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不能史可法，史可法是一个很有节但是缺乏能力空有理想的人。
扬州城破，史公誓死不降，这彰显了我华夏儿女的骨气史可法。但其实看看这一年一来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现，史可法死了，很正常。
当初李自成进了北京，南京的官员们翘首以盼，希望崇祯或者太子逃过来，然而没过多久就收到了皇帝殉国史可法、太子被俘的消息，那就必须要另立新君了。于是乎南明的官员们在谁即位上展开了讨论，作为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史可法没有做到安抚好军方势力，也没有在原则性问题上坚持到底，这就是的自己威信落榜。新皇帝不待见他，江北四镇的官兵不听他的，自己也斗不过马士英，总之镇守扬州的时候，史可法很可怜，但是不可惜。
如果说一个臣子为国而死，我们说他是忠臣，这不假，但加上贤臣这两个字，就要另说了。史可法个人能力不错，1630年的时候，被调到南直隶打击叛军，对士卒关心体贴，可以说是个很理想的人。我们说理想的人往往死在自己的理想上，1644年的现实是，总兵刘泽清想要大权，马士英想要揽权，两个因为出身和经历而把自己造就成了现实主义的人，当现实碰上理想，结果可想而知，史可法很自然的就被二人给架空了。再后来，史可法被任命江北统帅，驻节扬州，为了解决江北四镇的内部矛盾（主要是高杰和刘泽清的），史可法亲自去高杰的营帐内劝说，然而结果只是不断让步，让他在士兵和百姓心中的威信尽失，那些个不得志的将军很快便在清军到来之际投降了清军。
总的来说，史可法作为兵部尚书，却并不能解决文武之间的矛盾，虽然多次努力但是性格和个人能力问题，终究不是那种力挽狂澜之辈，我们只能说，史公尽力了。
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军大举南侵。二十四日夜，清军攻打扬州。次日，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俘。清军劝其投降大清，史可法誓死不从，最终被清军杀害。《明史》中给予其相当高的评价："史可法悯国步多艰，忠义奋发，提兵江浒，以当南北之冲，四镇棋布，联络声援，力图兴复。然而天方降割，权臣掣肘于内，悍将跋扈于外，遂致兵顿饷竭，疆圉曰蹙，孤城不保，志决身歼，亦可悲矣！高弘图、姜曰广皆蕴忠谋，协心戮力，而扼于权奸，不安其位。盖明祚倾移，固非区区一二人之所能挽也。”就连清朝乾隆皇帝也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写道：“史可法节秉清刚，心存干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
史可法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在明朝时期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公元1644年）四月初二，从北京传来了崇祯帝自缢煤山殉国的噩耗。南京作为大明帝国的留都，摇身一变成为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时任南京兵部尚书，手握兵权的史可法，成了这个中心的焦点人物。于是，以史可法等为首的明朝遗臣在南京组建了南明弘光政权，并拥立福王朱由崧（弘光皇帝）为帝。此后一年时间中，史可法担任督师职务，坐镇扬州，统筹江北四镇军务，为防范清军南下做准备。
满清鼎定北京后，逐渐意识到南明不过是只纸老虎。多尔衮给史可法至书时已将自己封为正统，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性并要求其无条件投降。然而史可法接书后居然依旧幻想着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联虏平寇”偏安江左，可他的回信措辞却颇为软弱，惟恐触怒清廷，仅仅为弘光朝廷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并反复表达“连兵西讨”的愿望，企图在镇压大顺军后两国“世通盟好”。以史可法为首的弘光朝廷一味退缩观望，苟且偷安、不思进取，错失良机。
公元1644年十二月，弘光朝廷赴北京的“酬虏通好”使团被清廷扣押。出使失败，史可法即表示“今和议不成，惟有言战”。可他的军事部署，却并不是与清廷为敌，而是配合清军讨伐大顺军。他所派出的高杰（江北四镇之一），计划北上开封后便西向荥阳、洛阳进剿大顺军。高杰出师前致信驻扎黄河北岸的清肃亲王豪格，一再表达“会使剿闯”。这也充分体现了史可法的意图---即分道入秦夹击大顺军，以向清廷表明弘光朝廷并非其指责的那样“不出一兵一卒”，幻想以此在未来的和谈里给己方增添些许筹码。
公元1645年正月初十，高杰率部推进至睢州时，遭已勾结清廷的河南总兵许定国暗杀。至此，史可法配合清军剿贼的计划功亏一篑。彼时的清廷正重兵云集陕西，准备送大顺政权最后一程。而许定国在暗杀高杰后，不仅没得到豪格的支援，还被复仇的高部逼得渡（黄）河北逃，如此收复河南、山东失地的良机，史可法却熟视无睹，匆匆南归。
公元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军围攻扬州城。危急关头，困守扬州的史可法一日之内军令朝令夕改、自相矛盾。而他“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皆已降清）。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试图自刎却被众将拦住。众人拥其下城，乃大呼：“我史督师也﹗”终被清军擒住，因拒降而遭杀害。(具体细节可参考全祖望所作《梅花岭记》）。
史可法誓死不降，抵抗到生命最后一刻，其民族气节的确值得肯定。正是因此，无数文人墨客不顾史实地对其高光渲染，直至将其送上神坛。
纵观其一生，作为政治家，其实他的存在感很低，并没有做出什么值得肯定的成绩。史可法在明朝崇祯年间已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成为南京首屈一指的高官。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史可法也真正进入了权力最中心。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史可法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接连犯错，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史可法一开始打算拥立桂王朱常瀛为帝，还抛出了福王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个不可立的理由。结果福王在权臣马士英以及江北四镇武将的拥立下登基称帝，史可法被迫接受了这一结果，在此之前他提出的“七不可立”之说，反而成了捏在马士英等人手中的把柄。
作为军事家，由于失去“定策之功”，再加上被政治对手抓住了小辫子，史可法不得不自请离开南京朝廷，前往江北督师四镇官兵。史可法以堂堂内阁大学士身份督师江北四镇，花了近一年时间，耗费朝廷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毫无作为。江北四镇总兵自恃“天子乃我辈所立”，个个骄横跋扈，拥兵自重。史可法面临这样的局面一筹莫展，只能无奈地在江北四镇为争夺地盘相互火拼的时候，充当调解员的角色。清军南下时，他所节制的江北四镇官兵在人数远胜于清军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却选择望风而降。反倒成为了清廷仰仗的灭明急先锋；他所镇守的扬州坚守不过一日即告城破。同年闰六月，清军攻打江阴县城，江阴典史（无品阶的杂官）阎应元和陈明遇、冯厚敦等人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抵抗，反而坚持了八十多天时间！两者相较，高下自辨。
史可法一生中最大的亮点在于：为官清廉勤勉和坚贞不屈英勇就义。但明清易代之际，守节赴死者何其之多？之所以史可法被供上神坛，是因为他的官阶最显赫。然殊不知官高则任重，身系社稷庙堂之安危，史可法在军国大任上的决策可谓一步错，步步错，因此其对弘光朝廷的迅速败亡，必须承担其无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说史可法是一位廉洁自律的好官，是一位宁死不屈的抗清英雄没有错；说史可法难堪大任，书生误国也没有错，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用非黑即白来描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清易代之际，宁死不屈的仁人义士其实远不止史可法一人。仅在扬州之战中捐躯的就有扬州总兵刘肇基、知府任民育、何刚等，另有血洒疆场的明军士兵无数。史可法之所以特别被后人追捧，不过是因为他的官阶高大，而其余的那些人笼在他的光环之下，自然就显得没有那么显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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