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河对岸
战国时期申不害，各诸侯国纷纷实施变法以图强。作为地处中原腹地，强敌环伺、疆域又最为狭小的战国七雄--韩国，其地缘政治最为险恶。为了图存，韩国也不得不变法，虽各国的变法主导者主要都为法家思想流派，但其变法的着重点并不同。韩非子在总结战国法家思想时，就坦言道：商鞅重法、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
“术”申不害，即是君主统治的权谋，申不害认为君主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敌国势力，而是国内的大臣。故而，申不害主张“术治”，即通过加强对官员的考核与监督以巩固君权，实际上就是背离道德传统，而提倡一种特务统治。
传统儒家提倡的君臣关系是：君使臣以礼申不害，臣事君以忠。这可以说是君权时代的唯一正道，也是历朝历代都不得不遵循的“治国以正”。而“术治”却违背正道，尽管历史上有很多帝王很喜欢耍弄权术，但绝没有如此堂而皇之。因为，“术治”的必然结果是：君使臣以诈，臣事君以奸。君主跟大臣斗心机、耍计谋，国家必然遭受劫难，而走向衰弱。
韩昭侯与申不害，表面上看是能君贤臣，使得弱小的韩国强盛一时。但实际上，却为韩国的彻底衰弱埋下了祸根。以君主一人之心力，又怎么能斗得了整个官僚集团，能当官的都是有相当智商的，表面上是君主圣明，玩控群臣于股掌之间。实际上，往往是臣子把君主玩了。
在《战国策》中就记载了一则故事，魏国围困了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韩国求救，韩昭侯拿不定主意，就询问申不害。而申不害也摸不清韩昭侯心意，怕自己的意见不合韩昭侯的意，便对韩昭侯说：此是国家大事，容我深思熟虑。随后，申不害就鼓动韩国著名辩士赵卓、韩晃，让他们向韩昭侯进言，陈述救赵之利弊，而申不害在旁观察韩昭侯的态度。最终，申不害摸透了韩昭侯的心思，而进谏伐魏救赵。韩昭侯果然很高兴，愉快地听从了申不害的意见。
而作为我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圣君--李世民，实际上也喜欢玩权术。据《资治通鉴》记载：...上（李世民临终之际）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将李勣贬官），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唐初，有丞相之职），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
而李勣又是何等的聪明，又岂能看不透，结果接了诏书，家都没回，直接赴任了，李世民的“聪明之举”让李勣的内心彻底凉透。李世民去世之后，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同年就将李勣召回，拜为尚书左仆射。而李治性格仁弱，缺乏主见，在那场著名的“废王皇后而立武昭仪”的事件中，一直拿不定主张。于是，李治私下征询李勣的意见，李勣回答道：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外人？于是，李治才下决心废了王皇后。
李勣不愿参与“废后”事件，实际上就是对李世民耍弄权术的“投桃报李，这一事件也给此后的李唐宗室几乎带来灭顶之灾。
明朝崇祯时期也是一样，皇帝想与后金（满清）议和、想迁都南京，从客观条件上来讲，这都是比较理性的选择，但就是没有大臣愿意附和。以致，崇祯恼恨：文臣个个可杀。而明末的政治之所以如此僵化、败坏，本质上也是“术治”的必然结果。
申不害的“术治”虽一时加强了君权，但从长远看，却使得韩国的政治变得乌烟瘴气、浑浊不堪，君臣开始离心离德、勾心斗角，自此韩国不断内耗，再也没有能力争霸图强。申不害不但毁了韩国，也给此后的政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不良影响。
孙皓晖老师在《大秦帝国（全新插图珍藏版）》中专门分析过申不害失败的原因。申不害正是“术治”派的代表人物。
所谓术治，是整肃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申不害所讲的“术”有阴阳之别，“阳术”指任免、监督、考核臣下之术；而“阴术”，则是驾驭臣下、防范百官之术的权谋术。《韩非子》中记载，韩昭侯曾经假装丢了一片指甲，急急忙忙地命人寻找，随从于是剪下自己的指甲献给他，韩昭侯凭此考察随从是否忠于自己。这便是典型的“阴术”了。
术治的理念根基发自吏治的腐败与难以查究，且认定吏治清明是国家富强民众安定的根本，本来无可厚非，然而，种种权术一旦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国家权力的运行法则，规定社会生活的种种法律，便会完全淹没在秘密权术之中，整个国家的治理都因权术的风靡而在事实上变形为一种权谋操控。申不害的悲剧在此，术治悲剧在此，韩国之悲剧亦在此。
说到底，“术”只不过是一种管理的方法，无法提升到治国方略的高度。它短时间内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解决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尤其无法形成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时间一长，“术治”所取得的成果就会递减或消亡，最终还得重新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如果说申不害的术治更接近于一种阴谋，那么商鞅变法则是“阳谋”。商鞅在变法初期有一个举措“徙木立信”，这并不是什么具体的变革措施，而是为了让民众相信秦国“政府”。正是因为建立了良好的国家信用，并且在变法过程中始终坚守信用，乃至让国民信任国家成为一种牢固的传统性的力量，变法才得以取得成功。孙皓晖指出，所谓“国家信用”，就是社会、历史、人民给国家所赋予的透支人民力量的程度。商鞅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够在变革、建设中可以征用犯人和奴隶产子成为国家军队。这是他最具远见卓识之处。
同时，与申不害的术治不同，商鞅强调法治。当时韩非子将法家分为“势”“术”“法”三派。法治强调中央集权，依法治理民众，以国为本，国家至上。商鞅变法当时所采取的废井田、统一度量衡和推行郡县制、奖励军功、施行连坐等经济、政治措施均旨在增强国力、保障稳定的社会秩序。
此外还有一点是当时的国君秦孝公信任并且支持商鞅变法，甚至会牺牲部分贵族的利益保障变法顺利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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