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苏东坡的文学生涯来说，是好事乌台诗案。
所谓“乌台诗案”，那御史台诗案，又因其罪状为诗作，故名乌台诗案。
北宋神宗初乌台诗案，王安石推行新法，也称“熙宁新政”，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官员则反对变法，苏轼因新法在某些地方损害了百姓利益对新法有些想法，虽未站在反对变法的立场，却为变法派所不容，其诗文中也多见谈论新法的语句。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的时候，苏轼人在四川眉山。王安石被皇帝授为参知政事，全权主持新法的施行，成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全面推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等等九项新法。公元1069年二月，苏轼启程返回开封，于途中收到到了一些新法的“反馈”，因所见者多为负面反映，因此在对新法保持了怀疑的态度。
苏轼返回开封，不过是对新法的施行有些不同看法，但在他向神宗皇帝上了四个奏折后，便被坐实了“反对派”的身份，其中除第二个《谏买浙灯状》被准许外，《议学校贡举状》、《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皆如石沉大海。
被变法派误认身份后，不久，谢景温便指控苏东坡在以官船运送其父苏洵灵柩回四川时，在船上贩卖私盐牟利，在诬告不果后，谢景温又上疏请皇帝将其安排至一小县城做判官。皇帝以为其与变法派矛盾不可调和，又实在爱惜其才华，遂将其迁出京城，至杭州做通判。离京后，苏轼辗转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做地方官近十年。
苏轼做这几年地方官，政绩是非常卓著的。做通判时，他匡扶正义，为百姓称道，遂被拔擢于密州任太守。密州任上，苏轼同百姓一起经历了蝗灾，战胜饥荒，颇为自得，写下了《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此后，又调到徐州任太守，任中，徐州北五十里处黄河决堤，徐州城岌岌可危，苏东城挽了袖子亲自下场抗洪，歇息在抗洪棚子里，近月卓绝“苦战”后，终于抗住了这次洪灾，皇帝以其功绩，重赏于他，其功震动朝野。
此事引来变法派的关注，功劳太过惹眼，小人妒忌丛生。以御史台中丞李定、舒亶等人为首，自《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挑选出一些“诋毁”新法的诗词，罗织了“欺君犯上”、“讥讽大臣”、“诋毁圣上”、“反对皇上拔擢新人”、“乱取士之法”、“亏大忠之节”等近三十条罪状，将苏轼告到神宗皇帝跟前。
神宗震怒，着御史台详查此案。将苏轼自湖州抓回京城下狱，几乎定下斩刑。因苏轼方才高著，又有多方相保，神宗本人惜其才华，又有宋太祖赵匡胤不杀文臣的规矩在前，这才将其贬谪黄州，挂了个团练副使的官儿，并明令其“不得签书公事”。
当然，这里要提一下，王安石本人不曾参与此事，“乌台诗案”实为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借变法之机排除苏轼这个异己的。
春风十里桃花醉1：你好！
衷心的感谢你邀请我回答“谁的作品中记录了乌台诗案？”我以为自然、当然应该是你的作品中记录了乌台诗案啦！不然，你怎么可能想得起隔山隔水，通过今日头条网络平台问我这样一个好像很冷门的问题？你说呢？
你肯定比我清楚，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当时御史何正臣等人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看得出来，你很喜欢苏轼，自然要为他鸣冤乡屈，当然也想为苏东坡翻案、洗清罪过。既然如此，我好心提醒你、好意关照你，不利于帮助苏东坡洗清冤案的内容千万不要记述。
请你千万千万要记住，不要弄错掉呢哟？苏轼好福气啊，隔着多少代人，还有你愿意帮他力挺……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苏东坡的命运与李白何其相似，才华卓绝，屡不得志。而苏东坡的命运比李白更惨，有心报国，无力回天，最后连自己的小命都差点不保，这才是真正的“斯人独憔悴！”
在“乌台诗案”差点要了苏东坡命的那首诗，是他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诗曰：“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这首诗大约写在1078年或1079年之间，苏东坡时任湖州太守，当时，杭州秀才王复张医于乡间，悬壶济世，救苦百姓，享誉一方，苏东坡大概在杭州任职时结识王复，遂成好友，王复家有两株百年桧树，树干笔直，直入云霄，就连根都是直的，苏东坡此诗赞扬了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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