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崇祯帝：朱由检，明朝第十六位皇帝，十七岁登基，十七年在位，是一位兢兢业业，事事亲力亲为的皇帝。其时明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东林党与阉党的党争，关内农民起义遍地开花，关外清兵虎视眈眈。少年天子，初生牛犊不怕虎，迅速打击惩治了阉党，处死魏忠贤。就在大家以为明朝中兴有望时，却因为多疑，中了敌方离间计，凌迟了袁崇焕，自毁长城。梁启超评价“……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崇祯帝高开低走，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后来的南迁之议也不了了之。正如“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未能力挽狂澜，最终被迫在景山殉国。自缢前以血写就遗诏：“……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临终不忘为子民请命，也可谓是求仁得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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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且不论封建时代的战争同拿破仑战争、南北战争在部队机动、通讯、后勤上的天壤之别，现在就谈一个基本事实崇祯帝：崇祯朝末期明朝还有多少可战之兵。
崇祯一朝，明朝堪用的机动兵力已经逐渐捉襟见肘了——为了对抗关外的洪台吉，外加围剿陕西、山西、河南、安徽烽烟四起的农民军，崇祯帝开征三饷，充实边军。尽管在搜刮民脂民膏、逼反农民上弄的不遗余力，无奈两面作战，精锐机动兵力丧失殆尽：九边战兵于洪承畴在松锦大战中全军尽没；杨嗣昌“十面张网”被农民军扯的七零八落，南北交通断绝导致了左良玉、刘泽清、刘良佐等部军阀化。以至于孙传庭出任督师镇陕西的第一件事就是斩杀总兵贺人龙以立威，无奈崇祯十六年孙传庭征河南的战役以战败告终，其本人同监军副使乔元柱在同李自成的战斗中阵亡，崇祯皇帝最后一支可以攻城野战的机动兵力烟消云散，故时人有云：传庭死而明亡矣。
在大顺军东渡黄河攻击北京的战役中，明朝真正具备一定战斗力的守备部队大概还有以下几支：一是战斗力最强的关宁军，连同老弱家眷在内约五万人，其中战兵三万人左右，由于守备关门、宁远两镇，一旦调动就意味着关门大开，满洲军事贵族可以长驱直入，因此要调集关宁军内卫就必然导致它带着老弱家眷一起行军，从而由兵贵神速的勤王变成慢慢吞吞的大搬家；二是驻守古北口、张家口等处的明军唐通部八千战兵，作为关宁军的侧翼守备，主责防御满洲军事贵族绕道
蒙古破边墙而入，同样不可轻动。且唐通部战斗力较弱，在同农民军及清军的作战中败多胜少，用来对抗农民军估计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气；三是京师勇卫营、铁骑营八千战兵，但是李自成攻击北京之前已被李建泰督师拉走了一半试图打通南北联系，在正定得知大顺军刘芳亮部逼近的消息后纷纷逃散，“建泰不能制”，其余部队在李自成本部攻北京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抗，算是尽了最后的责任；四是守备
山东、江苏、安徽等地的三镇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部，这些部队尚有一定的战斗力，后来也纷纷成为满洲军事贵族的爪牙，但在当时已经全部军阀化了，崇祯皇帝倒是想过调距离最近的刘泽清入卫，结果人老刘自称“坠马负伤不能行”，不仅不愿意来，反而还问崇祯帝要慰问金，把老朱气得够呛；五是湖北左良玉部，这是一支早已军阀化了的部队，从它不仅不听地方军政长官的调遣，不听皇帝的调遣，乃至到了南明弘光朝还能玩出“清君侧”的把戏就能看出来。至于其余地区的明军守备乃至地主团练武装，基本上只有个摇旗呐喊的本事，你叫他们去攻城野战，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所以，在大顺军攻击北京的时刻，明军何来“百万军队”，真正部署在战区内，有可能即时调得动的战兵也就四五万人，其余的部队不是距离过于遥远以至于按照当时的战略指挥条件，赶到战场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就是根本不听调遣；而大顺军在战役部署上也不是毫无作为——大顺军主力攻击北京之时，左营制将军刘芳亮就在主力右侧实施平行行军，一是为了防止崇祯帝南逃，二是为了防止山东以南的明军北上。以上几个因素结合起来，就让崇祯皇帝在煤山上迎来了大明帝国的最后一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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