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变后南宫复辟，英宗被俘，代宗即位。起初是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景泰三年（1452）易储，代宗之子朱见济为太子。次年，太子朱见济夭折。围绕着皇储人选，文官分裂为两大派系，一派主张立旧太子，另一派主张迎立襄王之子为太子。两派在争论不休的时候，景泰朝部分不得势时武将、宦官，与部分失落的文官，出于建功夺权的考虑，趁景泰帝生病之时，抢先发动宫廷政变，将英宗从南宫中抢出，复登皇位，史称“夺门之变”。
史料记载，夺门之变发生之前五日，石亨诸人已与英宗事先联系。英宗为了慎重起见，最初并未表态。两天后，英宗表示同意，石亨遂与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徐有贞策划。石亨是夺门之变的首谋，之所以如此，是出于报复景泰朝被于谦完全压制的愤恨。《国朝典故》中记载南宫复辟：“亨辈不过因于谦平日为总督军务，一切兵政专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而乘此机而图之。”而石亨之所以为首谋，在于他是官僚集团中为数甚少得知道景帝病重、皇位将发生更迭的人。《复辟录》中记载：“初，景皇帝有病，群臣不知其危剧。本月十三日夜，石亨独蒙宣，到郊坛斋宫榻前，面受命，代行礼。亲见，知必难起，于是时有南城之谋。
石亨发动夺门之变，于谦也应负有一定责任南宫复辟。于谦是御史出身，或许是职业惯性使然吧，嫉恶如仇，在景泰时期北京保卫战中，虽然提拔石亨，后者也心存感激，但对于石亨荐举侄子石彪等一些行为，丝毫不留情面的加以拒绝，并且对武将群体的势力加以限制，导致与石亨的关系迅速恶化，但同时又疏于防范。
英宗即位后，对夺门集团进行了集体大规模升迁。石亨封忠国公，位极人臣，居夺门新贵之首；徐有贞进入内阁；曹吉祥迁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
夺门之变发生之时，于谦虽然是兵部尚书，但是他根本制止不了。他没有制止的条件，没有制止的能力，更没有制止的名义。
首先说条件。事变是在1457年的正月16日晚上，从谋划到发生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并没有经过很复杂的流程。就是几十个人撞开南宫门，抬上朱祁镇闯进紫禁城，就完事了。于谦即便知道了这件事情，也没有时间去应对，他在这边还没召集齐人手，那边太上皇就已经登基并获得群臣认可，就剩几个大臣再反对也无济于事。
其次是能力问题。兵部尚书，给人感觉是能掌管天下兵马的大元帅，实际上绝对不可能。明朝时期，兵部尚书只是负责堪合将领晋升，提供后勤装备，制定国家战略。如果只有兵部的大印，没有内阁，司礼监的批准，没用兵符统兵将领们是不会擅自调兵的，否则就是谋反叛乱。所以，于谦调动不了军队，唯一能用的可能就是自己的家丁，但是作为一个文官，家丁的战斗力能有几成呢？
最后是名义问题。假设于谦提前知道了这次宫变，并且召集了一些人马。那么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要举什么名义的旗帜？人家朱祁镇是复位，不是篡位！于谦会下命令让士兵上去袭击太上皇？他即便下了命令，会有人去执行吗。军队私自进京已经是灭族的大罪，再去袭击太上皇（很可能是未来皇帝的父亲），士兵们不会那么愚蠢的。朱祁镇只喊一句“只诛首恶，其余不问”士兵绝对会调转矛头先把于谦给绑了。
所以，对于此次事变，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于谦他自己清楚，没有任何办法，他只能等待着事情的最后结果。对于大明来说，于谦的死是冤枉，但是对朱祁镇来讲，于谦在有些事情上确实犯了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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