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为数不少的汉奸们，而汪精卫和周佛海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陈公博的一生。这二人原本风马牛不相及，但却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一同逃往越南并且公开发表“艳电”投降了日本，成为最可耻的汉奸和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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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1883年5月——1944年11月）陈公博的一生，原名汪兆铭，字季新，笔名精卫，祖籍浙江省山阴。他曾是热血青年，因为暗杀摄政王载沣而一举成名，之后历任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和行政院长等职，是仅次于蒋介石的二把手，最后竟沦为了可耻的汉奸。
1883年5月4日，也就是清光绪的九年，汪精卫出生于广东省三水，父亲汪瑎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读书人。他自幼就异常聪慧，四书五经和经典史籍基本上过目不忘，积累了丰富的旧学知识。
不过，由于父母相继过世，汪精卫只得跟随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从小就养成了自卑懦弱和优柔寡断的性格，极大地影响了今后的人生。
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科举考试成为第一名的秀才，同科得中的还有他的二哥和侄子，分别名列第二名和第三名。一家两代同时高中三个秀才，成为了清末时期的一段佳话。
由于成绩优秀，汪精卫在1903年争取到了官派留学日本的机会，从此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留日期间，他迅速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成为了一名斗志高昂的革命党人。
1905年7月，汪精卫谒见孙中山先生，开始积极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等工作。之后，他跟随孙中山到南洋筹备同盟会的分会，还成为了《中兴日报》主笔，开始使用“精卫”之名与保皇党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展开论战，发表了“民族的国民”和“论革命之趋势”等文章。
面对腐朽的晚清统治，提笔论战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于汪精卫，遂决定采取激进之举刺杀当时的摄政王载沣。
1910年1月，汪精卫与黄复生等人抵达北京，开始付诸实施刺杀计划。由于行动泄密，他们的计划还未真正实施就被逮捕了，狱中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为了塑造自己的民主形象而将汪精卫释放，还任命其担任了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从此开始，他成为了袁世凯的拥趸，与君主立宪派的杨度等人鼓吹“联合拥袁”以实现南北统一。
1911年底，汪精卫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按照孙中山的嘱咐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宣言。之后，他力劝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还参加了北上迎袁的专使团，因为对方执意在北京就职才作罢。
之后，汪精卫担任了广东革命政府的高级顾问和教育会长，开始积极协助孙中山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不过，他对于“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不安全赞同，尤其对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保留了意见。
1924年1月底，汪精卫在国民党“一大”上被孙中山指定为主席团成员，成功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长。逐渐的，他不仅走进了国民党的权力核心，更被视为是主要的接班人之一。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以结束混战局面。为了珍惜这难得的和平契机，孙中山决心扶病北上，结果却病倒在了北京城，汪精卫危时受命去记录政治遗嘱。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形象自居，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会议。会上，除了确定“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保留给孙中山外，还确定在今后采用集体领导制，将最高行政机关改称为“国民政府”。
由于孙中山的突然离世，使得原本不明显的各个派系矛盾逐渐明朗化，围绕继任者的角逐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展开。1925年7月1日，汪精卫出任了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表面看起来已经成为了新的领袖。
不过，这场角逐还远未到结束的时候，因为新的党首还没有最终确定，胡汉民在党内依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强过了汪精卫。为了赢得军队的支持，汪精卫和胡汉民都在拉拢掌握实权的北伐军司令蒋介石，不断助长了他在党内崛起。
最终，汪精卫虽然击败了胡汉民，可却造成了蒋介石的尾大不掉之势，从此开始了“蒋汪之争”。在此期间，本文的另一个主人公周佛海也终于和他有了交集，开始狼狈为奸。
周佛海（1897年5月——1948年2月），原名周福海，湖南省沅陵县人。和汪精卫一样，他也曾是热血青年，不顾身份在名利诱惑下背信弃义投靠了蒋介石，更在抗战期间叛国，成为令国共两党都深恶痛绝的汉奸。
1897年5月21日，周佛海出身于湖南沅陵县一户目不识丁的贫苦家庭。为了能供儿子读书，父母节衣缩食将他送入私塾接受教育，希望日后可以通过科举考试以光耀门楣。
谁知，慈禧太后准许了袁世凯和张之洞等人的奏请，下旨废除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从此，周佛海的科举之路算是彻底断绝了，转而开始接受新学的教育。
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终于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起了中华民国。不过，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民主革命的果实最终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窃取了。
北洋政府上台后，开始推行一系列的倒行逆施之举，惹得天怨人怒，甚至还要复辟帝制建立所谓的“中华帝国”。面对举国声讨，袁世凯只得黯然退位，而他的北洋派系也变得四分五裂，导致中国进入到了军阀混战时期。
期间，周佛海以满腔热情频繁参加各种学生运动，声嘶力竭呼吁各派军阀休战。同时，他也成为了民主思想的支持者，不断宣传“民主共和”的主张，成为学运的主要代表之一。
1917年5月，在湖南当地军阀的施压下，周佛海被所在的第八中学除名。四面楚歌之下，他在好友谢伯林和邓文伟等人的资助下离开湖南，前往日本去出国留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佛海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开始接触并且接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十月革命后，他不断进行宣传和推广，成为当时旅日青年中最积极的一个。
1920年，周佛海利用学校暑假的间隙回到上海，专程拜访了《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在对方鼓励下，接连发表了多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引起了陈独秀的关注，从此开始大力培养这个进步青年。
在陈独秀的积极推荐下，周佛海成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骨干成员，积极从事了建党前期的准备工作。
暑假结束前，周佛海返回日本继续自己的学业。之后，他在陈独秀的支持下与施存统等人创建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早期组织之一，也是最早的海外组织。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遣马林抵达中国，准备推动建党事宜。当时，陈独秀正担任广东大学的校长，担心自己走后无法落实一笔政府经费，故而无法参会；而李大钊正担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也无法参会。
周佛海接受组织指派抵达上海参加党的一大，成为唯一从国外赶回参会的代表。由于全国的党员人数很少，与会的十三名代表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只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选举周佛海担任副书记。
陈独秀并没有亲自参会，也没有在上海，所以副书记周佛海暂时负责全面工作。待陈独秀正式就任后，他被派往湖南和湖北等地创建地方党支部，之后才返回上海，立即就遭遇了一场风波。
原来，《时事新报》已经查实周佛海的资料。他在乡下已有原配妻子和子女，可并未向党组织事先言明，而此刻又与杨淑慧打得火热。
这个桃色新闻搞得周佛海颇为狼狈，羞愧之下竟然不辞而别，悄悄带着自己的恋人返回了日本。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组织上多次托人带话希望他能够迷途知返，可并没有真正唤醒他。
1922年，周佛海执意与杨淑慧在日本鹿儿岛结婚，从此彻底与组织脱离了关系。这个新婚妻子出身于富裕之家，一直都资助着他在日本的所有开支，因为结婚而与家中闹翻没有了经济来源，二人的生活开始变得举步维艰。
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周佛海迫切需要挣钱养家，于是向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提出了求职申请。不过，因为之前的“桃色事件”和“脱党事件”，他的求职意向皆被拒绝了。
就在无人问津之时，戴季陶向他抛来了橄榄枝，以每月200大洋的高薪邀请他担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同时，新任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也以每月240大洋的高薪聘请他担任该校的教授。
戴季陶和邹鲁都是国民党的右派，始终都没有真正支持过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因此，他们拉拢周佛海的目的并不单纯，完全就是利用他曾经的身份来“反共”，来打压国民党左派。
从此以后，周佛海开始追随国民党右派，开始公开与共产党为敌。就这样，他与本文的另一位主人公汪精卫有了交集，从此以后沆瀣一气干坏事。
在“蒋汪之争”中，作为国民党右派支持者的周佛海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蒋介石。他不仅抨击汪精卫，还特意拼凑了一段十六字的“名言警句”:
殷殷勤勤，诚诚恳恳，敷敷衍衍，糊糊涂涂。
通过一连串的卖力表演，周佛海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开始对他委以重任。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而汪精卫则被迫辞职前往法国“考察”。1927年4月，他才返回中国并且出任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继续开始与蒋介石延续“蒋汪之争”。
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公然另立了中央，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进行分庭抗衡。7月15日，汪精卫也在武汉召开了“分共会议”，正式终结了难得的国共合作局面。
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他也公开加入到了反动的阵营。这下，蒋介石瞬间就尴尬了，因为他另立中央的借口就是为了打压我党，而今这个借口没有了，自己的南京国民政府比起武汉国民政府显然没有正统性可言。
为了打破政治上的被动，蒋介石决心在军事上寻求主动。于是，他表示自己成立南京国民政府的目的除了反对国共合作以外，最主要的还是为了继续北伐，如果不能攻克徐州就会辞职下野。
结果，蒋介石率军北伐时却遭遇了直鲁联军的包围，无奈铩羽而归。这下，汪精卫又找到了机会，立即联合谭延闿和陈公博等人再次联名讨蒋，而且还得到了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支持。
1927年8月13日，已经无话可说的蒋介石黯然离开了南京，还在三天后公开通电下野。之后，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合二为一，史称“宁汉合流”。
在此期间，周佛海开始左顾右盼，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左右逢源。说到底，他没有自己的坚定信仰和政治主张，只是为了攫取足够的利益而已。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发起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其实，向来亲日的周佛海已经做好了妥协投降的打算，但眼见国民党内的态势还不明确，他只好选择暂时进行观望，并没有轻易表态。
眼见蒋介石继续坚持“剿共”，眼见汪精卫也对此模棱两可，周佛海立即支持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甚至于，他还一再鼓吹“战必亡，和则未必大乱”的投降言论，在国内引起了极其消极的不利影响。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蒋介石仍然不依不饶，任命张学良全权负责“围剿”事宜，遭到了对方的消极避战。1936年12月初，他又亲率陈诚等人抵达西安前去督战，竟然遭到了张、杨二人的兵谏，史称为“西安事变”。
事件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立即一片哗然声。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亲美派”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周佛海也在暗中不断去推波助澜，以至于局面更加复杂。
闻讯后，汪精卫火速从海外回国，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发表了公开谈话，希望日本采取措施恢复中日关系。然而，当他兴冲冲地回到中国时，却发现西安事变已经被和平解决了。
安全回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开始打压汪精卫和何应钦等“亲日派”势力。自然，周佛海也遭到了冷遇，开始坐上了冷板凳，彻底没有了往日的气焰。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由此开始了。在正面战场，国民政府组织了一系列的大型会战。虽然说，这些会战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也沉痛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彰显了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随着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广州、武汉等地也相继失守，抗战进入到了相持阶段。于是，周佛海又开始粉墨登场，不断散播“抗日必败和中国必亡”的投降言论，简直是无耻到家。
由于受到了蒋介石的长期打压，汪精卫一直都心存怨恨。眼见如今有机可乘，也开始蠢蠢欲动，而且还进一步拉拢周佛海共同进退，暗中结成了投降同盟。1938年10月，他在接受海通社和路透社的采访时竟然表示：
停止抗日战争的大门一直都没有关上。
从此开始，周佛海和汪精卫不仅公开发表妥协言论，而且还开始与日方进行秘密接触。之后，他们还派遣梅思平和高宗武作为代表前往沦陷区上海，与日本方面签订了《重光堂密约》。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和周佛海趁着蒋介石外出指挥作战之际，以赴成都进行抗日演讲为名擅自逃离了陪都重庆。当行踪被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识破后，他们更是在越南河内发表了一封“艳电”: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与倭国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随着这份“艳电”的发表，不仅全中国，就连全世界都震惊了。1939年10月，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了公开谈话:
他们从根本上已经自绝于中华民国和全体国民，对此汉奸罪犯，人人得而诛之！
1940年3月，汪伪政府终于在南京粉墨登场了，堂而皇之成立了汉奸政府，汪精卫自任伪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周佛海则担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对此，他竟然在日记中这样不无得意地自夸:
国府还都南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新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
从此，汪精卫和周佛海以及其他的汪伪政府汉奸们，死心塌地为日本侵华服务，竭力促成其“以战养战”的实现。除了严厉打压沦陷区内的国共两党外，还残酷压榨普通的民众。
1941年12月7日，日本为了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竟然不宣而战偷袭了美军的珍珠港，全面引发了太平洋战争。不过，由于美日之间巨大的国力悬殊，美军很快就通过中途岛战役扭转了太平洋战场的局势。
客观讲，周佛海比起汪精卫来更具野心，也更加无耻。眼见国际局势的变化，他已经隐隐感到日本不是美国的敌手，这场侵华战争也将失败。
于是，毫无底线的周佛海竟然第三次叛变，又开始与重庆方面建立起了联系，算是为自己留下退路。为了向军统的戴笠纳“投名状”，他借助76号和日本特务组织的矛盾将李士群毒死。
1940年11月底，汪精卫在下楼时不幸坠楼，后背重重地磕在了楼梯棱角处，还引起了脊柱旧伤的发作。之后，他的双腿越来越行动不便，加之中枢神经受损又导致了大小便失禁，最后几乎到了全瘫的地步。
不得已，汪精卫在妻子陈璧君的陪同下飞往日本的名古屋接受治疗，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在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他的胸椎骨已经严重变形，导致多处骨膜发炎而无法痊愈。此后，他长期在日本熬日子，直到1944年11月10日死亡。
汪精卫死后，周佛海和陈公博争夺伪政府的首脑却最终败北，只得离开南京担任了伪上海市市长。到了1945年，他眼见日本已经投降在即，遂向重庆方面表示自己愿意发挥积极作用，以防止这些城市被新四军占领。
从此，周佛海摇身一变竟然成为了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队的总指挥，指挥伪警察部队维护上海和杭州一带的治安。其实，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严防新四军收复沪宁杭地区。
当日本投降后，举国上下都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周佛海这个大汉奸，而蒋介石却以“抗战有功”为由将其赦免了。不过，长期的关押和惊恐使得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心脏病更是已经到了晚期，只能依靠注射麻醉剂勉强维持。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口鼻流血不止，终于走完了自己罪恶昭彰的一生，没有人惋惜他的下场。
汪精卫和周佛海作为可耻的汉奸必将写入历史，必将被后世所唾弃。不过，像他们这样的民族败类也不在少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在抗战期间大约有300多万的伪军跟在日军身后欺压甚至屠戮自己的同胞，这么多的汉奸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这样表示过:
中国在新旧社会转折点的历史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的汉奸，根本原因在于民族失败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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