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白鹿出现之前王近山将军简历，李云龙还没到军事学院的时候，就处理过下属的类似问题。就是他的爱将段鹏，因为进城后找了城里的资产阶级小姐，被原配告到部队里，交给李云龙处理。
当时李云龙问段鹏，你怎么回事？段鹏就开始背检讨上的话，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才说了一句，就被李云龙打断了王近山将军简历。李云龙当时说，就是你自己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关人家资产阶级什么事？
然后王近山将军简历，李云龙就把段鹏骂了几句，让他以后要注意生活作风，就这么过去了。段鹏就回部队继续工作去了，后来段鹏再次出现，就是在旅馆里碰到丁伟的时候，抱着个孩子，他住上铺，孩子尿床，流到丁伟脸上了，两个人发生了冲突，然后不打不相识。这就是说，段鹏后来和资产阶级小姐结婚了。
段鹏在自己的乡下老婆和资产阶级小姐之间选择了资产阶级小姐，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结果，类似的陈世美一样的故事我们已经见得太多了。古往今来的农民起义军，无论在战场上多么勇猛，碰到地主家的小姐，都得跪倒在石榴裙下，为此而断送了江山的都大有人在，比如刘宗敏和陈圆圆。
问题在于，作为段鹏的领导，李云龙究竟是怎么认识和对待这个问题的？从李云龙处理段鹏的时候表露出来的态度看，他认为这都是小节问题，不值一提，没必要小题大做，更不用因此而影响个人前程。李云龙更没有理解，这确实是资产阶级思想作祟，只不过这个资产阶级思想不在别处，就在他们这些人的脑子里。
李云龙的想法和段鹏的做法，其实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干部的想法，尤其是理论素养比较低的干部，对这种生活作风上的问题不够重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革命的意义，而是把革命当成一个打江山的过程，现在战争结束了，江山打下来了，他们也就该坐江山了，当然就要锦衣玉食，娇妻美妾。
所以，李云龙在遇到张白鹿的时候，也犯了错误，从编剧的角度说，是想说明英雄难过美人关，想把作为一个老红军出身的高级干部从一个钢铁战士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有血肉，也就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而当时李云龙和田雨因为生活方式和观念上的冲突，已经开始出现了问题，张白鹿的文艺气质对李云龙也就有了吸引力。
1948年7月17日，中野名将王近山统一指挥的我军各部刚刚解放襄樊，就接到了野司转来的西柏坡急电：“速将康泽送往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押送”！在解放战争中后期，俘虏一个中将绥靖区司令官，已经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为什么军委对抓获康泽如此重视呢？因为康泽的政治地位非常特殊，这厮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常委”。
（康泽剧照）
换句话说，康泽的军队级别在俘虏中并不出众，当时的蒋军已经是“中将多如狗，少将满地走”的状态，但是作为老蒋早期的嫡系、复兴社创办人之一（总社书记）、三青团的实际把控者，黄埔三期的康泽在蒋军将领中的政治地位是非常之高的。1947年3月，康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举个例子，即便是老蒋的心腹爱将王耀武，康泽的黄埔三期同学，也不过是个中央委员而已。
所以康泽必然进入“高级战犯”名单，既是军队高级将领、又是党团骨干、还是曾经的特务头子，这样的高级战犯轻易是不会枪毙的，因为在宣传上、政治上、历史问题调查中均有较大作用，所以我党的政策都是以关押、改造、学习和交代为主。如果你不能理解康泽的政治级别有多高，不妨看一下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数据统计：
在功德林关押的200多名高级俘虏中，仅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四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一人，而其中的“中常委委员”仅有康泽一人！在被关押初期，康泽也因此牛叉得不行，一副瞧不起其他战犯的模样，就因为他有这个政治资本。而实际上，其他带兵的战犯也根本瞧不上他，认为他根本不会打仗，就是个紧紧依附老蒋的党棍、特务头子。
那么康泽既然是黄埔毕业生，为什么没有像王耀武、方先觉一样始终领兵作战呢？无它，是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履历，即在黄埔三期毕业后的1925年底，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仅与我党不少高级干部曾经同学，而且在校期间主要学习的是政治和组织工作。所以1927年7月回国后，立即被分配到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工作，从此成为“党棍”和特务分子。
（王耀武剧照）
这个中央党务学校是陈立夫、戴季陶等人创办的，所以康泽是黄埔生中的另类，他这个特务头子跟军统一直关系不大，反而跟中统的关系更近一些。正基于此，康泽在早期是深得老蒋信任的，因为黄埔生大多是武夫，会舞文弄墨并且善长政工组织的人不多，1928年成为老蒋的少校侍从参谋，1929年3月被老蒋指定为国民党“党代会”候补代表，年仅26岁。
康泽为老蒋可谓是鞍前马后，1931年老蒋第二次下野之前筹组“复兴社”，康泽与贺衷寒、桂永清等人便是筹建骨干，他把在苏联学来的东西都用上了，复兴社的框架结构和纪律条例，均由康泽亲自执笔完成。复兴社首批40多人当中，康泽的排名非常靠前，这个老蒋的亲信组织设有“干事会”和七个直属处，包括什么组织处、宣传处和特务处等等。
众所周知，复兴社特务处正是“军统”的前身，而康泽差一点就成为这个处的处长，老蒋最初的属意人选就是他，并且亲自面谈。但是康泽认为自己善长的是宣传和组织工作，对特务专业不够门清，选择了组织处处长一职，而特务处处长，老蒋最终选择了黄埔六期肄业的戴笠，但是从这一段历史，很清楚地看出康泽在老蒋心目中的分量，早期肯定是在戴笠之上的。
康泽在宣传上非常卖力，所以到了1937年被任命为总社书记，直到1938年4月复兴社正式解散。在此期间，康泽的罪恶行径达到高峰，那就是为了配合蒋军对苏区的围剿，提议组建了“南昌行营别动总队”，这个别动总队是蒋系第一个正规特务武装，主要由中央军校“驻赣暑期研究班”的学员组成，以研究班主任康泽为总队长。
别动总队是略高于团级的建制，总共下设三个大队（营级），每个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三个分队，每个分队下设三个区队，每个区队的额定编制为17人，总计2000余人。这个别动总队不仅人员都是军官或者特务，装备也非常精良，队员都是长短枪各一支，每个分队装备一挺轻机枪，队员装束为灰布军装灰色绑腿，黑鞋黑袜黑皮带，很有模仿纳粹“冲锋队”的意思。
这个别动总队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配合蒋系正规军“清剿苏区”和恢复反动统治，在蒋军占领苏区某地后，康泽率领别动队采取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训练壮丁等形式，疯狂迫害红军家属、农村干部和游击队员，用白色恐怖来血洗苏区。从1933年10月到1935年，大批苏区群众被别动队杀害或者判处徒刑，期间别动总队还与红军游击队作战300余次，因此罪行堪称罄竹难书。
（影视中的别动总队）
1937年老蒋又筹组“三青团”，以争取青年加入到反动阵营，康泽是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24名干事之一，跟陈立夫、陈诚等共同在名单上，并且兼任组织处处长。其后康泽逐渐掌握了三青团的实权，在中央常务干事兼组织处处长的位置上稳坐七年之久，然而当老蒋有意让小蒋来接手三青团时，不识时务的康泽不肯交权，终于被一脚踢出重庆派去国外“考察”。
1947年2月康泽回国，老蒋曾面许东北行营新闻处长、北平行营新闻处长的职务，康泽皆不受，因为这些单位都归“国防部新闻局”管理，他看不上新闻局长邓文仪。直到1947年11月，才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这是隶属于武汉行营的机构，当时还是“后方”，下辖鄂西北、豫西南、陕东南和川东北的一大片地区，管理三个专区和十几个县，绥区司令完全就是个土皇帝，所以康泽痛痛快快地就去了。
万没想到，这一去“土皇帝”没做几天，就成为了中原野战军的俘虏，其实康泽也不会打仗，让他带兵就是个笑话，他只是没想到，我军会这么快就攻击襄樊地区罢了。搞笑的是，康泽兵败被俘后，南京中央社还公开宣布：“康司令官在襄樊作战中业已殉难”，人民解放军没杀他，南京当局先宣判他挂了。
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连被俘的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起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这段话，也就提出了对康泽等人的基本政策，进而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由于学习和改造的情况良好，康泽于1963年4月9日第四批被特赦，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期间回忆撰写了《复兴社缘起》、《三青团成立的经过》等文章，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他在功德林里面写得交代材料之多，可谓首屈一指，各类材料总计3000余件，稿子摞起来有5尺多高，所以康泽又被戏称为“功德林的材料库”，不杀确有不杀的道理。
1967年12月，康泽因旧病复发去世，年63岁。
（黄维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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