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国歌是《牢不可破的联盟》苏联国歌歌词，解体后的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绝大部分的衣钵，并且取代了苏联在各个国际组织中的席位。叶利钦反对社会主义，并且试图抹掉一切苏联印迹，因此更换了国歌。后来上台的普京是一个立志重新树立俄罗斯大国风范的领袖，十分怀念苏联时期的大国形象，于是在几经波折之后，重新启用了苏联时期的国歌乐曲，但放弃了原歌词，重新填词为《俄罗斯，我们神圣的祖国》，使赞美联盟的歌曲变成了赞美山河壮丽人杰地灵的伟大俄罗斯的歌曲，作为俄罗斯的新国歌，当之无愧！可以去看一下俄罗斯国家宣传片，就是以女声独唱的国歌作为背景音乐，画面的剪辑完全贴合乐曲和歌词，展现了俄罗斯壮美的山河大地和辉煌的历史成就，以及堪称国宝的各位做出过伟大成就的人物。
20世纪20年代苏联国歌歌词：“群众歌曲”苏联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样式，苏联音乐界习惯上称之为“群众歌曲”，以区别于西欧古典艺术歌曲和俄罗斯浪漫曲，区别于民间歌曲和俚俗小调，也区别于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娱乐歌曲（包括流行歌曲）。
群众歌曲这一样式，其源头最早似乎应上溯到法国。1789~1792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马赛曲》《惬意啦！》《出征歌》等等，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后期的《国际歌》《起义者》等等，已显露了群众歌曲的某些音调语言和特征。但无论就数量苏联国歌歌词、就题材内容、就影响的幅度而言，都不能与后来兴起的苏联歌曲相提并论。
群众歌曲发轫于18~19世纪的法国，发扬光大却是在20世纪的苏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苏联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群众歌曲大师；也没有一个国家像苏联那样，涌现出如此众多的群众歌曲作品。苏联音乐界把群众歌曲这一新兴的样式发展到极致，在20世纪的世界音乐文化史上争得一席不容忽视的独立的地位。像杜纳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巴赫慕托娃等，他们的优秀歌曲作品可以毫不逊色地列入世界著名声乐作品之林。
20世纪30年代：歌唱祖国和人民苏联歌曲的繁荣是从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胜利巩固的年代开始的。尤其在1936~1937年，苏联群众歌曲的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全国性的艺术活动。
20世纪30年代，苏联已经结束了国内战争，开始在旧俄的废墟上建立新的生活。劳动开始走向集体化，失业现象逐步消除，工厂相继开工，食物配给证废除，商店里开始出售国家生产的第一批工业品。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歌曲，20年代的歌曲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情趣和需求了。人民需要能反映国家新面貌的歌曲，能反映他们自觉的创造性的劳动、能帮助他们满怀信心去建设祖国的歌曲。正是在这样的迫切呼声下，一批新颖的群众歌曲跃然而出。
在20世纪3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是具有明确的公民意识的歌曲，它歌唱的是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农民的新生活、是社会主义的新人。
30年代，人们对刚过去不久的国内战争记忆犹新，而未来的战争阴霾又时时威胁着苏维埃国土，所以那时的文艺作品对光荣的战斗传统、对国防巩固始终特别关注。
20世纪40年代：泣血的歌声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军队入侵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自战争一开始，作曲家协会新成立了“歌曲司令部”，由哈恰都梁总负责。歌曲成了祖国保卫者不可分离的亲密战友。作曲家用独特的武器——音乐，参加全民抗战，激励人们的斗志，也给予民众温暖和信心。歌声和人民一起度过严峻的岁月去迎接胜利。
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从各个角度唱出了苏联民众艰苦卓绝的抗战和他们可歌可泣的业绩，激励人们无所畏惧地去夺取最后胜利。歌曲成了人们生死与共的最亲密的战友，体现了人民群体的共同意志和思想感情。难怪西方有位评伦家十分感慨地写道：“能在如此沉重的、悲剧性的历史时刻创作出如此明朗的艺术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苏联卫国战争歌曲体现着人民意志对于暴君统治的胜利，正义对于邪恶的胜利，光明对于黑暗的胜利，人性对兽行的胜利，生命于对死亡的胜利，爱对于仇恨的胜利。苏联卫国战争歌曲是20世纪独特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是人类文化史上最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它们不受国界、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至今仍以爱国主义情操、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激励着世人。
最后三十年：对艺术的渴求，对生活的热忱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国内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由此引发了生活领域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能不在苏联的音乐生活中、在作曲家的创作和群众的审美情趣中有所反映。
政治歌曲，同已往几十年一样，自始至终在歌曲创作中占一定的比重，每逢国内或国外有什么重大事件，歌曲往往率先作出反应。例如1958年苏联提出“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建设运动，苏联先进工人和农庄庄员纷纷组织“共产主义突击队”开展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诺维柯夫的《共产主义突击队进行曲》（哈利托诺夫词）反映了当时苏联民众被鼓动起来的高涨的热情。不过这类歌曲同样缺乏生命力，一时红红火火，时过境迁，它也就寿终正寝了。
在“人”已成为生活的主人，成为自己命运主宰的今天，使作曲家和诗人感兴趣的是对生活进行个人思考和内心体验的“人”。人的个性、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精神需要受到了重视，在歌曲中得到了积极的并且是有力的表现。20世纪60年代初，柯尔玛诺夫斯基的一曲《我爱你，生活》（王申庚词）广受欢迎，表明现代人多么渴望在艺术中坦率和勇敢地思考生活中的问题。当今的民众不再满足于一些为抽象的口号谱曲的歌，而是寻求生动的词句、生动的音调、坦诚而知心的“心灵谈话”。
不过，一些优秀的苏联歌曲之所以值得推崇，还不仅仅由于表现了“自我”（这是任何国家的歌曲都能做到的），更主要的，是它通过个人来反映群体意识和高尚的思想。公民性的主题，哪怕是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题材也经常落实到一定生活状况中某些人的个人命运中去。著名的音乐学家阿·索霍尔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这是表明对我们生活中巨大的社会意识越来越深刻的热忱，表明既在生活中，也在艺术中对人的个性的关注这一理所当然的进程。甚至在不是面向大众而是面向每个具体的个人的同时，歌曲能够也应该不把个人与周围一切隔绝开来，而应该使它们结合在一起，使之感受到自我是强大整体的一小部分。”
20世纪80年代末：帝国的挽歌，永恒的经典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国家剧变，苏联政局发生剧烈的震荡：震荡的最终结果是：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辞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解体。当日19时38分，在克里姆林宫顶上飘扬了69年的“镰与锤”国旗徐徐下降，全世界为之震惊。
在俄罗斯国内，继之而来的社会动荡，经济崩溃……
普京总统在2005年4月25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称“苏联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最大的灾难，对俄罗斯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我们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流落到俄罗斯土地之外……。”
对这场“最大的灾难”，巴赫慕托娃在苏联解体半年后写了一首歌曲《我要留下》（多布朗托沃夫词），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我们不知自己算什么，竟在自己的国家失去了身份”，激愤痛心之情溢于言表；“听得外国的寺院钟声响，我们又在改变我们自己，在我祖国破碎的土地上，让我们聚在一起放声哭泣。”真是欲哭无泪。巴赫慕托娃夫妇在10年后写的一首歌，歌名就叫《我苦难的祖国》。要知道，即使在德国法西斯侵吞苏联大片土地，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在战争中死亡，也没有任何一首苏联歌曲使用过“苦难的祖国”、“在我祖国破碎的土地上”这样的字眼。
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许多国家的首脑要聚集在莫斯科参加5月9日的“胜利节”庆典。为迎合这一盛大的节日，俄罗斯出版了一批卫国战争歌曲集和唱片集。广播、电视和音乐会也开始演出那时的歌曲。曾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中、老年人再次听到这些歌曲不禁涕泪滂沱，而年轻人也开始注意到：原来他们的父兄时代还有那么多动听感人的歌曲，于是他们开始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演绎那些老歌。
苏联歌曲过时了吗？苏联歌曲已成“文物”了吗？它在今天还有没有现实意义？借用作家俞天白先生的一段话：“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因为它具有穿透了历史，缩短了地域距离，融合了民族隔阂的普遍性价值。其特点，不仅仅是精致、周密、高雅与超越时空的魅力，最可贵的，它是质朴的、大众的、简洁的、亲和的。”
纵观苏联音乐的发展历程，最鲜明的一个特点便是与时俱进。七十年的风雨苍黄，百变磨难，战争的洗礼，社会主义建设的热火朝天，改革陷入窘境的彷徨与迷茫，冷战的疯狂与寂静，直至最后帝国在悄无声息中走入了时代的边缘，它的崛起和衰亡都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新闻。苏联的音乐辨识度高除了是因为地域和语言的差异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每一首曲目背后所燃烧的炽热激情和难以磨灭的历史图景，一种社会主义的情怀，一个世纪的集体印记。
经典永远是经典，也许某一个不经意地瞬间突然这些陈年的旋律从你的耳边飘过，你好奇，你为之所动，探源，于是，有人给你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致敬，伟大的音乐，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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