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杨杰将军，每个朝代都有一套对应的军衔制度。到了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也制定了一套军衔制度，共分为六等，分别是将、校、尉、准尉、军士和士兵，未设立元帅军衔。
当时的将官共分为五级杨杰将军，分别是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和少将。这套军衔制度也与美国的军衔制度颇为相似，特级上将对应美国五星上将，一级上将对应美国四星上将，以此类推。
（国民政府的军衔制度）
尽管这套军衔制度看起来十分完备杨杰将军，但在抗战中，有不少将军却是“中将加上将”这样的奇葩军衔，这是怎么回事呢？
所谓“中将加上将”，是中华民国陆军的一阶军衔，其全称是“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简单来说，就是让中将拥有上将的职权，但并不予以授星，薪俸也是按照中将的最高标准来给。
那么，既然让中将得到了上将的权力，为什么不直接授予上将衔，反而还那么麻烦地搞出一个不伦不类的“中将加上将衔”呢？
实际上，国民政府在1935年就颁布了铨叙条例，该条例特别规定，陆军上将的名额有限，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都不能再扩编。从铨叙条例的安排来看，陆军特级上将有1人，一级上将8人，二级上将12人，共计22个名额。
当时的具体分配情况是这样的：
特级上将：蒋中正。一级上将：冯玉祥、何应钦、张学良、陈绍宽、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阎锡山。二级上将则是包括了白崇禧、刘湘、顾祝同等在内共12人。
（一级上将何应钦）
对于军人来说，想要晋升就必须得积累战功，一步步向上爬。虽然在抗战中有不少二级上将都拥有了足够晋升的战功，但由于国民政府限定死了名额，因此这些人只能老老实实待在自己的位置上，等待一级上将之中有人去世，才能够取得晋升的机会。
比如白崇禧，就是在一级上将朱培德病故之后，才补位晋升成功。
但对于国民政府来说，由于当时的国内环境并不平静，再加上占据东北的日本人也渐渐表现出了入侵的态势，上将名额开始显得有些不太够，而且国军部队中不少将领都已经有了晋升资格，却苦于名额限定，迟迟不能得到晋升。因此在多重压力下，国民政府于1936年补充了《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创造出了“中将加上将”这一特殊军衔。
在条例出台之后，国民政府就立即拟定了一批获得“中将加上将”的将军名单，他们包括：陈诚、张治中、卫立煌、薛岳、钱大钧、张发奎等人。
（一级上将白崇禧）
而国民政府之所以向他们授衔，实际上是在向他们传达一个信息：你们几位的战功、资历实际上早就已经够得上上将了，但由于政策原因，只能暂时授予你们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军衔，一旦上将位置出现空缺，你们就是优先替补的将军。
国民政府在逃往台湾之前，共将该军衔授予了55名将军。到了台湾之后才停止了授衔。虽然听起来是类似于“准上将”这么一个意思，但不少人始终觉得是拿着中将工资，操着上将的心，并不愿佩带这个特殊军衔。
值得一提的是，刘湘在1938年死后也被追授为陆军一级上将，虽然国民政府的上将名单有着名义上的人数限制，但死去的将军被追授为上将衔，却是不受到影响的。
（参考资料：《中华民国史》）
云南陆军讲武堂建立于1909年（1912年改为云南讲武学校），停办于1935年，共办22期，招收学员9000余人。
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出的名将如下：
朱德（55年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叶剑英（55年元帅、中共中央副主席），张冲（全国政协副主席），唐继尧（广州军政府元帅），崔庸健（朝鲜），李范奭（韩国）。
龙云、卢汉、杨杰、顾品珍、胡若愚、庾恩旸、朱培德、金汉鼎、孙渡、范石生、盛世才、杨森、赖心辉、唐淮源、王甲本、曾万钟、胡瑛、肖毅肃、唐继虞、王均。
周保中、吴和宣、郑开文、鲁子材、叶成林、赵钟奇、周开勋、鲁道源、万保邦、杨宏光、甘芳、李雁宾、陈维庚、寸性奇、杨如轩、马继武、李文彩、余建勋，祝鸿基、龙泽汇、安恩溥、罗树昌、朱旭、马锳、马轸……
以上为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中将及以上的将军，中将以下的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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