说服洋商，签署保证书，再私带鸦片，则“人即正法，货尽入官”。
林则徐的判断显然是正确的，所采取的方法也是惯用的做法，因清政府官员一般不直接与西洋人打交道，认为他们是蛮夷，不愿自降身份，往往是通过给行商施压，间接去管理洋商。自乾隆起，清廷官员对洋商往往采取强硬态度。因乾隆时，洋商在广州郊外游玩，被土匪打劫，五人毙命，广州方面官员抓住土匪后，也处决了5人，以契合“一命偿一命”的习惯。然而，此判决遭乾隆痛斥，认为是过于软弱，将广州方面官员罢免。此后清政府官员面对洋商时，往往采取强硬态度。
在1840年前，广州当地水师与英船多次冲突，屡战屡败，完全知道英军的实力，但他们与林则徐的沟通似乎存在问题，从目前的史料看，林则徐似乎不认为虎门销烟可能引发一场战争（战后林在书信中曾表示他早预料到会有一战，但学界一般认为，这些话未必是真话），虽然也做了战备，但对战争可能遭遇的困难，显然有估计不足的地方。
战败后，清政府不得不对英军赔款，勒令伍秉鉴等行商承担一部分。由于《南京条约》承诺开放五口，行商制度已无存在必要，伍秉鉴的生意也渐没落。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