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220年－280年）是上承东汉下启西晋的一段历史时期，分为曹魏、蜀汉、东吴三个政权三国史。赤壁之战时，曹操被孙刘联军击败，奠定了三国鼎立的雏型。 220年，曹丕篡汉称帝，国号“魏”，史称曹魏，三国历史正式开始。次年刘备在成都延续汉朝，史称蜀汉。222年刘备在夷陵之战失败，孙权获得荆州大部。223年刘备去世，诸葛亮辅佐刘备之子刘禅与孙权重新联盟。229年孙权称帝，国号“吴”，史称东吴，至此三国正式成立。 此后的数十年内，蜀汉诸葛亮、姜维多次率军北伐曹魏，但始终未能改变三足鼎立的格局。曹魏后期的实权渐渐被司马懿掌控。263年，曹魏的司马昭发动魏灭蜀之战，蜀汉灭亡。两年后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废魏元帝自立，建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统一中国，至此三国时期结束，进入晋朝时期。 要真正了解这段历史，最好的途径还是通过史书，而且还得是正史，虽然很多时候史官因为当权者的原因会抹除或者改变一些历史，但总体而言正史比起其他的野史杂记、道听途说等来着更准确一些，也往往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一个跳板（不绝对，但绝大部分如此）。 有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很多，《三国志》、《资治通鉴》、《英雄记》、《魏略》、《九州春秋》等等，如果要从中选一本最适合了解三国真相的史书的话，陈寿编著的《三国志》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比《三国志》，其他史书或多或少有所不足。有的年代太过久远，难免失真，比如《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编著，隔了将近千年，虽然司马光能力一流，但这么久远的事情记载起来也不可能处处详尽；有的虽然是三国时期的史官所著，但政治性太强，片面不可靠，比如《魏略》就是魏国人自己编撰的，其中多有对曹操的褒奖而少了一些客观；有的虽然是三国时期的文人所著，政治性不强，却已失传，比如王粲的《英雄记》记载的都是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按理杜撰胡编的可能性不大，可惜原文已佚。 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则是陈寿这个人和《三国志》本身成书的年代。 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三国时蜀汉及西晋时著名史学家。少时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蜀降晋后，历任著作郎、长广太守、治书待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职。晚年多次被贬，屡次受人非议。元康七年（297年）病逝，享年六十五岁。 太康元年（280年），晋灭吴结束了分裂局面后，陈寿历经10年艰辛完成了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全书共65卷，36.7万字，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 历史上对陈寿的评价也多褒意。 司马衷：寿才宜真，不足久兼也。 谯周：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 时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裴松之：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 从这里透露出两个重要的信息，一个是陈寿这个人编著史书的才能很高，有良史之才，另一个则是陈寿这个人为人正派，严谨，所以他在编著的史书，基本上都是真实可靠的（当然肯定会有一些误处，这个是难免的，而且也很少）。再加上陈寿原本就是蜀国人，在三国归晋后才编著的史书，时代隔阂很小不说，他本身编著的时候也不存在什么魏蜀吴的政治立场，只有一个史学家的客观立场，所以也就显然《三国志》更加可信。 如果确定要看《三国志》，这里建议要看有裴松之注的版本，自古以来看三国就有“陈志裴注”的说话，陈志是陈寿的《三国志》，裴注则是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陈寿虽然严谨，导致《三国志》基本可信无误，但也正因为他的严谨，导致很多模棱两可不排除真实性可能的史料被他给摒弃了，而裴松之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基本上每一个可能的真相裴注都会罗列出来，供后人自己判断。所以看《三国志》加裴注，不仅能更接近历史真相，还能拓展我们的思维能力，对于历史真相有一个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东汉王朝分崩离析，最终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并不是因为张角的黄巾起义，而是因为以上刘焉的这段建议三国史。
所谓的平定黄巾之乱三国史，其实是指消灭了黄巾军的主力，以及首恶张氏三兄弟。但实际上，此后的几十年间，各种各样的黄巾余党层出不穷，祸乱四方。
因此，时任太常的刘焉向朝廷建议：将刺史改为州牧。
这个提议，直接导致了汉末的军阀纷争。具体原因何在，我们今天试着来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行政区划这回事。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推行郡县制，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三十六个省。
三十六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为什么呢？因为秦汉之交，数字以六为尊，所以才会有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铸金人十二、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等等。甚至于在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作为全书总纲的本纪都是十二篇。此外，他还有一篇表，叫《十二诸侯年表》（里面有十三国）。
秦行政区划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秦郡的实际数目，历来众说纷纭。但是“秦三十六郡”是最初的说法，是郡县制在全国获得成功推广的标志，流传也最广，故我们采用此说。当然，这只是表面的好处。真正的好处在于，三十六这个数字不多不少，作为中央下一级的行政区划，很便于中央管理。多了，管理起来很困难；少了，又容易造成地方集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东汉时候，郡以及同一级的国，逐渐发展到了九十八个。这时候，中央直接管理起来就很是不便了，但是又不想过度分权，怎么办呢？于是便产生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设立刺史。
具体而言，就是将天下的近一百个郡，划分为十二个刺史部及司隶校尉部。在郡中，行政依然由郡太守负责，但诸如郡中官员考察、地方风化、稽查捕盗等行为，则上归由负责该郡的刺史负责。
这一制度在汉武帝时期设立，到东汉时职权设置已经十分成熟。一直到黄巾之乱以后，其运转才出现问题。
承平之世，尽管刺史的职责之一是捕盗，但所谓的盗贼团伙能上百人就不错了，刺史只要带点正规军，消灭这群贫困人口是分分钟的事。可黄巾之乱以后，情况大有不同。地方上动辄就有几十万的黄巾余党，刺史手里那点人，对上了简直就是羊入虎口。下面的郡守倒是有兵，但是一来兵力不足，二来地方官虽然守土有责，却没有剿匪的义务。所以大部分时候，郡守只要把黄巾贼赶出本郡地界，就完事了。
刘焉的提议，正是针对这样的现状而提出。他建议将刺史改为州牧，最大的区别，不是州牧的爵位提升了，而是职权发生了变动。以前郡为一级，行政直接向中央负责；如今却是降了一级，改为向州牧负责。
也就是说，在国家本来的两级行政体系中，硬生生的又插入了一级，郡县制变成了省-市-县制。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一州之内，权责得到了统一，有利于剿灭黄巾余党。但问题在于，这项制度，也直接造成了军阀的割据。
最初中央在划分行政区划时，就是考虑到防止地方坐大，才把郡国刻意划小。中央宁愿面对近百个郡国，也不愿意将其合并，本来就是强干弱枝之计。如今为了平叛，反其道而行之，给大汉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隐患。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这种隐患并不明显。毕竟，州牧的任命还是掌握在朝廷手中的。
但是，马上就不是了——这个锅，我们有请董卓来背。
袁绍召集诸侯反董卓，董卓为了避其锋芒，从洛阳迁都长安。以此事为标志，中央从此再无力号令地方。通俗的说就是：此前中央任命的官职，任命了就是任命了。但从此以后，中央再做任命，地方就不一定接纳了，而是看谁的拳头更硬一点。
所以我们才能在《三国演义》里看到陶谦与刘备的私相授受。当时的真实情况是，陶谦一死，地方官吏就把徐州牧的印信直接送给了刘备。刘备呢？给朝廷写了一封信，然后就大摇大摆的当起了徐州牧。而刘焉之所以给朝廷提出“改刺史为州牧”的进言，本身也没安什么好心。他打着为大汉朝着想的名义，实际上是因为自己看中了交州。这个时候，有人跟他说“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他便又转而求取益州牧的位置。后来的历史我们就都知道了：刘焉最终获任，并在死后将这个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刘璋。再后来，就转到了刘备的手里。
董卓自己，在进京之前，便是并州牧。
那其他的地方呢？答曰：董卓自己送人了。
在废立了皇帝以后，为了换取官僚集团对自己的支持，董卓任命了一大票的士人为地方官。
结果，这些人一到地方上，就马上和袁绍串通起来，联合反董。“初，卓信任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等，用其所举韩馥、刘岱、孔伷、张咨、张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将以讨卓。卓闻之，以为毖、琼等通情卖己，皆斩之。（《三国志·魏书·董卓袁绍袁术刘表传》）”
流氓没文化，始终是个硬伤。
说完了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肇始。接下来，个人想说说“土崩”和“瓦解”之间的区别。
这两个概念，由《汉书》里一个叫徐乐的人提出。此人无生卒年月，无生平事迹，只留下了一封奏折。但因为这封奏折写得实在是太好太好，因此经班固之手得以流传至今。
奏折里，徐乐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叫“土崩”，另一个叫“瓦解”。土崩瓦解，于今人而言，无甚区别，但在徐乐的奏疏中，差别巨大。
什么叫土崩？徐乐举了秦末的例子。他认为当时百姓流离失所、困苦不堪，对统治者怨声载道而上层却不知；地方上，也是行政混乱，道德沦丧。正是因此种种，才会有陈胜的揭竿而起，然后遍地星火燎原。（“秦之末世是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
什么叫瓦解？徐乐举了七国之乱的例子。七国虽然兵多将广，粮草精足，但是，他们上得不到其他诸侯的支持，下没有普通百姓的响应。面对朝廷的大军，自然容易败亡。（“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竟外之助。此之谓瓦解。”）
不准确的概括一下就是：“土崩”，是中央对基层组织能力的丧失；“瓦解”，则是对中层控制能力的丧失。
那么东汉末年，属于哪一种呢？
前篇文章我们提及了黄巾之乱，看上去很像是“土崩”。张角披着宗教的外衣，在全国范围内都形成了巨大的组织能力。
但实际上，东汉的灭亡，是“瓦解”。
董卓以后，军阀割据要津，招兵买马，拥兵自重。运气差的，在混战中身死族灭，如袁氏兄弟；运气一般的，四处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这是曹操；运气好的，则守着一块地从始到终，譬如孙权；当然，还有运气好到爆的，五十多岁了，人生居然还能焕发第二春，从一无所有到绝地大反击，这就是刘备了。
纵观三国的军阀混战，除了刘备等寥寥几人，你会发现，其余都是体制内的官僚，如曹操、袁绍等，他们很早就在朝廷内任职。说白了，他们用以争夺天下的资本，基本上都是公款公物。
这也是三国混战近百年方能统一的原因之一。其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据地，期间大部分的战争都只是局部战争，胜败与否，无伤全局。但是就俩字：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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