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被称为“畸怪之士”，主要是因为清初四王：
1.“八怪”地位低下，身体卑微。八怪多平民出身，还有几个只是盐商清客。郑板桥等人做过官，也只县令清初四王、县丞之类的小官。板桥的字，被认为是“小儿游戏”；金农的字，被认为“故作拙稚”。他们的书画被讥为“狂奴故态”，笼统地被目以为怪。
2.“八怪”以书画谋生。汪士慎清初四王、金农在扬州长期卖画，郑板桥以笔墨为糊口觅食之资，对自己的书画标码标价，称之为润格。明白要价，明白以画易米，在上层人物看来，“八怪”是自甘堕落，是社会上的一群怪物。
3.“八怪”书风画风并非“正道”。人们认为他们的风格是出奇制胜，旁门左道。板桥诸人以画谋，被认缺乏艺术的真诚，写意书画只是顺应“皂隶商贾”爱好新奇的涂鸦之笔。鸿儒大贤以卫道者自居，讥诮这批人为“畸怪之士”。
“扬州八怪”，其实并不真的是“畸怪之士”。他们不满当时艺坛的窒息氛围，拒绝主流画派的影响，追求个性表达，使艺术得以创新。同时也顺应了启蒙民智、推动改革的时代需要。
实际上，艺坛的保守与革新的冲突永远存在。“怪”不正表示与拘泥传统的正统人士壁垒分明吗？“怪”不正可明示独树一帜、自成一格吗？
“四王”是清初画坛的正统派，深受以皇帝为中心的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喜爱。
他们在艺术上强调“师古”、“临摹”，技法功力极为深厚，其成员为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四人，因四人皆姓王，故称“四王”。他们对清代和近代山水画有着深远影响。
四大名僧：是指明末清初四个出家为僧的画家。原济（石涛）、朱耷（八大山人）、髡残（石溪）和渐江（弘仁）。四人都擅长山水画，各有风格。其特点：石涛之画，奇肆超逸；八大山人之画，简略精练；髡残之画，苍左淳雅；弘仁之画，高简幽疏。都自具风裁。作品多表现不平之气，个性鲜明；既学习古人，也敢于突破古人成法，而取材直接来自自然，贴近生活，故作品中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他们的画风对后来的“扬州八怪”有较大的影响直到近代的吴昌顾、齐白石等画家。清代初年和尚画家之多，在中国绘画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杨晋是清代宫廷画家，以画界画见长，他能恰到好处地发挥传统工笔界画的特长，把人工建筑的楼阁台榭及人物举止和天然山水景色紧密结合起来，在结构上作了极好的剪裁，满而不闷，画风细致明秀、娟丽清新，层次过渡非常自然。
个人观点，另外最重要的杨晋是清代大画家王翚的山水入室弟子。杨晋供奉于宫廷，晚年的笔法较为粗率，黄蜂苍劲但不厚润，故而三水少了一分秀韵。故而杨晋并没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清代四王、四僧在绘画造诣方面是远远在杨晋之上的。
社会是复杂的，环境是随时都在改变的。
个人要在这世间立身，最实在、最可靠的，还是自己的真才实学、还是自己精湛的技术艺能。
这里，就来说一段清人的故事。
这故事，是关于社会的，也是关于立身的；当然，这立身，与真才实学、技术艺能也有关系。
本文出自清人况周颐《眉庐丛话》第一卷中的一节。
欲说其事，先知其人。
本文的主人公为董邦达。
《清史稿》卷三百五·列传九十二有《董邦达传》。
那么，就先依照《董邦达传》，对其人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董邦达，生于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卒于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享寿71春秋。
字孚存，浙江富阳人。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被选为拔贡生。
经尚书励廷仪荐举，在户部七品小京官上行走。
励廷仪（公元1669年～公元1732年），字令式，号南湖；直隶静海人，励杜讷之子；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己卯科举人；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庚辰科进士，选庶吉士；清世宗雍正年间（公元1723～公元1735年）曾任刑部尚书、吏部尚书，死后谥文恭；任刑部尚书多年，后来其属下满官员侍郎海寿升任尚书，按清廷规定，应超居其上，但雍正帝为表示对汉官员的重视，命他行走在前；著有《双清阁诗稿》八卷；书法以王羲之的行书为基础，旁涉虞世南、褚遂良，点画遒美，笔势雄强，富于变化。
所谓行走，按照清朝的制度，是指不设专官的机构或非专任的官职。
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
清高宗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充任陕西乡试考官；
后授右中允；升迁为侍读学士。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命入直南书房，擢升内阁学士，丁母忧，辞归。
逾年，召诣京师，命按照梁诗正的旧例，入直，食俸禄。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补原官，迁侍郎；
历职户、工、吏诸部。
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迁左都御史，擢升工部尚书。
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调礼部。
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调还工部。
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仍调还礼部。
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4年），以老病乞请解任，皇上谕旨曰：
“邦达年逾七十，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例。惟邦达移家京师，不能即还里。礼部事不繁，给假安心调治，不必解任。”
寻卒。
赐祭葬，谥文恪。
工山水，苍逸古厚。
论者认为，三董相承，为画家正轨。
所谓三董，即董源、董其昌与董邦达三大画家。
长子董诰，与其父有“大、小董”之称；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中举；隔年会试，名列一甲第三，中探花，乾隆帝亲自将其改为二甲第一，作金殿传胪，形降实升；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六十岁，已从庶吉士、编修、工部侍郎、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等，擢为文华殿大学士（即宰相），钦赐“紫禁城骑马”；直军机先后四十年；精书法，善绘画，晓军事；五次归还故里，生活简朴，平易近人，从不倨傲，深为邻里称道；卒于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终年七十九岁；死后六天，嘉庆帝亲临祭奠，所写哀诗中有“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田庄”之句，并亲自拨款建立“董公祠”。
已述其人，详述其事。
话说，富阳董文恪公（邦达）年少时节，以贡生身份滞留京师。
当日，董邦达寓居在武林会馆。
“京师武林会馆在长巷二条胡同，创自前明。康熙六年重修，有碑记其事……其初闻为绸业公所……”（见清人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二《京师武林会馆》）。
在武林会馆寓居一段时间之后，董邦达的旅资用尽了。
因为没有钱可以缴纳餐饮费用，所以武林会馆的人，就觉得董邦达在这里混吃混喝，很是鄙视他。
董邦达是读书人，有他的志气与清高在。因为接受不了武林会馆里那些人的冷眼冷脸，无法忍耐那些人的冷言冷语，于是，他就搬去外面的旅店暂住。
旅店是做生意的，如果住客没有钱，当然也不会长久。
在旅店没有住几天，因为无法偿还店资，董邦达也不被店家所容。
所谓一分钱难道英雄好汉，当时的董邦达，穷窘寒迫，茫茫然，没有所归之处，真是凄惨啊！
那时，有一年长的妇人，人称刘媪（汉高祖刘邦的妈妈，也称刘媪，一笑！）。
据说，刘媪常常在人前夸口，说是自己擅长相面之术，善于鉴人，有识人之明。
见过董邦达之后，刘媪对他的相貌很是惊奇。
刘媪认为，从董邦达的相貌看，他肯定不是那长期贫贱的人，以后肯定会有腾达之日。
于是，刘媪便将自己多余的屋子，暂时借给董邦达居住，让他将余屋作为自己的学馆，在其间攻书苦读。
借住期间，刘媪对待董邦达也非常和善。
在京师等待科举考试期间，董邦达日夜努力，认真学习，以图进取。
那时，董邦达想着，通过自己的刻苦：
一来呢，考取科名后，可以振奋自拔，人生有所进取；
二来呢，能够及第上榜，也算是应了刘媪的鉴识与厚期，不辜负她老人家的一片和善。
可是，期望与努力，并不是都可以如偿所愿。
等到考试结束，皇榜一出，结果是，董邦达名落孙山，榜上无名。
看到自己落第之后，董邦达又是气愤又是懊恼，他感觉到很是耻辱，觉得自己没脸再见刘媪。
此时，董邦达在京师之中，再一次无处落身，茫茫然不知归路。
因为无处来，也无出去，董邦达就漫无目的地在街市上徘徊游走。走了半天，他是又饥又累。
实在是走不动了，董邦达看见道路左边，有一高门，他就惘然地靠着门边站立着。
不知站立了多久，忽然就有人将门打开了。
开门的人见有一人倚门站立，就问道：
“您是什么人啊？站在这里做什么呢？”
董邦达也不隐瞒，就把自己的名姓等如实向那开门的人简单讲说了几句。
那人听董邦达说自己是个落榜的读书人，又无处寄居，他似乎很是高兴的样子，脸上露出了喜色。然后，那人就把董邦达请进大门之内，让他在自己的居处少坐。
招待董邦达坐定，喝了口水，稍事休息之后，那人拿出一张红笺，请董邦达帮他写一份答谢柬。写好之后，那人还让董邦达署上了某位侍郎的名姓。
董邦达写好之后，那人请他少坐。然后，那人就拿了谢柬，匆匆进入内庭。不大工夫，那人就从内庭出来了。
出来之后，那人很是殷勤地招待着董邦达。
那人先是安排饭菜，请董邦达食用。
等董邦达食罢，然后，那人才说起自己的身份来。
原来，那人就是刚才答谢柬所署名的侍郎家的管理门户的仆从。
据那人说，因为是经过别人的推荐，他也是刚到侍郎家里做事。
正好，侍郎安排那人去写一份谢柬，那人就让董邦达代笔处理了。
进内交差时，侍郎对谢柬很是满意，当面对那位管理门户的仆从赞许有加。那位仆从也就当着侍郎，把谢柬认作是自己的手笔。
那仆从也是精明的人，从内庭出来之后，他就请求董邦达留在侍郎府邸，帮自己代笔。他还许诺，会给董邦达一点微薄的酬劳作为佣金。
这个时候，董邦达刚好没地方落脚，也无路可投，他就欣然答应了那位仆从的请求。
打这以后，凡是侍郎交办那人处理的书信案牍，那人就全权委托给董邦达办理。
凡是董邦达所作的书信案牍，侍郎看后，都很满意。
那仆从在侍郎面前，也毫不客气，心安理得地接受着侍郎的赞许，从不以掠董邦达之美为意。
侍郎见那仆从办事周正、书信案牍精美，慢慢，就对他越来越信任。那人在侍郎家的地位也日渐稳固，他的地位也逐渐超过了其他的仆从。
没过多久，侍郎有一件机密的要紧事需要处理，他就把那仆从召到了自己的书房。讲说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因为事关重大，侍郎吩咐那仆从当场拟稿。
这一下，那仆从作难了。原本，他就不擅长书法文章。
面对这样的场面，那仆从又是惶恐，又是窘迫。半天，他都写不出半个字来。
侍郎见那人惶窘，就严肃询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人一看情况紧急，自己也不能隐瞒，就把董邦达代笔办理书信文牍的事，照实向侍郎讲说了一遍。
侍郎听那仆从这么一说，很是惊异。于是，他马上穿戴好正式的衣冠，来至客厅，派那人延请董邦达进来见面。
董邦达进来之后，侍郎满是歉意地说道：
“实在是不好意思，让您这样的高才贤能处在仆从之间，多有屈辱，这真是我的罪过啊！”
董邦达自是谦让，言说是，能有容身之所，已经仰怀高德了。
一番言谈之后，侍郎敦请董邦达担任自己的记室。
此后，侍郎欣赏董邦达的才学，董邦达敬佩侍郎的为人，两人相得甚欢。
话说，侍郎的夫人有一位贴身婢女。这个女孩子聪明灵敏，而且还略通词翰。等到她成年，侍郎夫人安排，要为她择婿嫁人，她说什么都不肯。
侍郎家执意要嫁那婢女时，那婢女就说：
“我虽然出身贫贱，但是，您要将我嫁给那抬轿子的隶役，说什么我都不会愿意。”
婢女还说：
“我的愿望，就是嫁给董先生那样的读书人。但是，我知道，人家也看不上我。”
最后，婢女坚定地说：
“既然这样，我宁愿终身不嫁，侍候夫人一辈子！”
侍郎听到婢女的话后，笑着说道：
“你这痴丫头，董先生才俊，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他怎么可能娶一个婢女做正房妻子呢？”
这事暂罢。
接下来，正好赶上中秋节。
月圆之夜，侍郎与董邦达饮酒赏月。
酒酣，侍郎悠闲地说起来了婢女曾经说过的话，言是其愿做董妻。
侍郎说，这女孩子还挺痴心的，他想将这女孩子送给董邦达，做侍从，并劝董邦达收她做偏房。
董邦达听侍郎这么一说，很是感慨，言道：
“小生落魄，行遍京师，无人青睐。被明公见拔，已经大大超出所望了！”
“那女孩子，也就是一个弱女子。她能够怜才，想来也不是那碌碌无为的人，我又怎么敢纳她做妾呢？既然明公有意成全，我就娶她做正室。”
董邦达这么一说，侍郎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视，侍郎也因此而更看重董邦达的为人。
于是，侍郎和夫人商量了一下，为了妥当，就把那位婢女收为义女。这样一来，董邦达也就成了侍郎家的女婿了。
过了一年之后，董邦达连捷，高中进士。
后来，董邦达官至礼部尚书。
董邦达长子董诰，就是名重一时的“富阳相国”。
据说，富阳相国拜相时，太夫人还健在。
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传写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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