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冈正笃（1898-1983），是日本20世纪重要的理论家、学者田中角荣。他创立的“人物学”，类似中国的“帝王学”。他在日本政界和财经界很受欢迎，多位日本首相尊他为老师。或者说，他在日本扮演了类似中国古代“帝王师”的角色，对日本政界和商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因此，他有着“昭和教祖”、“首相指导者”、“昭和时代幕后人物”等称号。
▲安冈正笃（1898-1983）
安冈正笃是汉学家，精通中国传统文化，服膺中国儒家学说，是日本阳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田中角荣。但是，此人一贯持右翼立场，二战前参与日本法西斯运动，战后转向反华反共反民主，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因此大陆学界对他的研究不多。下面，我从几个角度，简单介绍一下此人，希望对想了解此人的朋友有点帮助。
一、靠阳明学起家的日本学者王阳明先生创立的心学，对日本有很大影响。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吉田松阴，维新领袖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都是阳明之学的忠实信徒。日本哲学家高濑武次郎曾说田中角荣：“……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明治维新后，日本有一派主张坚持东方文化传统，把阳明学作为重塑日本精神的文化资源，幕府时期处于“半地下”状态的阳明学，在日本公开传播风行起来。例如，20世纪初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发现，“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在轮渡上，凡是在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传习录》，且有很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这个哲学的精义；特别是他陆海军官，对于阳明哲学，更是手不释卷的在那里拳拳服膺”。
▲日本明治维新领袖西乡隆盛，阳明心学的虔诚信奉者
安冈正笃1898年生于日本大阪市顺庆町，原姓堀田。他18岁时，由于家境贫寒无法继续学业，经人介绍过继给安冈家做养子，遂改姓安冈。他出生成长于日本激烈震荡的明治、大正时期，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日本阳明学者。
安冈从启蒙开始就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上小学时，母亲指导他阅读中国的四书五经等传统典籍。同时，他结识了一位名叫浅见晏斋的老人。浅见是一位有隐士风格的汉诗诗人，常给他讲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文化，帮助他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学时期，安冈结识了当地一位研究阳明学说的学者冈村达，把他引导到研究阳明学的道路上。他回忆说，刚与冈村接触时，根本不知道“阳明学”是什么，但“唯独这个词，不知什么原因深深地印在我的头脑中，我觉得它成为我今天某种巨大的路标。”安冈毕生研究、传播阳明学，从这时开始。当时的安冈，在学校是“学霸”级的人物，不仅学习成绩好，还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关注时事政治，流露出来从政的志向。
1919年6月，安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科。这时，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参加社团活动，结交高层人脉，其一生事业由此发端。他在大学期间，出版了两本书，一是1921年出版的《东洋思想和人物》（注意：这里的“东洋”，是指中国）；二是1922年出版的《王阳明研究》。
▲王阳明像，阳明先生被安冈正笃视为偶像。
《王阳明研究》在日本产生了广泛影响，奠定了安冈正笃阳明学者的地位。他回忆说，他在大学毕业接受征兵检查时，负责征兵的大佐问他：“有个和您同名同姓的人，出了一本叫《王阳明研究》的书，请问您和他是什么关系啊？”安冈只好略带谦逊地回答，这个人就是我。大佐对如此年轻的人能写出这样的著作，表示钦佩和惊讶。
但是，安冈最终没有从政，而是选择了学术和教育工作。他一生写了一百多本书，其中大部分与中国文化有关，特别是阳明学。他还曾监修过日本版的《王阳明全集》和《阳明学大系》。
二、差点成为战犯的法西斯分子大学期间，安冈结识了日本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和大川周明。他加入了北一辉的“犹存社”和大川周明的“社会教育研究所”，并且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他担任社会教育研究所的教学部部长，负责讲授“孔老学”——中国的儒道思想。安冈还和大川周明一起，在大川任教的拓殖大学成立一个日本主义团体“魂之会”，宣扬所谓“日本精神”。当时，大川周明是教授，而安冈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大川周明（中）在东京审判的战犯审判席上，前为东条英机，后卫美军警卫
在日本法西斯运动中，安冈是宣扬法西斯文化的理论家。但是，他反对北一辉的暴力激进路线，重点进行理论研究。1925年，日本发生“安田共济事件”，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与日本财阀安田集团因裁员事件发生冲突。安冈在事件之后，与大川周明分道扬镳。
二战后，安冈被列入战犯名单。但是，他通过关系向蒋介石求助。蒋介石给麦克阿瑟打招呼，把他的名字从战犯名单中划掉的。因此，二战结束后，安冈只受到了“剥夺公职”的处分，而大川周明则被送上战犯审判席，因患有“精神病”才免受追究。
总之，安冈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日本战后铲除法西斯不彻底，使他在战后又活跃了几十年，继续充当战后日本右翼的理论家。
三、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处士”安冈的学识和名气，帮他扩充了人脉。他读大学时，结识了一位名叫池上作三的医生，并与池上的两个外甥结为好友。池上的两个外甥，一个叫岸信介（日本前首先安倍晋三的外公），一个叫佐藤荣作（岸信介的弟弟，因过继给佐藤家而改姓）。后来，岸信介兄弟走上政坛，都担任过日本首相。
1922年6月，安冈大学毕业，在日本文部省短暂任职后辞职。此后，他以在野身份，从事学术、教育事业和日本的思想启蒙。他研究和宣传的重点，仍是阳明学。用中国古代的说法，他就类似一个陶弘景那样的“处士”，虽是在野之身，但参与了不少日本政治事件。
▲安冈正笃青年时期的“贵人”酒井忠正伯爵（1893-1971）
同年，安冈结交了一位后来对他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酒井忠正伯爵。酒井比安冈大5岁，曾任日本贵族院副议长。酒井赞赏安冈的学识，介绍他认识了后藤文夫、广田弘毅、荒木贞夫等日本官僚阶层的“少壮派”。这批人在政坛上逐渐形成一个叫“新官僚”的派系，他们与军部密切合作，把日本推向法西斯道路，安冈则扮演了幕后“军师”的角色。
1924年，安冈结识了日本海军大将八代六郎。八代六郎曾任日本海军大臣，在日本海军中有极高的威望。同时，他还是阳明学的虔诚信奉者。某日，八代六郎请安冈到自己家中，讨论阳明学。两人的观点并不一致，从下午五点钟一直谈到半夜12点。八代夫人担心丈夫的健康，暗示安冈离去。八代却不依不饶，最后说，自己要思考一下安冈的观点，如果觉得安冈观点是对的，将拜安冈为师；反之，安冈就要拜自己为师。一周后，八代登门拜访安冈，承认自己的观点不对，并正式拜安冈为老师。这一年，八代63岁，安冈26岁。此后，八代到死都称安冈是自己的老师。通过八代的关系，安冈的学说在日本海军中传播很广。
在酒井等高官的支持下，安冈打着学术教育的名义，成立了一些机构。如1922年成立的东洋思想研究所，1923年举办的阳明学研究会，1926年创立的金鸡学院，1931年创立的日本农士学校，1936年成立的笃农协会，1942年成立的兴亚同学会等。安冈主持的这些机构，为日本政界、财经界培养了大批人才，并且是政商人员交往联系的重要渠道。
▲安冈正笃的学生八代六郎海军大将（1860-1930）
二战结束后，这些机构被盟军司令部勒令解散。1949年，安冈又成立了“全国师友会”，并在日本各地设立分支机构，联络政商各界的人脉。安冈面对战后日本的形势，调整了自己的思想，倡导儒教复兴，弘扬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他宣扬阳明学的精神，提倡“活学”，即学以致用，力图重建日本人的价值观，重塑日本人民的精神面貌。当然，日本政坛也没有遗忘他，他仍然是包括首相在内的日本高官们的“幕后人物”。
安冈创立的学说，叫做“人物学”。这门学说的主旨是，研究历史人物，为现代人提供一个学习的榜样，帮助现代人完善自己的人格。他说：“研究人物最高贵的意义在于，体验我们未曾发觉的种种生活，接触我们往往容易忽略的人生深刻本质问题，完成自己的人格。”
四、日本政坛的“幕后军师”安冈在幕后参与政治的事迹很多，下面简单说几件。
1945年8月，日本要起草投降诏书，这是高度机密的事情。日本天皇主持御前会议讨论后，由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根据会议精神，亲自执笔起草。迫水绞尽脑汁，起草了两稿，仍然无法通过。迫水无奈，只好请安冈到自己家，请他执笔修改。安冈看过原稿后，提出了两点修改思路，得到迫水的赞同。
▲日本投降诏书（部分），红线标出处为安冈正笃修改
接着，安冈对原稿进行了大量修改。据他回忆，最重要的修改有两处：一是把原稿中的“欲永远确保和平”改为“为万世开太平”；二是在“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一句前面加上了“义命之所存”。“为万世开太平”出自宋代大儒张载的“四句教”；“义命之所存”出自《左传》，原文是“以信行义，以义成命”。安冈叮嘱迫水，这两处是全篇诏书的着眼点，一定不能再改。谁知，投降书发表时，安冈加的“义命之所存”，被改成了“时运之所趋”。安冈为此大为恼怒，一生耿耿于怀。
我们中国典籍中的名句，被安冈用来掩盖日本法西斯的罪行，我觉得安冈很无耻。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也不难看出安冈在日本政坛的地位，以及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
1960年6月，安冈的老朋友岸信介决定退休。为了争夺自民党总裁宝座，自民党各派系陷入混战。7月13日，总裁开选，可大家争吵了一天，也没选出来。当晚，池田的秘书官大平正芳到池田家商议对策。期间，安冈打来电话，叮嘱池田在第二天的选举中要以“低姿态”出现。第二天，池田遵嘱行事，顺利当选总裁，随即担任首相。
▲日本首相池田勇人，遵照安冈正笃的建议当选自民党总裁
1983年1月，安冈向秘书提到了“平成”这个词。同年12月，他就死了。6年后，1989年1月7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驾崩。当天下午，竹下登内阁的官房长官小渊惠三宣布，新年号为“平成”。一周后，日本《朝日新闻》刊登题为《年号制定之谜》的文章，指出新年号与安冈又密切关系。两天后，日本《读卖新闻》也刊登题为《安冈之影》的文章，指出安冈与新年号的关系。1990年1月17日，竹下登在发表精选演讲时，首次承认安冈是“平成”年号的拟定者之一。
五、如何看待安冈这个人物？安冈正笃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从政治立场上看，在二战前他就参与法西斯活动，二战后坚持右翼立场，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冷战时期，安冈虽然放弃了法西斯主义，但坚持反共反华立场。他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共产主义，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
举个小例子：前面提到的大平正芳是安冈的弟子，对安冈非常重视。在池田时代，大平正芳就常把自己的一些重要讲话稿，先交给安冈过目，两人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但是，在对待日本与新中国关系上，师徒俩有分歧，大平主张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大平出任田中角荣内阁外相，与田中首相一起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毛泽东主席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中）和外相大平正芳（右）
田中和大平在访华期间，毛泽东主席送给田中一部线装的《楚辞集注》，周恩来总理送给大平一幅“言必信，行必果”的书法条幅。安冈借题发挥说，“言必信，行必果”出自《论语·子路》，周恩来送这条幅的意思是说，日本“硁硁然小人哉”，是骂日本人为“小人”，可是大平对此却茫然无觉，真是可悲又可叹啊！安冈以日本学术大师的身份，对外交中的一幅书法做出这样的解释，真有点“大师不要脸”的意思了。当然，他实际上是要挑拨中日关系。
从学术角度看，安冈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他一生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发挥阳明心学，写了一百多本书，创立了“人物学”，是有其可研究之处的。
安冈与国民党的一些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二战后，安冈曾几次访问台湾，会见过蒋介石、蒋经国国民党首脑人物，与海外学者徐复观、唐君毅等有良好的关系。徐复观撰文称他是“日本真正的汉学家”。安冈的著作，我国台湾地区曾翻译出版过一些。
个人认为，我们今天又必要研究安冈正笃这个人物。这对我们了解日本，了解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了解日本右翼的思想，会有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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