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对郭松龄的形象塑造未免过于正面了。应该说郭松岭，张学良对郭确实是看走了眼。郭有才，但野心弥大，后来所谓连冯反奉不过是欲盖弥彰的幌子，冯玉祥“出卖”他，也正是因为冯洞悉了郭欲取张作霖而代之的野心。郭早年在四川的清军中服役，靠的是所谓勤恳忠实而得到朱庆澜的赏识，一步步从低层军官跻身中层，然而他从未满足，表面忠诚暗中却与同盟会往来，眼见武昌起义打响，反清时机成熟，就在四川第一个跳出来鼓动兵变。兵变失败被迫回乡，后又转至北京讲武堂任教，又不安分南下投奔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失败后又弃孙返回奉天，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任教。任教期间，攀附上张学良，官至奉军第三军副军长，野心爆发，反奉失败被诛。可见，郭是只对自己的私欲忠诚的佞将，自恃才高，从来都是是己非人，从其在奉军中受其他有才能将领挤兑的处境也不难看出，郭做人有多么势利又多会隐忍。张惜才爱才看上郭，证明了少帅的胸襟，可惜到底年轻没看出郭的反骨。
其直接影响，就奉系内部而言，奉军旧部将领权力逐渐降低，张作霖经营多年的精锐部队，几乎都参加反奉战争，成了“逆军”郭松岭。战后张作霖下令彻底改编，营长以下允许其以现职留任，营长以上基本上都进行了撤换，而以亲信行伍出身的军官代替，军事素质大为下降，张作霖的军事实力受到严重的削弱，其死伤和溃散的士兵及损耗的武器弹药，超过了两次入关作战的总和。
在地盘上，江南全部丧失，直隶、山东逐渐被压缩，而且有日蹙百里之势郭松岭。在政治上，张作霖受到的打击也很沉重。在反奉战争中进一步暴露了张作霖祸国殃民，媚日卖国的反动面目，特别是勾引日本镇压郭松龄的可耻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痛恨，一致奋起声讨，处境更加孤立。
郭松龄是个莽夫，只懂军事，不懂政治，郭松龄反奉动了日本的利益。最初日本想拉拢郭松龄，让郭松龄满足他们开出的条件，郭松龄和日本一拍即合，所以敢带兵造反。不过让郭松龄没有想到的是，由于郭松龄攻势太猛，张作霖顶不住，被迫向日本开出了更高的条件，使得日本毁约，出兵帮助张作霖平叛，导致郭松龄兵败。
外交上，因郭松龄事件，奉天当局的外交困扰陡增，甚至为日后的中俄冲突和沈阳事变埋伏了引线。当郭军下锦州正待长驱直入推翻奉张之时，日本为维护自身利益出面助张，苏俄亦适时声援郭松龄。为中东路连兵事件，奉天当局事后曾对苏俄提出严重抗议，并请俄方撤换中东路局局长伊万诺夫，双方关系紧张万分。
郭松龄这个人存在严重的性格缺陷，自尊心极强，并且处处计较得失，在加上郭松龄这个人本身就不善于交谈，最终，两人问题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并决定通过起兵来把杨宇霆赶下台。
郭松龄反奉虽然让奉系损失巨大，奉系实力依然强大。郭松龄死后，张作霖虚惊一场，拒绝执行与日本人签订的卖国条约，为之后被刺杀埋下伏笔。经过几个月修整，1926年，奉系再次入关打败各派军阀，一直打到长江，遇到了北伐军。郭松龄的反奉在奉系历史绝对是个重大事件，因为，这件事情张作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日本人的支持还有冯玉祥的倒戈一代东北王有可能就此沉沦在历史当中。
是发生在1856年的后期，是由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员内部发生分歧争斗而产生的一场变乱，当时北王韦昌辉伙同燕王秦日纲等人把东王杨秀清给杀掉了，而且还残忍的将他的家百属和部将给一起杀掉，总计杀了大概两万多人，后面韦昌辉被洪秀全给处置掉了。
“天京事变”后，洪秀权非但不从血雨醒风中总结有益的教训，还从此不相信外姓。先是逼走了翼王石达开，接着便大权独揽，宣布“主也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在朝中大搞任人唯亲，首先重用他的外孙萧有和，第二重用他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萧有和还只十岁的时候，权力已经达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者，合朝诛之”的地步。后来他竟要把太平天国变成一个“父子公孙”、“江山万年”的国家。
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的影响：在天京事变中，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出走败亡。天京事变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由于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他们过早过急地搞封建专制主义，希冀在利用拜上帝会来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斗争方式，具有狭隘性、盲目性，伴随斗争进程的发展，农民阶级的种种弱点便逐渐显露出来，这就不免使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在政治上、军事上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而注定革命必将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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