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奋斗店小二，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对东汉末年建安时期：孔融建安七子、陈琳、王粲、阮瑀、徐干、应玚、刘桢的合称。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越是社会动荡时期，越会产生很多大思想家和文学家，像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或者民国时期。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各方割据势力涌现，百姓流离失所，很多人通过文学作品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通过诗词创作表达自己的理想，掀起了中国诗词创作的一个高潮，大多数诗词文笔华丽，包括其他一些文学作品，都对后世的诗词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文学史上对这一时期的几位人物合称建安七子。
“竹林七贤”是对晋魏时期七位隐士的合称建安七子，他们包括：山涛、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他们成名要稍晚与建安七子。他们时常在一起喝酒作诗，活动于现在河南辉县一带的竹林，故称竹林七贤，他们的理想与追求和当时社会格格不入，又不能正面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不得志使他们有了出世的想法，后来隐居起来，这种做法有人追捧，有人贬低，各执一词。所以后世称他们为竹林七贤。
如果把《三国演义》改成《三国文史演义》，曹操父子三人的文学成就是绝对碾压刘备、孙权和司马懿，估计也只有“建安七子”和诸葛亮、周瑜能和他们抗衡！
在中国文学史上，曹操父子三人的文学成就是一座丰碑，魏晋风骨的形成就在这一阶段，并成为唐宋文学复古运动竞相效仿的主要部分。
东汉中叶，随着宦官弄权、良臣散野，文学作品的质量和数量也出现严重滑坡，一些赞扬盛世的大赋开始转向抒情小赋，文学作品凋零。
直到董卓、袁绍、曹操、孙权等人开始了诸侯割据，对家国、志向的思发情感才由寂灭转为活跃。在文学方面，开始进入真正的“文学自觉时代”，文人们不再为赞美、忧叹本身而兴发，开始摆脱经学、儒学独立发展，播下百花齐放的种子。
曹操和曹丕的诗风趋于一致，风格沉稳雄壮，体现了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而以孔融、陈琳为首的“建安七子”，其文分诗风多沉郁悲切，体现出家破国亡的哀叹和为国为民的忧叹。
作为天下才占了八分的曹植则和王粲合称“曹王”，文风细腻、思维天马行空、辞藻清丽雅姿，体现了和乱世截然不同的气象，也开启了现实主义文风。特别是曹植的《洛神赋》、《白马赋》，自魏以后，除王勃可与之拮抗外，已成绝响！
诸葛亮的《隆中对》和前后《出师表》，充分展现了他的文学造诣毫不逊色“建安七子”，特别是金句频出：“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诸葛亮的《出师表》：“志尽文畅，表之英也”，陆游则夸赞说：“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治世结合文学，经政融合典故，诸葛之文采，绝对是妥妥的文赋大师！
至于“羽扇纶巾”的周瑜，又怎么可能没有超绝的文学才华呢？
在赤壁之战后，周瑜上表孙权：“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只是这一句被后人借用了几千年的‘非池中物’，足以证明其文采斐然！
所以，如果以”文学造诣“论成败英雄，孙权、刘备、董卓、袁绍、司马懿绝对是干不过上面这些牛人的！
《三国演义》是一本历史演义小说，通过描绘一部形象化的三国兴亡史，塑造一些英雄人物事迹，来向后人传递历史经验教训和忠君思想。
罗贯中写此书的着眼点是战争、政治和人物塑造，通过朝堂诸侯的明争暗斗、历次战斗，展现多方政治和智囊人物的心理活动及形成，增加小说的可读性和思维深度。
如果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若重点提及曹操父子的文学成就，就必然要相应对比其他人物，增加的这些情节无益于体现小说的主题，反而枝枝蔓蔓，弱化了英雄形象和忠君主题，让这部小说变得不伦不类。
因此，《三国演义》根本无需提人物的文学成就，避免弱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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