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有谁，除了韩愈，柳宗元，都是宋代人。
王安石，曾巩，加上三苏，都是宋朝的唐宋八大家有谁。
韩愈唐宋八大家有谁，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
苏轼，苏辙，苏洵，都是散文大家。
王安石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政/治家，熙宁变法，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由上到下的改革，宋朝国力因此大增。
曾巩，和王安石一样都是临川文学的代表。
唐宋八大家的由来是明朝开始的，当时明朝有人编撰了一部文集，里面收集的有韩愈，柳宗元，苏轼，王安石等人的文章，这部文集就叫《八先生文集》。
至此，唐宋八大家的说法流传开来。
感谢邀请！基础的中国古诗词文化常识还是要记清楚的，这个在中高考古诗词文化常识题中会有涉及到，请注意。
那么唐宋八大家是谁？他们有什么样的成就呢？我来讲讲。唐宋八大家包括了唐朝和宋朝的八位著名的古文化大家。分别是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宋朝的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
他们写的大都是散文，提倡过古文运动，所以很有名气，被人们合称唐宋八大家。其中的三苏很有名气，一门三个学士，父子关系。
这个如果想快速记住的话，可以概括为唐韩柳，宋欧阳，还有三苏和曾王。好玩吧？
至于为啥叫唐宋八大家，这个和历史上编写的著作有关系了。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八先生文集》，遂起用八家之名，实始于此。
其他不谈，八位作家的具体著作和多，繁琐，就不写了，课本上有的学学就可以了，增加点古文化素养。
共勉！
（韩愈）
为什么唐宋八大家之首是韩愈而不是苏轼？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来回答一下。韩愈和苏轼，一个是唐代复兴儒学的急先锋，一个是宋代罕见的文学天才，都是唐宋八大家中光芒耀眼的扛鼎人物。那么为何韩愈居于唐宋八大家之首呢？请看唐宋八大家都有谁：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曾巩、王安石。八大家中，唐二，宋六。
韩愈居于唐宋八大家之首，原因有三：
其一：按照朝代顺序，先者为尊，后来居末，韩愈在唐，苏轼在宋，韩愈理应居首。八大家的排列顺序，也是按照这个原则来的。
其二：唐宋八大家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都是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并且韩愈还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首倡者，是他举起了古文复兴大旗，朝着诘屈聱牙、不知所云、完全陷入无病呻吟的骈文发起了攻击，力倡古文之风，用轻松活泼、自由洒脱的散文，取代已经病入膏肓的骈文。如果我们阅读古文，就发现最好看的还是先秦散文和汉代早期的散文，贾谊的《过秦论》，韩非子的《五蠹》，吕不韦的《吕氏春秋》，篇篇都是美文，明白易懂。相反，骈文无论是阅读还是创作，门槛都很高，使用不便。韩愈有复兴古文的首功，理应居首。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韩愈以一人之力复兴了即将没落的儒学，扭转了社会不重视老师的坏风气，将教师从末流位置提升到应有的高度。这个大功勋，让韩愈更加无愧于八大家之首。下面我们就详述一下韩愈的复兴儒学和尊师正统的功绩。
荀子说道：“君师者，治之本也。”君王和老师，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荀况将老师的地位拔高到与君王持平，可为至尊之极。
这位大儒又说道：“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老师教育，不学习法度，如果聪明有智慧，则必会成为江洋大盗，因为他不辩善恶；如果这个人很勇猛，必定会成为天下的祸害。比如西晋周处，在没受教育之前，勇力过人，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结果呢，天天仗势欺负乡邻，成了当地仅次于猛虎和蛟龙之外的第三害，最后周处拜大文学家陆机和陆云为师，才成了一代名臣。如果一个人不接受教育，却很有才能，必定让天下大乱，国家遭殃；如果他眼光独特，能洞察一切，必定满嘴奇谈怪论，没有一句说到点子上；如果这个人有辩论天赋，那么必定胡说八道，荒诞不堪。可见，有一位好老师对学生言传身教，实在是太重要了，既不让英才埋没，还可以为国家社会减少祸害。
在古代，合格的教师应该遵循什么标准呢？荀子最先制定了以下标准：“师术有四：尊师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意思是，当老师需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是有威严，能够让学生敬畏，可以为师；过了知命之年或者耳顺之年，又有威信，可以为师；能够诵读和解说所传授的知识，并且不违反礼法，可以为师；懂得细微之处的道理又能讲解清楚，可以为师。
（孔子讲学图）
在春秋时代孔子办学的时候，他和弟子之间的地位比较平等，很少有谈及师道尊严的言论，采取的教学方法也很宽松。但是，到了后世，教师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尊师重道越来越被强化，因此《学记》里说道：“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之敬学。”为何必须让老师居于尊崇的地位呢？因为老师是“道”的化身和代言人，尊重老师，就是尊重“道”，尊重“道”，民众们才能专心求学。
道理都对，但是尊敬老师这件事，做起来其实挺难的。因此，在漫长的古代，一直将“尊师重道”的理念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一直持续到了魏晋时期。在魏晋时代，“尊师重道”的思想遭遇到了重大挑战。主要原因是从东汉末年至西晋，经过近百年的战乱，有名的大儒们或者在北方战乱中死于非命，或者在接连而至的瘟疫中丧命。比如魏文帝曹丕曾经给朋友兼谋臣吴质写过一封信，就是流传至今的《魏文帝与吴质书》，信中说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文中的徐、陈、应、刘，指的是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场瘟疫，就让建安七子死了四个，可谓人间惨剧。这些人都是富有才华的儒生，本来肩负着文化传承的重任，结果都英年早逝。
除了瘟疫之外，多年战争让民众痛苦不堪，在西汉武帝时代被打压的黄老的学说，重新流行起来，魏晋进入了空谈玄学的时代。加上佛教乘机兴起，与黄老学说双面夹击，让儒家的地位越来越被边缘化。隋唐两代，虽然仍旧将儒学当作正统学问，但是远远不能与汉代相比。儒学的没落，也影响了尊师重道的传统，使得老师的地位每况愈下。到了中唐时期，竟然发展到人人耻为老师的地步。求学的人，遇见问题不想找老师解惑，因为怕被人耻笑；被请教的人，也将“老师”这个词视为洪水猛兽，生怕玷污了自己的身份，坚决不愿意被称为老师。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儒学距离关门大吉已经不远了。
（韩愈的《师说》，是吹响尊师重教的号角）
在这种危难时刻，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吹响了重振儒学的号角，他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韩愈认为，振兴儒学，首先要扭转“人人耻为老师”的社会歪风，所以，他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同时代的柳宗元也是复兴儒学的旗手，写道：“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没有人当老师，修身治国大道到底由谁来传承？
韩愈几乎以一人之力，重新振兴了儒学，同时掀起了古文运动，涤荡了文坛，功莫大焉。让他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名至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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