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蒙古国窝阔台汗三年起高丽王朝,蒙古军队就屡次对王氏高丽王国进行攻伐,其中大规模的讨伐就有以下几次:

高丽王朝:元朝为什么要和高丽王朝联姻?

撒礼塔两次率军讨伐高丽王朝;唐古率军讨伐;阿母侃率军讨伐;也古率军讨伐;忽林池(《高丽史》中的车罗大)四次率军讨伐等等。

正是由于高丽军民虽然屡次战败,但始终顽强不屈,一直在自己的国土上与蒙古侵略军缠斗不已,这使得在内战中夺取汗位高丽王朝、建立大元王朝的忽必烈汗,认识到单凭武力并不能轻松征服高丽,而为了集中精力攻打主要的敌人——南宋王朝,以及对桀骜不驯的日本进行惩罚,都必须尽快结束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在这一背景下,元廷转变了对高丽王朝的政策,从高压转为怀柔,从高丽元宗访问蒙古、与忽必烈及元朝诸王会晤,到两国正式媾和,再到元朝出兵帮助高丽王室消灭了跋扈的武臣集团,最后到元军与高丽军一起平定了高丽的三别抄之乱,在高丽各地设置达鲁花赤。此时的高丽王国已完全成为了蒙古的附庸,为达到进一步笼络、控制王氏高丽王族的目的,自忽必烈汗开始,多位蒙古公主下嫁高丽国王或王子,而更多的高丽公主、贵族女子远嫁蒙元权贵子弟。。。。

元朝与高丽世代联姻的成果是显著的,不但高丽国内纷纷移风易俗、学习蒙古文化、穿戴蒙古服饰、另起蒙古式样的名字。更积极参与了蒙古军队的对外军事行动,甚至在元朝晚期镇压红巾军大起义时,高丽仍应诏出兵协助,并因此给自己招来了滔天大祸。

众所周知国家之间的交往是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的,人员往来也成为宋丽间文化交流和经济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在两国往来的人员中不仅有官方人员,更有大量非官方的人员。自十一世纪下半叶复交后,宋丽之间人员往来密切。进入十二世纪上中叶,宋丽之间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宋与高丽友好相待,两国使节、商人互相往来。此外,高丽派学生到宋求学求法,宋朝文人、医生也多次前往高丽。两国文人在对方国家长期供职,甚至有的终老一生。凡此种种,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也交流了彼此的思想文化和生产经验,从而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的进步。

高丽王朝:元朝为什么要和高丽王朝联姻?

使臣往来及宋使臣与高丽文人的交往两宋之交宋丽之间使臣往来频繁,特别是北宋末期宋徽宗在位期间,堪称宋丽关系史上的蜜月期。北宋为拉找高丽抗衡辽国,极为厚待高丽使者,这也吸引了众多高丽使者积极来宋。南宋初,宋丽关系降温,两国间的使者往来频率降低。

高丽王朝:元朝为什么要和高丽王朝联姻?

宋鉴于高丽文化发达,派往高丽的使者,多注意遴选文人,如张滔、宋球、王云、徐栽、吴栻等。宋使到高丽后,与高丽文士广为结交,备受欢迎,尤其是徐棘。1123年(宋徽宗宣和五年,高丽仁宗元年,徐競奉命赴高丽。徐敕在高丽期间与高丽文人尹彦壮、金富拭兄弟、金仁挨、李之美等广为结交,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友谊。宋朝的一些使节自高丽回国后,多撰写有关高丽的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徐親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徐親回国后,翌年(1124年)就撰写了该书。徐親写成后,受诏上之御府,自家藏一副本。但徐親生前该书并未出版。其后,北宋遭金之侵掠而亡。在战乱中,徐棘的《奉使宣和高丽图经》中“图”部分丢失,而仅存“经”,即文字。1167年(宋孝宗乾道三年,该书始由徐親之侄徐蒇出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全书共40卷,徐親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实地考察,全面记述高丽的政治、经济、军事、物产、山川、人物、礼仪、宗教、习俗等,但凡高丽“建国主政之体,风俗事物之宜”都写得十分详尽,可以称为十二世纪绘图本的高丽百科全书,其价值不亚于《高丽史》。这些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高丽的历史、地理、文学、天文、制度和外交方面的情况,对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有重要作用。

高丽王朝:元朝为什么要和高丽王朝联姻?

宋朝文人赴高丽定居为吏中国与朝鲜陆境相连,海程也不远,因之两国民众常因避战乱和灾荒移居对方国家,其后子孙繁衍,世代相传。中国从殷末周初奠子率众赴朝后,赴朝鲜的中国人日益增多。1930年,朝鲜人口统计,中国历代赴朝鲜的华人后裔达4327709人,约为当年朝鲜人口的五分之一。依《大东韵府群玉》《朝鲜氏族统谱》《各姓世谱》等记载,中国历代赴朝鲜的华人姓氏数量如下:商朝9姓、汉朝5姓、晋朝1姓、陈朝1姓、梁朝1姓、唐朝32姓、后唐2姓、宋朝17姓。由此可知,宋人赴高丽定居的数量相当可观,其中以文人最多。宋人之所以来高丽定居一是为避战乱,宋先后多次遭辽、金侵掠;二是高丽王廷的欢迎。高丽于958年高丽光宗九年建立科举时,同样也设置宾贡科,以待“他国人”,宋文人可参加进士科考试,考中者可在高丽为官。有时高丽王廷甚至强行挽留宋文人在高丽定居为吏:“深慰思贤之竭”,“他山之石,谅符我用”。

高丽王朝:元朝为什么要和高丽王朝联姻?

除文人在高丽定居为吏外,宋之武将,亦有在高丽定居为吏者,如陈养于年高丽睿宗六年,在高丽任郎将。当然,宋人在高丽定居且供职者,恐不止于此,上表所列者仅为迄今所见之史载而已。宋人之所以能在高丽定居和任职为吏,除了高丽王廷“仰慕华风”,积极吸收中国文化,为此实施优惠待遇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便于宋人在高丽定居、为吏的客观条件,就是朝鲜自古就使用汉字,汉文作为朝鲜历代通用的书面语言。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典籍成为朝鲜历代王室、贵族和平民子弟必学之书。宋人在高丽定居,自然会与当地高丽妇女通婚建立家室。此后,其子孙繁衍、世代相传,最后融于高丽民族之中。宋人在高丽的定居与为吏,自然增进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两国文化的交流,对当时高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莫大助益。

高丽王朝:元朝为什么要和高丽王朝联姻?

留学生两宋之交高丽来宋的留学生主要集中在北宋末期。南宋时期,南宋因惧怕高丽人为金人所用,危及自身安全,故对高丽来人持戒备态度,严格控制宋丽民间交往。1115年宋徽宗政和五年,高丽睿宗十年,高丽“遣进士金端、藤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赴宋大学”。为帮助高丽士人学习,特地置博士,负责教习。1117年宋徽宗政和七年“二月九日,上御集英殿,试高丽学生金端等。……赐学生权适等上舍及第,释褐。以权适为承事郎,赵奭、金端并文林郎,鄄惟底从事郎。令随进奉使李资谅归本国。”康就正何以未见其名?在崔靡的《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中记载:“政和中,又亲试权适、金端等四人。”可见,康就正未参加1117年宋徽宗之殿试。权适因其学业优异,宋徽宗“特授权适华贯”,即中华国籍。随后,权适、金端、赵奭三人随高丽使节李资谅回国,但“康就正、甄惟底二人未归,死于宋”。权适学业优异,知识渊博,十分出众。史载,他回国后,在高丽王廷的殿试中亦是佼佼者:睿庙选公等五人,遣中朝就学,太上皇……为临便殿,策试于庭,亲阅其文,试有可釆。内公(即权适。)文意具善,擢为第一,依贡士第一人出身命官。”其后,权适出任高丽国子监祭酒、翰林学士,出掌高丽最高学府。

商人相比于前代,宋代在海外贸易规模上和与海外联系地区的广泛程度以及进出口货物品种和数额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就当时世界范围内,宋代可以说是极为重要的海上贸易大国。对于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宋朝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高丽也是宋朝的重要贸易对象,当时前往高丽贸易的宋朝商队的规模相当可观,从凡十人到一二百人不等。根据当代学者分析统计,从1012年到1278年的这266年间,前后有多达129次的宋商前往高丽,总计人数有5000余人。宋朝商人有自己的头领——都纲,同高丽朝廷打交道时,一般由都纲出面。宋商输送到高丽货物大多是高丽上层社会所需要的,其中主要是书籍、药材、茶叶、文具和奢侈品。宋朝出产的茶叶是贸易的佳物。高丽出产的茶味道不佳,高丽人非常喜欢宋朝产的茶叶。史载:“(高丽)土产茶味苦經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髙丽毅宗王岘喜好游乐,便有宋商远涉重洋给他送去鹤鹉、孔雀和珍异花草。商人从宋朝贩运茶叶、书籍等到高丽,又将髙丽的种种土产运往宋朝。扇子是高丽特产之一,品种有画擢扇、杉扇、白擢扇、松扇等。其白折扇,可“藏于怀袖之间,其用甚便”,深受宋朝士人的喜爱。

商人的行为目的在于求利。宋商将《华严经》雕版运入高丽,绝不是出于对佛的虔诚信仰;商人贩运儒经,目的当然不是弘扬儒道。但在无意之间,商人却充当了文化的媒介。宋商的作用尚不止于此。“他们不但对宋与高丽的经济关系、文化交流均有重大的贡献,而且也成为两国间的无晃使者。商人作为非官方人士,在宋丽断交时常传递信息,使得两国互通有无,使双方间的联系得以延续不断,甚至在他们奔走、联络下,使中止的官方关系得以恢复。”毫不夸张地说,在辽、金的军事压力下,正是借助以商人为中介的民间秘密外交,宋丽之间才得以保持时断时续的友好关系。

到南宋时期,宋丽正式外交关系中断,在宋朝政府和地方官员的推动下,商人的“外交活动”更加频繁。商人的“外交活动”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传递政治消息。1128年,纲首蔡世章将高宗即位的诏书带到高丽。1131年,宋朝都纲卓荣奏报高丽朝廷:“少师刘光世遣将黄夜叉将大兵过江,击破金人,横尸蔽野,降3000人,半是汉人。自两浙至河北皆平安,皇帝驻禅越州,改建炎五年为绍兴元年。”卓荣带来的消息使高丽重起修好之念。次年二月,高丽遂遣礼部员外郎崔惟清、阁门祗候沈起赴宋,重申宋丽友好。商人的另一个“外交活动”是探听金朝的政治动态。如1135年,宋朝沿海制置使郭仲苟派遣吴敦礼至丽,探听女真消息。又1161年,宋朝右朝奉郎、提举两浙路市舶曾怀献根据商人的报告,得知金人虽善骑射,却不善水战,因此建议朝廷“不必严备海道,以免分兵无益”。

医生这一时期宋朝名医赴高丽医诊与讲习的众多,但主要集中在北宋末期。南宋因惧怕高丽人为金人所用,危及自身安全,对高丽来人持戒备态度,故宋丽间的医学交流处于停滞状态。高丽对宋医十分尊重,待遇甚优。1130年(宋徽宗崇宁二年,高丽肃宗八年)六月,宋帝应高丽之请,派医官“牟介、吕炳、陈尔猷,范之才等四人至(高丽,牟介等馆于兴盛宫教训医生。”“十月,高丽国王肃宗“命太子设斋于奉恩寺,(宋)医官牟介等往观之,赐牟介等酒币”。翌年,牟介等四人回国。1118年(宋徽宗重和元年,高丽睿宗十三年)七月,应高丽国王之请,宋帝“命国医仍赉药,俾往资于教习”。于是,宋翰林医官太医局教授赐紫杨宗立、翰林医谕大医局教授赐紫杜舜举、翰林医侯大医局教学成湘、迪功郎试大医学录陈宗仁、蓝笛等五人至高丽。两年后,他们始回国。1122年(宋徽宗宣和四年,高丽睿宗十七年,又有两名宋医赴高丽,“留二年而归”。此外,颇有学识并精医术的北宋进士慎修及其子慎安之,来高丽定居供职,并终老于高丽。年(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高丽肃宗六年,宋徽宗又将《太平御览》卷和医书《神医普救方》卷赠给高丽使节任懿。宋医赴高丽的医诊与教习以及宋朝医书的传入,自然有助于高丽医学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