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王阳明当了内阁首辅内阁首辅，那肯定比张居正好多了。虽然张居正在任期间进行了成功的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政绩，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明王朝的局面，只是在某些方面做了优化。而王阳明却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原因有点个：
第一，王阳明治国理念更先进，一定会进行政治改革，忠诚良将会得到重用，也会更加体恤民情，国富民强是很有希望的内阁首辅；
第二，王阳明军事才能更高超，明朝饱受外敌入侵的问题应该不难解决，明朝还有望成为军事强国，各地的匪患也会得到解决内阁首辅；
第三，王阳明学术思想更先进，如果阳明心学得到全面推广和施行，社会风气一定会发生根本的改变，配合政治改革，国家一定富强昌盛。
虽然张居正也是一代名相，但在上面三个关键方面，都略逊王阳明一筹，而三者叠加起来，那差距就成倍地方大了。所以说，如果阳明当内阁首辅，肯定比张居正更出彩。
当然有个前提，就是王阳明真的有实权，能说了算。
人物简介
祖籍山西洪洞，先世避元末乱迁徙新郑。祖父高魁，官工部虞衡司郎中。父高尚贤，正德十二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高拱幼聪颖，“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嘉靖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一年后授翰林院编修。穆宗为裕王时，任侍讲学士。嘉靖四十五年因首辅徐阶推荐，拜文渊阁大学士。然性情高傲，“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与徐阶相抗，竟至相互攻讦，后为胡应嘉、欧阳一敬所逼退。隆庆二年七月，徐阶退休归乡，隔年冬天，张居正与李芳等奏请复起高拱，以内阁兼领吏部事，尽改除阶旧制，“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有官员被黜，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隆庆四年阿勒坦汗俺答汗之孙把汗那吉来降，授予指挥使官衔。又推荐殷正茂为总督平定云南苗变。
高拱，字肃卿，新郑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逾年，授编修。穆宗居裕邸，出阁请读，拱与检讨陈以勤并为侍讲。世宗讳言立太子，而景王未之国，中外危疑。拱侍裕邸九年，启王益敦孝谨，敷陈剀切。王甚重之，手书“怀贤忠贞”字赐焉。累迁侍讲学士。
严嵩、徐阶递当国，以拱他日当得重，荐之世宗。拜太常卿，掌国子监祭酒事。四十一年，擢礼部左侍郎。寻改吏部，兼学士，掌詹事府事。进礼部尚书，召入直庐。撰斋词，赐飞鱼服。四十五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与郭朴同入阁。拱与朴皆阶所荐也。
世宗居西苑，阁臣直庐在苑中。拱未有子，移家近直庐，时窃出。一日，帝不豫，误传非常，拱遽移具出。始阶甚亲拱，引入直。拱骤贵，负气颇忤阶。给事中胡应嘉，阶乡人也，以劾拱姻亲自危。且瞷阶方与拱郤，遂劾拱不守直庐，移器用于外。世宗病，勿省也。拱疑应嘉受阶指，大憾之。
穆宗即位，进少保兼太子太保。阶虽为首辅，而拱自以帝旧臣，数与之抗，朴复助之，阶渐不能堪。而是时以勤与张居正皆入阁，居正亦侍裕邸讲。阶草遗诏，独与居正计，拱心弥不平。会议登极赏军及请上裁去留大臣事，阶悉不从拱议，嫌益深。应嘉掌吏科，佐部院考察，事将竣，忽有所论救。帝责其牴牾，下阁臣议罚。朴奋然曰：“应嘉无人臣礼，当编氓。”阶旁睨拱，见拱方怒，勉从之。言路谓拱以私怨逐应嘉，交章劾之。给事中欧阳一敬劾拱尤力。阶于拱辩疏，拟旨慰留，而不甚谴言者。拱益怒，相与忿诋阁中。御史齐康为拱劾阶，康坐黜。于是言路论拱者无虚日，南京科道至拾遗及之。拱不自安，乞归，遂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养病去。隆庆元年五月也。拱以旧学蒙眷注，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卒不安其位去。既而阶亦乞归。
寻考察科道，拱请与都察院同事。时大学士赵贞吉掌都察院，持议稍异同。给事中韩楫劾贞吉有所私庇。贞吉疑拱嗾之，遂抗章劾拱，拱亦疏辨。帝不直贞吉，令致仕去。拱既逐贞吉，专横益着。尚宝卿刘奋庸上疏阴斥之，给事中曹大埜疏劾其不忠十事，皆谪外任。拱初持清操，后其门生、亲串颇以贿闻，致物议。帝终眷拱不衰也。
始拱为祭酒，居正为司业，相友善，拱亟称居正才。及是李春芳、陈以勤皆去，拱为首辅，居正肩随之。拱性直而傲，同官殷士儋辈不能堪，居正独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冯保者，中人，性黠，次当掌司礼监，拱荐陈洪及孟冲，帝从之，保以是怨拱。而居正与保深相结。六年春，帝得疾，大渐，召拱与居正、高仪受顾命而崩。初，帝意专属阁臣，而中官矫遗诏命与冯保共事。
神宗即位，拱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阁。又命给事中雒遒、程文合疏攻保，而己从中拟旨逐之。拱使人报居正，居正阳诺之，而私以语保。保诉于太后，谓拱擅权，不可容。太后颔之。明日，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拱意必逐保也，急趋入。比宣诏，则数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僦骡车出宣武门。居正乃与仪请留拱，弗许。请得乘传，许之。拱既去，保憾未释。复构王大臣狱，欲连及拱，已而得寝。居家数年，卒。居正请复其官，与祭葬如例。中旨给半葬，祭文仍寓贬词云。久之，廷议论拱功，赠太师，谥文襄，廕嗣子务观为尚宝丞。
入阁参政
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为避元末乱迁徙新郑高老庄村。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高魁，成化年间举人，官工部虞衡司郎中。父亲高尚贤，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历任山东按察司提学佥事、陕西按察司佥事等，至光禄寺少卿。高拱受到严格的家教，“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稍长，即攻读经义，苦钻学问。十七岁以“礼经”魁于乡，以后却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授任翰林编修，九年考满，升翰林侍读。三十一年（1552）裕王（后来的穆宗）开邸受经，高拱首被当选，进府入讲。此时皇太子已殁二年而新储未建，裕王与其异母兄弟景王都居京城，论序当立裕王，而世宗似瞩目景王。裕王前途未卜，朝廷上下，猜测种种、议论纷纷。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调护，给裕王很大宽慰。
重为首辅
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致仕。第二年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说：“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拱当洗心涤虑，以与诸君共此治朝”。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
高拱办事有胆有识。当时接徐阶任首辅者为李春芳。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庆四年（1570）八月，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王、方意见，请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穆宗准旨。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结好的叶梦熊“降二级，调外任”，以息异议。他又发内阁旧藏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发兵部。并说以己求人机在人，以人求己机在己，现在虏求于我，主动权在我，应该允许。他还说，这次俺答请贡，“较之往岁呼关要索者万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这种将蒙古与中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批评反对派：“彼哓哓者岂为国筹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遂无敢复言者。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
时陕西三边总督以该边不同宣、大，不欲通贡互市。高拱拟旨切责。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数月之间，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在议贡过程中，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一面在朝廷力称崇古议，一面抱病修书崇古：“惟公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使崇古受到极大鼓励和宽慰。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下人，遭人弹劾，说他“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高拱力斥其谬，“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保护了方逢时，使他免受贬谪。穆宗以拱“殚忠远谋，劳绩可嘉”，进高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兼建极殿大学士。
封贡事既成，高拱犹居安思危，担心边方兵将因无事而疏怠偷安，再坏边备。他一向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强调自强。于是再上疏，“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拓广几何”，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过去战时擒斩同功论赏；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则罪如失机论处。上嘉纳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之。
以后的几十年中，西北边境始终安定，无大扰，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广西古田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抚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干没者半，然事可立办”。其实，他在用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隆庆四年，贵州抚臣告土官安国亨叛，请进剿。高拱不轻信是言，经深入察查，知“国亨非叛，而巡抚者轻听谗言以幸功也”，便专派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
专横招议
高拱励精图治，不数年内，政绩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很是专横跋扈，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这一面，造成了他与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来物议，酿成了以后被逐的悲剧。
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旧僚的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有小嫌，又见高拱在内阁不可一世，恐终不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罢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挟私憾考科道，上疏请止。高拱不悦，与之相倾，嗾门生、给事中韩楫劾赵贞吉庸横。赵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赵贞吉致仕。赵贞吉曾因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如真宰相，请李春芳谋与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权，李春芳许之。赵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阶事与高有隙，遂于五年五月乞休归田。高拱接任首揆，越发趾高气扬。时殷士儋甫入阁辅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后取中旨入阁，高拱不悦。后有人劾高拱心腹张四维，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韩楫相胁。殷士儋不能忍，在内阁当面诟拱：“若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竟挥拳击高拱。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驱出。这样，旧辅除张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净。高拱位居极品，颐指气使，专擅国柄。
逐归田里
隆庆六年（1572）正月，高拱为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然而他专横更甚。加之其门生韩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门，狐假虎威，专以博戏为务，人都恶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后渐狎奢，常对人曰“日用不给，奈何？”门生、下僚闻之，争相进献，“赇纳且集矣”，因此遭致物议。御史汪文辉上疏讥刺时事，语连高拱，高拱召而骂之，亟补宁夏佥事以出。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纠拱，给事中曹大野则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超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以及亲开贿赂之门等等，穆宗不听。二人皆谪外任。
张居正与高拱为故裕邸旧僚，张居正谋高拱出，高拱也亟称居正才，两人尚称友善。高拱居揆席，张居正又肩随之。高拱多与同列发生冲突，张居正独退然下之，不与介入。对于智谋出众的张居正来说，长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与争只是一种策略，高拱并不察知。隆庆五年张居正为徐阶三子事讽言高拱。高拱下人传言张居正受徐阶三万金贿赂，高拱不辨真假，以此诮张居正，张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张居正指使。两人便存隙离交，张居正逐高拱之念渐强，于是暗结太监冯保，以借中贵力量图事。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大渐，召高拱、张居正等入内。穆宗执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内阁受顾命。时司礼监授遗诏，有二札，一给皇太子；一授高拱，中有遇事内阁与司礼监冯保商榷而行之说。高拱识其矫。未几，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冲，冯保倚仗太后势，挟持幼帝。高拱欲惩中官专政，上言五事，请诎司礼监权，还之内阁，又唆门下言路疏劾冯保。高拱想与张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语居正曰：“当与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迅即密报冯知。冯保游说太后及幼帝前，诬高拱欺太子年幼，欲废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国公爵等等。冯保又买通两宫近侍，复言之，“皇后与贵妃皆愕然”，便决议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切责高拱擅权无君，数其罪而逐之，即日归田里。高拱原满以为宣诏必是逐冯保无疑，及诏宣逐己，拱不啻为晴天霹雳，“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张居正从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车即路，颇为凄凉地踏上了归程。
学术思想
高拱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历史评价
朱载垕：“且值国家多事之时，先为社稷万年之计。乃通海运，乃饬边防，乃定滇南，乃平岭表。制降西虏，坐令稽颡以称藩；威挞东夷，屡致投戈而授首。盖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勋；然必非常之人，斯可济非常之事。”
朱翊钧：“锐志匡时，宏才赞理。当畿庭之再入，肩大任而不挠。位重多危，功高取忌。谋身近拙，实深许国之忠；遗俗似迂，雅抱殿邦之略。幕画得羌胡之要领，箸筹洞边塞之机宜。化椎结为冠裳，柔犬羊于帖服。利同魏绛杜猾夏之深忧，策比仲淹握御戎之胜算。在昔允资定力，于今想肤功。“高拱博大精详，渊宏邃密，经纶伟业，社稷名臣。……慷慨有为，公忠任事。迨殚内宁之略，益宏外御之勋。岭表滇南，氛净长蛇封豕；东夷西虏，烟消堠鹭庭乌。洵称纬武经文，不愧帝臣王佐。” 张居正：“今少师中玄高公，相肃皇帝（嘉靖帝）及今天子（隆庆帝）有年矣。……虏从庚子以来，岁为边患，一旦震惧于天子之威灵，执我叛人，款关求贡。中外相顾骇愕，莫敢发。公独决策，纳其贡献，许为外臣，虏遂感悦，益远徙，不敢盗边。所省大司农刍粟以钜万计。曹、沛、徐、淮间，数苦河决。公建请遣使者按视胶莱河渠，修复海运故道，又更置督漕诸吏，申饬法令。会河亦安流，舳舻衔尾而至，国储用足。是时方内乂安，四夷向风，天下歙然称治平矣。”“公虚怀夷气，开诚布公。有所举措，不我贤愚，一因其人；有所可否，不我是非，一准于理；有所彰瘅，不我爱憎，一裁于法；有所罢行，不我张弛，一因于时。……身为相国，兼总铨务，二年于兹。其所察举汰黜，不啻数百千人矣。然皆询之师言，协于公议。即贤耶，虽仇必举，亦不以其尝有德于己焉，而嫌于酬之也；即不肖耶，虽亲必斥，亦不以其尝有恶于己，而嫌于恶之也。少有差池，改不旋踵；一言当心，应若响答。盖公向之所言无一不售者，公信可谓平格之臣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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