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抗战:衡阳市有哪些名人、明星，对衡阳有什么贡献？

衡阳市有哪些名人、明星，对衡阳有什么贡献衡阳抗战？分两部分介绍。

一、衡阳名人罗荣桓（1902—1963）衡阳抗战，湖南衡阳市衡东县荣桓镇人，开国元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工农红军第4军第11师31团营党代表、第二纵队党代表，第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第4军军委书记兼政委。八路军115师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解放军副政委、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东北野战军政委等职。

参加过秋收起义，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参加过东征战役、参与指挥樊坝、梁山等战斗，巩固和扩大山东根据地；参与指挥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衡阳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最高检察署检察长，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解放军总干部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彭明治（1905—1993），湖南衡阳常宁人，开国中将。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3军第9师26团团长，红1军团第1、第2师参谋长，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5团参谋长，苏鲁豫支队司令员，八路军第5纵队第1支队司令员，新四军第3师7旅旅长，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3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

参加过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参加过平型关、曹甸、保安山、黄疃庙、山子头、淮安等战役战斗；参加过四平保卫战、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湘桂边战役等。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司令员、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谭冠三（1901—1985），湖南衡阳耒阳人，开国中将。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3军第9师25团政委，冀中军区第1军分区兼7支队政委，南进支队政委，第二野战军18军政委等职。

参加过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参加过直罗镇、东征等战役；在冀鲁豫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参加过邯郸、鲁西南、淮海、渡江、衡宝、西南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藏军区政委，高法第一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王紫峰（1905—1994），湖南衡阳耒阳人，开国中将。革命战争时期，曾任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10团团长兼政委，冀中军区第4军分区政委，北岳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第6纵队副政委等职。

参加个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参加过围打长沙、解放吉安、龙岗、富田、广昌等战役和长征；参加过平型关战役、平津战役、太原战役等。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志愿军军政委，山西军区司令员，山西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王云霖（1910—1993），湖南衡阳人，曾任华北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王永浚（1908—2003），湖南衡阳人，曾任军委技术部副部长兼研究室主任，总参三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刘显宜（1903—1976），衡阳耒阳人，曾任总后勤部汽车拖拉机管理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郑效峰（1916—1993），衡阳耒阳人，曾任湖南省军区政委，山西省军区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资　凤（1895—1955），衡阳耒阳人，曾任南京华东军区后勤部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熊梦飞（1912—1995），衡阳耒阳人，曾任解放军通信兵副参谋长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二、衡阳明星衡阳的明星有苏青、肖涵、戴景耀、柳岩、蒋宏杰等。

你知道的衡阳名人还有哪些？

长沙保卫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一场持续很久，经历了4场大战斗才最终沉淀下来的战役，总体来说，它仍然是国军老一套的被动防守、焦土抗战、空间换时间策略。4次长沙保卫战，一共持续了6年，从1939年9月硬生生打到1944年8月才结束，可以说是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中国军人最出色、最坚硬的发挥了，但也留下许多不那么和谐的东西。

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结束后，战略态势上国民政府处于完全的下风，当时中部地区已经沦陷，大量机构撤往西部地区，湖南长沙自然而然成为了西南大后方的屏障要冲，北太行、中宜昌、南长沙成为中国抗击日本的关卡。

长沙这时候虽然有第九战区入驻，但国民政府对守卫住长沙的信心不大，除了正常巩固湖南西北向的防御外，还根据蒋委员长“焦土抗战”的会议精神，制定了“火烧长沙”的二百五计划。

结果日军还未到，堆满了燃烧物的长沙城竟因为至今仍莫名其妙的“走水”，让自己人给烧了。这场大火被称为“文夕大火”，几乎将长沙烧为白地，是长沙会战中最惨烈的一次损失。

为此国民政府枪决了湖南省委员、陆军少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这个替罪羊还是黄埔军校出身，是陈赓、左权的同学。

跟着一起枪毙的还有同样出身于黄埔的中央财政部税警总团第五团少将团长、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以及湖南省保安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

可见当时神经之紧张，情况之激烈。幸好薛岳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这个以坚韧刚强为名的军人大体控制住了局势，没有在日军的高压和文夕大火的损失前发生崩盘。

第一次长沙会战“湘北战役”1939年9月14日，岗村宁次发动了“湘赣会战”，集中第6、第33、第101、第106师团及3个旅团，10万大军，以奔袭突击的方式进攻第九战区。

薛岳应战，调集了16个军30个步兵师，约40万国军抵抗日军。这时国军打法仍然是此前用滥的，相当单调的层层防线阻滞战法，企图拦截住日军的进击。因为战争主要以湖南北部为中心，从湖北南部开始，到湖南北部决战，又于江西北部结束，所以中国方面称之为“湘北战役”。

日军挟大胜之风而来，却撞了个头破血流，他们显然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情况，竟然遭遇了如此之多的中国军人顽强的抗击。日军虎头蛇尾的结束战斗匆匆撤走，总计损失了2万多人。为此，日军声称：“双方交火密度超过了与苏联的诺门坎战斗”，可见中国军人抵抗之顽强。如果没有文夕大火的惨重损失，这一仗应该是中国军队大胜。

这一仗虽然前部国军表现的人心惶惶，大有抱头鼠窜之势，但中后期却异常顽强，打得堪称荡气回肠。从大局上来看，无论是对世界的影响，还是对中国局势的作用，都堪称为一场扭转乾坤的“大捷”。比起政治作用更高的平型关战斗，孰轻孰重不必人说。

第二次长沙会战此时已是1941年，波兰已经被吞噬，苏德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处于最汹涌的时刻。日军因为对第九战区的进攻受挫，又抽调了兵力进行东南亚的攻略，不得已改变了作战策略。他们解散了原华中派遣军，成立了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并制定了“击溃第九战区中国军、进占部分湘北地区”的战略计划。

1941年，还是9月，日军11军司令阿南惟几进占岳阳，集结第3、4、6、40师团及4个旅团、战车13联队、重炮14、15联队及20艘军舰、200汽艇、100架飞机，共12万人对长沙发动了对点纵深强攻突破的战略。

国军此时仍然布置的是老一套的战术，通过层层防御，依托湖南的河流水网，对日军的进击进行阻挡，最后从侧翼后方围攻。

但薛岳此时出了个幺蛾子——发给集团军的战区最高密电被日军特工窃听并破译，整个战略计划曝光在日本面前。

开了地图的日军立马更改部署，将原定进攻的部队转为迂回，反包抄了国军37、26、10军。37军在鏖战日军多个精锐师团围攻后不敌突围。第10军在方先觉带领下继续抵抗日军，遭遇了惨重损失。

整场乱战，国军4个军，几乎让日军几个师团打得丢盔弃甲。传说中“做生意最牛逼，打仗不行”的大阪第四师团打得第4军溃不成军，杀穿37军陈沛部的2个师，一天以后又紧接着干掉了第10军的第三师周庆祥部；再接着一天又与其它几个师团合作，打烂了大名鼎鼎的“74军”，当时王耀武躲在草丛里才得以逃脱。

第四师团随后立即渡过浏阳河，突入长沙城内，次日占领了长沙，第3师团也进逼株洲。

但幸亏这次国民政府调动的不止第九战区，在转移攻势以后，增援部队迅速的填入战场，以人命换取了对日军的包围，并对孤立无援的日军展开了反突击。同时宜昌方向，第六战区也展开了对宜昌的进攻，差点攻克宜昌。陈诚在回忆中记载杀敌4万，但战史一般认为是7000。

阿南惟几有点懵逼，在薛岳派出部队决战式的反击下，发生了与岗村宁次一样的错觉，命令部队“大撤退”，但日军此时并未太大惊慌，徐徐而退，最后基本退回了交战前双方控制线。此战日军损失了4.8万余人。战争在10月11日全部结束。

第二次长沙会战，双方都互相声称达到了战略目的，自己是“胜者”。但是对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而言，哪怕损兵折将，这场战争无论如何都算是险险的胜了。

总结日军战术，没有其它什么很特别的东西，继承了“乃木希典军神”的猪突勇气，再加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战术，好歹给阿南惟几找回了点面子。

第三次长沙会战这场战争仍然是1941年内发生的，在日军9月份-10月份的攻势结束后，伴随双方在宜昌战役的巨大损失，仅仅维持到12月份，日军便加紧发动了又一次的冬季攻势，称为第三次长沙会战。

说起来，这次战役的背景与世界整体状态息息相关，日军在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炸翻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同日，日本占领香港，驱逐了英国人。日本方面分析认为，中国军会受英国方面的压力，派兵阻挠进占香港，于是为了“牵制中国军南向”，发动了这场不伦不类的战斗。

老实说日军这场战斗是比较懵圈的，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战略野心，几经收缩的第11军也没有什么战心。日本的资源此时已经出现了一些不稳定情况。他们急于开拓“新南向”战略，吞吃南太平洋地区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留下的真空，并加紧准备抵御美国的进攻，所以整体上日本表现的很谨慎，比较保守。

然而蒋委员长这次是紧盯了这场战役，亲临前线督战。政治上中国如果赢得了这一仗，在世界上将取得更多的政治资本。

薛岳第九战区集结了17万大军，积极吸取了前两次战役的经验，并深刻研究了台儿庄等胜仗的特征，最后，“天炉战法”完成版出台，在以前层层防御的结构上，增加网状结构，强调部分部队的机动性，从侧翼、后方立体打击日军，并设置了更顽强的“炉膛”预置阵地。

阿南惟几的进攻策略依然未变，他甚至认为薛岳“兵力减少”，结果被完全版的“天炉战法”层层消耗，层层勾引，一路打到长沙，直接掉进薛岳构筑的“炉膛”里。

双方展开残酷的巷战，薛岳命令“死守长沙，擅退者杀无赦、重伤残兵亦不准后退”，将日军逐渐压到了岳麓山内，并切断了补给，在日军退兵线上设置了重重阻击阵地和十面埋伏。

阿南惟几此战本就准备不足，战略目标也不明晰，慌乱之下再次命令全面撤退，结果前有阻隔后有追兵，逃得相当窝囊，一战损失了将近6万人员，而中国军仅伤亡28000人，堪称辉煌大捷。

薛岳也因为连续三次长沙会战，歼灭十万日军，成为歼灭日寇最多的中国将军。要知道当年同期包括美军在内都处于被日军“横扫”的态势。长沙这连续三战，为中国人赚足了腰杆。连日军都给薛岳送去了“长沙之虎”的名号。

同期日军还出现了一个“马来之虎”山下奉文，他一顿突击，把麦克阿瑟和他爹赶下海了。

这次战争为蒋委员长带来了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总司令的职务，并为中国在华盛顿的联合宣言上争取了与“美、英、苏”共列四大强国的席位。对后世来说，这就是“五大流氓”的起源。也是薛岳将军和国军将士在长沙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不应该被国人忘记。

第四次长沙会战有了前三次的胜利，唯独这一次彻头彻尾的输了，还丢掉了长沙城。

这场战役被称为“长衡会战”，又被分为两个阶段：

1.第四次长沙会战

2.衡阳保卫战

第九战区最高指挥官仍然是薛岳，下面又有王耀武、杨森等战将。

我们的阿南惟几同学此时已经官升大将，前途一片光明，被调到几内亚去对抗美澳联军了。

但日军派出的继任者可比阿南惟几还要屌，是畑俊六元帅。

元帅就是元帅，他不同于阿南惟几那种考军校都考了4次的傻缺，在制定对华战争上，他是实实在在的设计了“大战略”。长沙之战，只不过是畑俊六计划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在他的大战略中，主导思想是由北向南杀穿中国，继而全面进击，一鼓作气击溃中国军的有生力量。首先从华北方面打通平汉线，歼灭汤恩伯。继而华中11军从武汉攻击衡阳，干掉第九战区。同期华南日军从广州出发北上，打通粤汉铁路，会师中部11军。最后再集中重兵通过粤汉线集结，占领广西，并一直杀穿到越南。

为了这场“大战略”，畑俊六花费了很多心思，作出了许多换防的假象，大搞情报战，一时间地下战线血雨腥风。在具体布局上，他也指示：“可以牺牲一些占领区的警备力量，这是值得的。”

总结下来，其实就是“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

豫中会战不出所料，岗村宁次亲自上场，大败汤恩伯30万大军，国军丑态百出。

随后畑俊六调来关东军，并亲自坐镇武汉指挥，发动了“长衡会战”，分三路大军，以迂回之态合击长沙。至6月16日，已经包围长沙，对国军岳麓山阵地发动猛攻。

但国军主力部队此时又闹出了指挥不力的问题，混乱之下没有及时撤往岳麓山增援，反倒隔着河眼巴巴的看着。很快日军突破岳麓山阵地，杀入长沙城。守军见日军势大，突围而走。

然后，被称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的衡阳保卫战开始了。方先觉的第十军“泰山军”，依托衡阳城，突然间神勇不凡，面对日军几个师团精锐的猛攻，血战48天，牢牢的把日军卡在了衡阳城下。8月7日夜，方先觉派参谋长孙鸣全与日军谈判，第10军停止抵抗，方先觉后被日军扣留，威逼组建伪军部队，但方假意配合，后在多方营救下逃回重庆。

衡阳保卫战从1944年6月22日，打到8月8日，此战中方1.76万对日军11万，击毙日军佐久间为人中将、志摩源吉少将二人，中国伤亡1万，日军伤亡6万。成为中国抗战史上杀敌比例最大的，也是最惨烈的战斗。日军在此战使用了毒气，根据美国方面的化验，为芥子气和路易士气的混合体，成为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证。

最终日军占领衡阳、长沙，打通了铁路线，国军大败。连委员长都声称：“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然而日本方面也声称“这是苦难的战役”。

总的来说，第四次长沙会战纯属国军配合不周，且各自为战，号令不齐，保存实力、甚至有坐山观虎斗者，几乎犯下了国军全部的老毛病，虽然第九战区个别部队英勇血战，但瑜不掩瑕。

就整体态势而言，畑俊六的计划只是被迟滞，并没有被彻底破坏。但他已经失去了更高层次的大势。

美军在诺曼底登陆，开始了太平洋上更大规模的夺岛反击，日军自顾不暇，不断抽取精锐兵力填入太平洋战场，再加上八路军新四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敌后反攻活动，畑俊六的计划完全没法实行了。

四次长沙会战，一次侥幸，一次险胜，一次大胜，一次惨败，好歹算是三胜一负，成也“天炉战法”，败也“天炉战法”，可见战争中最重要的，始终是人。

在此，复念一遍，抗战中，为了民族牺牲流血的英魂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