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味着蜀汉政权失去了从割据势力到统一王朝最后的可能性。与三国历史不同的是诸葛亮之死，三国演义中直接缩(跳)短(过)了诸葛亮死后到姜维掌军政大权之前的蜀汉历史。
105回说的还是蜀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之死，诸葛亮病逝五丈原，杨仪魏延争权的事情，然后镜头一转就到了曹魏，开始介绍曹睿在许昌、洛阳等地大兴土木，建盖宫殿，"选天下巧匠三万余人，民夫三十余万，不分昼夜而造。"导致“民力疲困，怨声不绝。”然后就是曹魏平公孙渊(蜀延熙元年（238年）)和高平陵政变(蜀延熙十二年（249年）)
所以说诸葛亮死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面，所有涉及到蜀汉的镜头全给导演罗导剪掉了，这段时间里面，跳过了两个对蜀汉来说很重要的人，蒋琬和费祎，因为，在“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方面，他们虽然一直在努力，但是基本上什么有用的事情都没有做诸葛亮之死。
对蜀汉政权来说是少了一根顶梁柱，虽然后面也有蒋琬费祎等人辅政，但这些人没有诸葛亮的威望和能力。诸葛亮的死说明蜀汉对魏国长期造成的压迫状态不存在了，魏国可以安心修养，积蓄实力一统天下。
诸葛亮死后，大家虽然还有着理想，但是已经无人可以代替他继续北伐。如果真有人坚持北伐，结果会很不妙，要么威望不够无人能服——魏延杨仪可是直接掐得昏天黑地，最后一前一后都被大家赶下去了。要么水平不行，干脆直接被宣王按地上摩擦，于是蜀汉元气大伤，乃至于暴死。
于是，现实所迫，蜀汉高层选择了闷声发大财的道路，不大举北伐，而是进行有限度的战争，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和开发南方上面。为了配合这种改变，在宣传时，也可以淡化北伐的情绪，尽力消弭对北方曹魏的仇视。
然后，就走向了无可奈何的衰败。精神上意志上的颓废，比现实中身体上国力上的衰败所带来的危害，并不逊色多少。比如，曾经非常支持刘备诸葛亮北伐的人，后来居然成了劝说刘禅投降的主力。再比如，诸葛瞻等一批地位不高的二代战死之后，剩下的成都城里的人，没什么反抗就直接赞同投降。
依据正史来看，诸葛亮是被累死的。
诸葛亮死于第五次北伐期间，我们先看看史书中对当时情形的记录：
诸葛亮派使者去魏军大营。司马懿见到使者，不询问任何军事方面的情况，只打听诸葛亮的饭量、睡觉多久以及工作是否繁忙等家长里短的琐碎事。
蜀汉使者如实回答如下：
1、睡眠情况。“夙兴夜寐”，也就是起早贪黑，睡得很少；
2、饮食情况。一天“所啖食不止数升”，当时的标准，一升大概等于200毫升。我们现在喝的一罐红牛是250毫升，可以据此估算下几升饭是多少的量。这种饭量，对战场上的成年人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3、工作量。“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打20板子以上的处罚，诸葛亮都要亲自审核。而他身为总指挥，带领的可是10万人的军队，这种程度的处罚称得上是微不足道。事无巨细，亲自过问，诸葛亮还能有多少休息的机会。
所以，当掌握这一情况后，司马懿对他身边人说：“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诸葛亮吃得少睡得少，又承担那么多事，哪能活得久？
果然，诸葛亮没有撑过当月，在军营中逝世。
如今我们谈及诸葛亮被活活累死，常常说这是他咎由自取：为什么不放权？为什么要把所有事都要抓在手中，结果害得在他死后，蜀汉后继无人？这是典型的专权！
这种思维，就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也是阴谋论心态。
诸葛亮这种处事风格的原因，要归结于他的责任心与危机感。
1、责任心
作为正统的儒生，诸葛亮一直尽心竭力以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先帝不以臣卑鄙......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尤其在白帝托孤之后，他更是以协助刘后主恢复汉室为己任。“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他还如此表露心迹：“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日日夜夜担心，害怕自己有辱使命，损害了刘备的名声。
责任心过强，已经形成了精神压力，并对他的睡眠、饮食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并由此影响了他的身体状况。
（以上引号内文字均出自《出师表》。）
2、危机感
在公元228年第二次北伐前，诸葛亮给刘禅的上书中，表达了他的危机感：
其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政权的合法性，要求自己不断把握机会北伐；
其二，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随着时间的推移，蜀汉的形势将更加危急；
其三，眼睁睁看着从荆州带来的将士日渐凋零，赵云等武将先后病死，而这些人正是蜀军的精锐。老兵离世，但北伐却没有收获战略性的胜利，诸葛亮心急如焚。
正是巨大的责任心与危机感，使诸葛亮不堪重负，他的生活、精神状态、身体状况都因此出现了问题，并最终将他压垮。
病逝于北伐的途中，对诸葛亮而言也算是一种解脱。终其一生，都在为刘备父子殚精竭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无愧于中国封建历史上臣子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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