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349位皇帝当中雍正在位几年，像雍正帝那样勤政的帝王绝无仅有。可以说，雍正皇帝是中国史上最勤政的帝王。
"勤政殿"雍正在位几年，就是他意志的体现。圆明园前身实则是雍正皇帝身为亲王时的藩邸。雍正帝继位之后，圆明园由藩邸赐园成为皇帝办公和起居之所。雍正皇帝从登极一直到去世，基本是在这里。圆明园门内正中为“正大光明殿”，其东侧为“勤政亲贤殿”(又称“勤政殿”)。雍正帝日常上午在这里批阅奏章，召见大臣，处理政务。他命名“勤政”二字表明了他的意志。雍正帝自奉“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
雍正皇帝每年只给自己放三天假：冬至（四爷喜吃饺子）、除夕（中国人必须过）、万寿节（康熙帝生辰）；雍正帝每天睡眠时间约为两个时辰（4个小能长寿吗？）。专家统计发现雍正在位几年，康熙朝直接给皇帝上奏折的官员大致为130多人，雍正朝这一数字攀升至1200人。单单应付1200人奏章的庞大工作量都已经够惊人的了。
《清实录》记载，他在位12年零8个月，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日均批阅奏折约10件，皆为亲笔朱批，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比奏文还多，竟有1000多字。汉字朱批多达1000多万字。如果雍正皇帝是一位作家，这样的成绩也是多产。雍正帝精于书法，又是一个千年未有的工作狂皇帝，我怀疑批阅奏折对这样的书法家来说简直是一种巨大的艺术享受，四爷他乐此不疲……
雍正皇帝的勤政表现，还在于严苛整顿吏治、大力推行改革，真正奠定了清朝统治基础的冷面帝王，雍正皇帝在位近13年，为大清王朝强力续命。正如清史研究大家杨启樵先生所言，“要是像儿子乾隆那样的长命，多活三十一载，政治上变化之大，自不在话下。夸大地说，也许因而改易了此后中国的命运，亦未可定”。选了几幅《雍正皇帝行乐图》，并不是表明他真的善于行乐，而只是他太勤政了，勤政的人心中所向往的恰恰是这种古代文士闲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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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是一位以“改革”著称的皇帝。他在即位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的根本。康熙后期，官吏贪污造成了粮食短缺，国库亏空，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雍正在当皇子时就深知整顿吏治的重要性，即位之初，便果断地颁布了11道谕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对于官员的贪污，雍正是绝不饶恕。他严令贪官必须在3年内将所有的亏空全部补齐，并且不许向民间索要。对于郡王、贝勒等高级官员，雍正下令将其家产拿到大街上变卖以填补亏空。对于贪污严重的官员，蕹正就命人抄他的家，用家产来抵偿亏空。此外，不够的部分就让他的亲戚代为赔偿。
当时凡是亏空的贪官，一经揭露便会被革职审问，没有法外开恩的现象。因而各省被罢免查办的官员数量高达三分之一，还有许多省级官员也被革职査办。经过3年的清査整顿，基本上解决了康熙以来的国库亏空问题。当时官员的亏空除贪污外，还存在着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官吏的俸禄太低，无法养家糊口。
因此，官员们自行设立“耗羡”，从农民身上搜刮来填补私囊。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毅然下令实行“耗羡归公”的政策。规定各地火耗的征收比例由各地实际情况而定，只许比原数少，不许增加。把收到的火耗拨出一部分作为官吏的养廉银，其他的则用于公费。这个措施既减轻了农民的额外负担，也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过，雍正深知只有保障了农民的安定，才能确保国家的稳定。明朝张居正提出的“一条鞭法”对农民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一直没能实行下来，于是雍正决心完成它。为了更进一步减轻农民的负担，改革赋役制度，雍正强力推行“摊丁入亩”的制度。这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推动了人口的增长，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除此之外，雍正还完善了密折制度。雍正的心思非常缜密，他需要了解全国各地每天的情况，才能较好地掌握住他的权力。康熙时就有秘密奏折，是皇帝的心腹所写，内容包括风俗民情、官场隐私、地方治安等。这种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中，别人不得开启。皇帝看完加注批示后，直接返回给本人保管。
这样，皇帝通过奏折就能直接同官员对话，了解详细的实际情况。雍正认为这是个了解下情的好办法，于是扩大了可写密折人的范围，各省督抚、提督和一些中下级官员等都能密折奏事。如此一来，雍正既能对全国各地的情况了如指掌，同时又能严密地控制地方官员。雍正时还设立了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迅速处理各种军机大事的机构。
最开始是为了方便雍正处理对准噶尔的用兵事宜，那时还只是一个临时处理军事要务的机构，设有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这些官员都是临时抽调过来的，军机章京主要负责文字处理。因为雍正谕旨基本上都由军机处直接转发，而且雍正每天都定时召见军机大臣，有事的时候更是随时召见，因此军机大臣常常到半夜都不能休息。
后来，军机处开始处理全国所有的机密事务，取代内阁成为了国家的实际中枢。军机大臣都由雍正亲自挑选，听命于他。这样一来，雍正将国家的一切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封建专制达到了顶峰。为了完善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雍正颇费了一番功夫。
当地土司制的弊病越来越突出。土司之间常常为争夺土地人口进行战争，有时候又联合起来共同反叛中央政府，因此成了国家大患。雍正一方面派兵平定土司的叛乱，一方面认真调査，研究解决土司问题的根本办法。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提出将云贵土司改土归流的设想。
雍正认为这是个治本之策，于是当机立断，命令鄂尔泰完成此事。之后，雍正开始全面实行“改土归流”，在少数民族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并委派有任期且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一举措不仅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而且解除西南少数民族的灾难，促进了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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