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法之战发生的时代，正值大清王朝因推行洋务运动而再现生机之时。而镇南关大捷更是老将冯子材，率领清军取得的较好的战斗成果，是难得的胜利镇南关大捷！
但是尽管如此，这场战争的结局却依旧是“法国不胜而胜，清朝不败而败”镇南关大捷！尽管清军取得了一定的战果，甚至于迫使法国内阁垮台，可清朝仍然还是被迫答应了法国提出的:出让越南宗主权，以及其他丧权辱国的条约！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恐怕只有从当时清朝面临的内外两个困局来解释了:首先，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严重，各位功臣宿将积不相能，从而无法做到凝聚意志一致对敌！况且清朝虽已进行了所谓“自强镇南关大捷、自救”的洋务运动改良，但是由于这个运动只是片面的经济与技术改良，而没有触及到导致清朝衰朽的总根源——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
所以清朝的政治体制依然是僵化、保守的那一套，而这必将导致清朝的整体力量，因为缺乏合理的领导核心，而无法做到真正的协调一致，从而集中力量形成局部优势，来对抗法国的侵略。清朝力量的分散及其所带来的阳奉阴违、畏敌惧战、争功诿过，是无法同法国这样的先进国家相对抗的！
因此虽然有镇南关之胜，但是清朝统治者却根本无心也无力继续同法国对抗下去！其次，清末时期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北有沙俄窥伺，东有日本狼顾，中有列强的经济侵略与军事威胁。因此是处处受敌，四面八方皆有危机，或是危机己经有所暴露了！
而在外敌环伺的不利情况下，以清朝的实力己经是左支右绌应对乏力了。因此慈禧太后与部份主政大臣，实在是无法更不想看到南方再生事端了！所以清朝想以退让妥协来尽快化解这次危机，也就是尽早结束清法之间的冲突！故而才有了清军虽有镇南关大捷，但最终仍然釆取了对法国妥协退让的结果！
镇南关大捷是光绪十一年（1885）3月，在中法战争中，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国侵略者取得重大胜利的著名战役。
法国派出舰队在中国东南沿海歼灭福建水师及部分南洋水师主力舰，同时占领澎湖及试图登陆占领台湾。法国陆军攻入中越边境镇南关（今友谊关）。清朝正式向法国宣战。
1885年2月，法国再次增兵越南，在法军统帅波里也（BrièredeI′Isle）指挥下，集中两个旅团约万余人的兵力向谅山清军发动进攻，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2月13日，法军未经战斗，即占领战略要地谅山。2月23日，法军进犯文渊州，守将杨玉科力战牺牲，清军纷纷后撤，法军乘势侵占广西门户镇南关，炸毁关门，并在关前废墟中插上一块木牌，得意地用汉字写着“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由于潘鼎新的战败，清政府令其戴罪立功，同时任命年近7旬的老将冯子材帮办广西军务，领导镇南关前线的抗法斗争。
钦州文联谢凤芹老师指出：当时潘鼎新并未如一般认为被革去巡抚职务，他仍然是广西巡抚、督办广西军务，是广西军政第一把手，而广西提督、帮办关外军务苏元春是第二把手，冯子材在理论上并不是能统领各支部队的前线最高军事主官，但因为冯子材资格较老、威名显赫，相比时年41、不足以服众的苏元春，勤军的王孝祈、被潘鼎新排挤的王德榜（德榜自负湘中宿将，与督师不洽，潘鼎新责其战不力，劾罢之，以所部属元春）等都愿意听从冯子材的指挥调动，这为冯子材调配军力提供了便利。事实上，从官阶权属的严格划分看，此时的冯子材并不是名义上的总指挥，但是他最终发挥了总指挥的作用，取得了镇南关大捷的胜利，因而更加难能可贵。
（冯子材半身胸像，位于其故居厅堂门前）
冯子材驰赴镇南关整顿部队，部署战守。得悉法军将犯镇南关，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高七尺、长三里、底宽一丈的长墙，墙外深掘堑壕，筑成了较完整的防御阵地。3月23日，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24日越墙进犯，冯子材率士卒冲出墙外，激励将士猛烈搏斗，终将法军击退，遏阻了法军对中国边境的窥伺。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将法军逐至郎甲以南，重伤东部法军统帅尼格里（François Oscar de Négrier），击毙其副将赫本哲。
镇南关之战，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战果显赫的战役之一，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史家一般认为：老将冯子材身先士卒，并显示出高超的用兵艺术。他采取坚固防御阵地待敌，尔后转入反攻的作战方针，激励官兵奋勇杀敌，并采用主动出击、阵前伏击、近战歼敌、夜袭、包抄迂回、连续追击等灵活有效的战术，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毙伤敌军精锐近千人，缴获了大量枪炮和干粮，取得 了中法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越两国军民的斗志，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法战争的形势。
毋庸讳言，因为中法战争的结果仍以清廷的妥协告终，以及根据法、越等各方起到侧面佐证作用的史料记载，对于镇南关大捷的实际影响和战略意义，也有不同的看法。
综合起来，无非是认为镇南关大捷作为一个局部的战术性胜利，并且是一场己方消耗极大的“惨胜”，对整个中法战争的影响被高估了。
试辨析之：
这需要从当时法国的政策说起，当时的法国总理是共和派政治家茹费理。
（朱尔·弗朗索瓦-卡米尔·费里，Jules François Camille Ferry，亦译作儒尔·费里或茹费理）
茹费理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为摆脱法国国内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同时企图通过殖民为普法战争后战败的法兰西找到新的补偿，他在议会中发言“不许共和国制订殖民政策，那将是可憎的，反法兰西的。”“当我们在我们自己规定的明智和审慎的范围内做这件大事时，我们是在为后代造福”。在他的两届总理任内期间（1880～1881、1883～1885），法国不断进行殖民扩张，1881年法国成功胜过意大利而吞并突尼斯，接着进行刚果河、尼日河流域的探索、促使议会通过240万法郎军费预算用于越南、发动中法战争（Guerre franco-chinoise）等。
及至中法开战，法国觊觎的目标不仅限于越南，还包括了台湾、福建和两广地区，而在镇南关大捷之前，法国在各处均取得了出乎其预期的进展，特别是1884年8月马尾海战，由于钦差大臣张佩纶（后来成为李鸿章的女婿、亦即张爱玲的祖父）及相关指挥官进退失据，福建海军在这次作战中全军覆没，写下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及至镇南关战役前，法军风头一时无两，兵锋直指中国内地。
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镇南关大捷就其本身而言确实只是一场局部战役的胜利，但直接导致了茹费理内阁的倒台（茹费理因殖民所需花费太大和中法战争镇南关战役失败而激起公愤，1885年3月被迫下台 ，他成了巴黎人的笑柄，死前曾说：“是那些中国人毁了我的一生。”），在战略上遏制了法国的进一步侵略势头，其意义无可估量。
在之后签订的《中法新约》中，中国承认法国吞并安南（越南），中国西南门户大开，这一结果虽然让人扼腕，但从某种意义上是对法国已经占领越南大部这一既成事实的追认，广西、云南、广东、福建、台湾等省份的主权和边境的安全得到了维护，追根溯源，需要归功于镇南关大捷、归功于冯子材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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