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孙维世之死，李自成攻克洛阳，明神宗朱翊钧第三子福王朱常洵被起义军杀死（没有煮食），享年五十六岁。
传说福王是被李自成煮食而死的，并且野史中把这一过程描述的绘声绘色孙维世之死：福王被起义军生擒活捉后，因贪生怕死不断求饶。李自成坐于大殿之上，亲自审问朱常洵，斥责他“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然后砍下福王的头颅，剩下的尸体也充分利用，“自成兵灼王血，杂鹿醢尝之，名曰福禄酒”。
1986年，孟津县文管会征集到了明福王朱常洵圹志，此志系1924年于该县被盗出土孙维世之死。其中对福王朱常洵的死有这样的记载：“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突有流贼数万攻陷府城，民军逃窜，王独挺身抗节，指贼大骂。二十一日遂死难焉。一时宫眷内官相率赴义，冒刃投缳者百余人。王享年五十六岁，妃邹氏子一人讣。……予祭葬从优，一切丧礼视诸蕃倍，厚赐，谥曰“忠”，更为之立庙、建坊、赐额，以表其烈，树碑以纪其事”。打破了“福禄酒”的传统说法。
《明史》中的《福王常洵列传》中也有相关记载：“十三年冬，李自成连陷永宁、宜阳。明年正月，参政王胤昌帅众警备，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各引兵至。常洵召三将入，赐宴加礼。越数日，贼大至，攻城。常洵出千金募勇士，缒而出，用矛入贼营，贼稍却。夜半，绍禹亲军从城上呼贼相笑语，挥刀杀守堞者，烧城楼，开北门纳贼。常洵缒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贼迹而执之，遂遇害。两承奉伏尸哭，贼捽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棆粉无所恨。”
能够看到，在《明史》和《圹志》之中，福王的确是被起义军杀死的，但是尸体仍然存在。之所以有被煮成汤的传言，李献奇、张钦波在《明福王朱常洵圹志》中指出是因为“几百年来，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文人，在福王尸体的去向上大做文章，大肆污蔑攻击起义军”的缘故。
参考资料：李献奇、张钦波：《明福王朱常洵圹志》，《中原文物》198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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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格拉底审判和死亡的具体经过和直接原因，我摘录斯通普夫《西方哲学史》的一段较为客观、符合基本解读的简述：
当雅典在伯利克里统治下是一个稳定而强大的民主社会时，苏格拉底可以履行他作为一只“牛虻”的使命而没有招致严重的反对。 他不留情面地在人们无序的行为之下追寻稳定恒常的道德秩序。这一追寻要么令人愤怒，要么令人愉快，这也为他带来从事于悖论的智者的名声。更糟糕的是，人们认为他的思想太没有拘束，对于那些雅典人认为不用置疑的敏感问题也进行追问。然而，在雅典经济和军事上还强大的时候，苏格拉底还是可以随其所好去进行追问而不受惩罚。但是，随着雅典社会大势走向危机和挫折，苏格拉底就再也不能免于受到追究了。
他在上层社会的年亲人中发展辩证技能的努力——尤其是对道德习俗、宗教和政治行为的刨根问底的技巧——已经引起了人们的疑虑。但直到雅典与斯巴达交战期间，他的行为才终于被认为是具有明显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性的。
与这场战争有关的一系列事件终于导致了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其中之一是阿尔西比亚德斯的叛国行为，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阿尔西比亚德斯去了斯巴达并在对雅典的作战中为斯巴达人提出了颇有价值的建议。这就难免让许多雅典人认为苏格拉底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对阿尔西比亚德斯的行为负责。
此外，苏格拉底发现自己与五百人会议分歧严重，他是五百人会议其中的一个成员。8位军事指挥官被指控在亚吉努萨群岛附近的一次海战中玩忽职守。雅典军队虽然最后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是他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损失了25艘战舰和4000名士兵。8位被卷入这场损失惨重的战役的将领被要求受审判。但是五百人会议不是一个一个地确定每一位将军的罪责，而是被命令一次性投票表决这8个人是否全体有罪。起先会议抵制这一动议，认为它违反了正常的法律程序，但当检举人威胁说除了将军们还要起诉会议成员时，只有苏格拉底还坚持原来的意见，其他会议成员都屈服了。将军们后来被认定有罪，其中已被监禁起来的6人被立刻执行了死刑。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406年，两年后，随着雅典的衰落，苏格拉底再一次发现他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在斯巴达胜利者的压力下，雅典成立了一个30人团为雅典的新政府起草法律。但是这个30人团很快就蜕变成哪个一个横暴的寡头统治集团，他们专断地迫害以前拥护伯利克里民主秩序的人，为自己聚敛财富。仅仅过了一年，这个寡头集团就被暴力推翻了，雅典重新建立起了民主秩序。但是很不幸，被推翻的寡头集团里有一些人是苏格拉底的好友，尤其是克里提亚斯和查米德斯。这使它又一次因诛连而获罪，如同先前在阿尔西比亚德斯的案中他因为是叛徒的老师而被入狱一样。这时候人们对苏格拉底的愤怒已经发展到对他的不信任。
大概在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控受审。根据记载，他被指控的罪名是：“(1)对城邦崇拜的神不虔敬，而是引入新的陌生的宗教惯例：（2）更有甚者，腐蚀青年。”指控者要求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苏格拉底听到对他的指控后本来可以选择自愿流放。但是他依然留在雅典，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法庭的陪审团大约由500人组成柏拉图的《申辩篇》记载了苏格拉底为自己的辩护，这是对他理智能力的光辉证明。他有力地揭露了原告的动机和他们指控根据的不充分。他强调自己对雅典的毕生忠诚，他提到了他的军旅生涯和在审判将领的事件中对法律程序的维护。他的辩护是强有力的论证的典范，完全建立在事实和讲理的基础上。当他被判有罪时，他还有机会提议给自己定什么形。苏格拉底不但坚信自己无罪，而且他坚信他这样的生活和教到对雅典是有价值的，他提议雅典人应该让他得到应得的奖赏。苏格拉底把他自己和“在奥林匹克比赛中赛车、赛马夺冠的人”作了比较，他说，“这样的人只是让你们表面上快乐，而我是让你们真正地快乐。“ 因此他说，他的奖赏应该是”由城邦出钱在名人院里奉养他“，这个礼遇是只有声名显赫的雅典人、将军、奥林匹克冠军和其他杰出人士才能荣享的。陪审团在他的傲慢面前颜面扫地，最后判处他死刑。
最后，他的朋友试图提供机会让他越狱逃跑，但是苏格拉底坚决不从。正如他拒绝在陪审团面前提及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来打动他们一样。苏格拉底坚信逃跑就是违抗和损害雅典和雅典的法制，那将是在追求一个错误的目标。法律对他的审判和死刑并无责任；有责任的是那些误入歧途的原告们，是阿尼图斯和美勒托，是他们犯了错误。因此，他服从法庭对他的判决，以此证明他对法制的尊重。
柏拉图在他的《斐多篇》中描绘了苏格拉底喝下毒药后的最后时刻，苏格拉底摸了一下自己，说等要离抵达心脏，他就完了。他已经开始变冷……说出了最后的话，”克里托，我还欠阿斯克勒比俄斯（希腊神话中的医神）一只公鸡，千万别忘了替我还上“……这就是我们这位朋友的结局，我认为他是他时代中所有人中最优秀、最睿智、最公正的人。
看了这些，我认为作者想说的是：苏格拉底作为雅典民主政治的象征为雅典民主政治的漏洞背了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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