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汉族，幼名张白圭，江陵人，时人又称张江陵。明朝中后期政治家张居正夺情、改革家，
张居正5岁识字张居正夺情，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16岁中举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23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1567年（隆庆元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后，张居正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朱翊钧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张居正在任内阁首辅10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1582年（万历十年）7月9日（六月二十）卒，年五十八，
赠上柱国，谥文忠（后均被褫夺），张居正也是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张居正夺情、太师的文官。为万历所忌，去世后被抄家，至明熹宗天启二年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等。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在政治上，张居正加强了中央集权制。针对朝廷中大量的冗官，他向明神宗奏明处理办法，即就是精简朝廷官员，并且按时考核朝廷各级官员的行政水平和行政业绩。在经济上，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大致的内容就是，百姓在上交税收之时，废除以人力代替税收，统一摊丁入亩。这样一来，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土地和百姓的矛盾。在农业方面，张居正派遣水利专家，加大建设黄河以及淮河流域，在当时，黄河、淮河对泥沙的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在军事上，张居正派遣戚继光和李成梁镇守边境。戚继光负责东南部的沿海安全，李成梁负责东北部的边境安全。有了戚家军和李家军，保障了明朝在国防上的安全。文化上，大力推行程朱理学而大力打击“心学”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进步者的思想，张居正还下令拆毁各地的书院，实行一家之言。张居正在文化方面的改革，无疑是一次失败的探索，他打压了进步者解放思想的天性，从根本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他在《杂著》《陈六事书》等著作中阐述的“极则必变，变则反始”的社会治乱观、“天之立君以为民”的民本思想、“事理无常，当随时处中”的行政理念丰富和发展中国政治思想史，他主持的改革比商鞅变法温和、理性、人性化，比王安石变法稳健、有序、切实可行，其中赋税改革取得了重大胜利，缓解了明王朝的经济危机，生前“万人称颂”，死后朝野苛责，差点被剖棺戳尸。历代史家把张居正人亡政息、名毁家衰的原因归于“得罪了皇帝，得罪了贵族和大官僚”，而没有揭示出改革夭折的体制性根源，明王朝一如所有封建王朝，“朕即法律”，有“天宪”无宪法：“一个单独的人依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孟德斯鸠语），一切是非功过都由“口含天宪”的皇帝说了算，在此体制下，权力和权利博弈的“元规则”一是“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张居正语），努力揣摩、影响皇帝的好恶与态度，然后见机行事；二是打着忠君保国的旗号，“奸贪淫虐，陵轹有司，搏刻小民”（张居正语）；三是以孔孟之道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为工具，各取所需，为我所用，任意解释，党同伐异。从皇帝到大臣，大家口头上说的都是国事，心里打的却全是个人小算盘，计较的都是个人利害，顾虑的是私人关系和人情世故，上下结构的权力体系仅依靠一条“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和不着边际的道德观念维持，表面上“四海一家”，实际上一盘散沙。因此，地方官吏“剥下事上以希声誉”（张居正语），上下级之间是一种没有道理可讲的“婆媳关系”，上级对下级不负任何责任，也不履行任何义务，官员无论黑白正邪，大家都没有权利和尊严的保障，海瑞清廉而孤立无援，严嵩腐败而岌岌可危，徐阶油滑而危机四伏，申时行中庸而碌碌无为，张居正能干而高处不胜寒；恶贯满盈的严嵩得势时能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功勋卓著的张居正失势时则被全部涂黑，继而遭遇全方位的污蔑、揭发、批判、打击、报复。由于缺乏宪法尺度，没有宪政秩序，明王朝整个社会运行既无科学理性，也无权利理性，个人行为情绪化，大家都在“跟着感觉走”，谁出政策谁挨骂，谁负责任谁背“黑锅”，张居正自然就成了豪强地主和贪官污吏的对立面，成为众矢之的。张居正及其改革人亡政息的历史，给后人留下的启示是深刻的。综观张居正改革，他整顿吏治，大力选拔人才，实行检查公文落实情况的考成法，大大提高了国家权力机构的办事效率，使之成为能够有效推行改革的工具；实行清丈土地，推广一条鞭法等措施，缓和了财政危机，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他支持对蒙古首领俺答的议和，加强蒙汉的关系，扩大互市规模，整顿军备，取得了边境的安宁，促进了明王朝和蒙汉等族的经济交流。这些改革客观上收到了积极的成果，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因而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是，张居正改革发生在明代后期，明王朝处于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它只能是帝国暮霭中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抹余晖。张居正墓碑这种总体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政治上的腐败，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决定了张居正改革不可能取得进一步的成效。此次改革的最终失败，对于晚明政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张居正执掌权柄期间，大明帝国摆脱了严重的危机，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观。但张居正改革被废止后，由于明神宗怠于政务，此后的内阁首辅平庸无为，致使整个统治阶级腐败不堪，朝廷官员结党营私，相互攻讦愈演愈烈，王朝衰颓之势日益明显。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直至最后灭亡，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脱颖而出力挽狂澜了。对此，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指出：“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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